陶云逵(1904～1944)，原籍江苏武进。192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柏林等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调查研究工作。1935年，曾与凌纯声深入滇缅沿边进行了长达两年余的调查。

　　抗战爆发后，陶云逵任云南大学教授，讲授社会学、人类学等课程。1939年10月起，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讲师。1940年，为躲避日机轰炸，云大社会学研究室迁到呈贡大古城魁阁，陶教授把家安在呈贡，自己则乘火车到昆明上课。在魁阁，陶云逵和费孝通等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发生论辩。1942年6月，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聘转到联大任教授的陶云逵为研究室主任。

　　陶云逵一边教学，一边组织开展研究工作。他1942至1944年一直教授体质人类学和西南边疆社会。研究室则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及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个组，组织了石(屏)佛(佛海，今勐海)铁路沿线社会经济等调查，并创办《边疆人文》学术刊物。在该刊上，发表了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游国恩的《释蛮》等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邢庆兰、高华年、张清常、马学良、吴乾就、罗庸、向达、陈志良、方国瑜、范宁、袁家骅、戴蕃豫、杨志玖、韩镜清、金鹏、杨佩铭、黎国彬等一批著名教授和青年学者先后发表了文章；陶云逵发表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等，则成为了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1943年，陶云逵因爱子染“大热病”夭折，加上生活的折磨，得了“回归热”，病卧床榻数月，最终转为败血症，于1944年1月26日病逝。2月16日，中国社会学会等6单位召开追悼会，《云南日报》刊载专栏发表了悼文和挽诗。曾任同系教授的李树青撰专文感慨：“云逵……根底既好，用心又专，假使天假以年，一定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边疆人文学者。”

　　陶云逵过世后，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痛，欲撇下两个月大的女儿，投滇池一死了之，幸被渔民发现救起。事后，罗常培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才将陶夫人及女儿送回广东阳江的娘家。

　　而陶教授开设的两门课，一时难以为继，1944至1945年度才由吴泽霖教授开设了普通人类学课，而西南边疆社会课则直到联大结束再也没有开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