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农，1906年6月26日生于四川江津县。1927年就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哲学，并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来上海，沈尹默将这个志在高远的年轻人延揽进了自己主持的孔德图书馆。该图书馆是法国人出钱办的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李亚农进馆后，利用馆藏资料，先后写了《铁云藏龟零拾》、《金文研究》等四本古文字学著作和一些论文。

1949年10月，郭沫若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李亚农即被委派为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自此，他在上海开始了与任职相关的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履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旧有的科学文化机构实施接收。在新旧工作转换过程中，李亚农干练的作风和敢于担当的气派，倾倒了不少旧职人员。顾廷龙先生就曾多次提起：“解放后上海图书馆的发展，当时的陈毅市长以及李亚农、徐森玉等均起过重要作用。”

1949年6月16日由上海市军管会市政教育处接管的上海市立图书馆，尽管前身已将江湾的上海市图书馆、南市文庙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福州路前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三馆合并，并且自1950年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极其后人纷纷向新生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捐献私人藏书，可是藏书总量仍然很少。李亚农认为，无论藏书量抑或设施，当时的上海市立图书馆，都同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称，因此决定另行成立上海图书馆，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在积极网罗人才的同时，李亚农主持下的文管会拨出专门经费收购、搜集图书，从而大大丰富了藏书。并于同年二月，将位于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处的原上海跑马总会大楼租定下来，作上海图书馆（当时还包括上海博物馆）馆舍。陈毅市长为之题写馆名。上海图书馆在1952年开始形成了70万册藏书规模。李亚农经常讲：“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图书馆，不是藏书楼，应当让成千上万的人来看书。”上图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大型图书馆。

解放前在上海虹口的横浜桥有个规模不大的上海市博物馆。此外，还有法国人办的震旦博物院和属于英国人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但这些博物馆虽有其名，藏品却很单调，且大多偏于动植物标本，更鲜有精品。上乘文物，基本集于私人藏家之手。

1949年5月28日，解放上海的枪声刚停下，有人报告，海关码头仓库里一批珍贵文物正将装运启航。解放军立即前往封锁。原来这批文物是上海雪田井斋古玩店老板张雪庚将16万美元家产押上而获得的。他打算运往美国出手。报关时，国民党官员索贿甚高，没能即刻成交。不久消息传出，文化界杨宽等人撰文披露，引起社会公愤，遂将这批文物暂且置放海关仓库。上海一解放，李亚农在具体负责接管上述三个博物馆时也验收了这批文物。关于办博物馆的原则，李亚农对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的杨宽说：“博物馆的人员我不安排，由你安排，否则你无法工作，经费也由你主管，我只管原则方针，相信你会管好的，你要大胆工作。”就这样，文管会不仅截留了大批即将流往海外的珍贵文物，保留了一大批外国人为汉学研究所保存的中国文物（如孔德研究所的甲骨文和安特生收集的仰韶时期彩陶等），还在解放初期文物价格低廉的情况下，收购到了大量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包括“攀古楼主”——清咸丰朝军机大臣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的举世闻名的“大盂鼎”（1959年调北京）、“大克鼎”等，极大地丰富了上博的馆藏。

李亚农自1949年到上海工作后不久就患了风湿性心脏病，1952年开始写《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直到1962年9月2日病逝，十年间，写了五本系列性学术著作，约70万字。他的最后一篇文章的写成，距去世仅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