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特约撰稿人 刘利亚/文

    引言

    他曾领导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他曾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广州起义时，他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工担任工委书记。他，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苏兆征。

    □苏兆征大事年表

    ●1885年：11月11日(农历十月初五)，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属珠海市)淇澳村东溪坊。

    ●1895年(10岁)：入本村私塾就读三年左右时间。

    ●1903年(18岁)：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在英国轮船“乐生”号做工，从此开始了海员生涯。

    ●1908年(23岁)：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

    ●1911年(26岁)：在辛亥革命中，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传递情报等，成为“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受到孙中山的表彰。

    ●1912年(27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苏兆征转为国民党员。

    ●1921年(36岁)：3月，在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发动与组织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产业工会之一。

    ●1922年(37岁)：参与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5年(40岁)：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与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等2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6月，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

    ●1926年(41岁)：1月，全国海员工会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苏兆征当选执委会委员长。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举行，苏兆征当选为执委会委员长;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会议，苏兆征当选为委员长。

    ●1928年(43岁)：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兆征作为广东代表团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9年(44岁)：1月，离开苏联回国。2月25日，在上海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中国无产阶级历史上几次伟大的斗争，苏兆征同志都是群众的领导者，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苏兆征带领“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会的工作人员，深人到群众中调查失业工友人数等，积极筹备、组织生产自救场所，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再三敦促下，国民政府终于拨了一笔款项救济失业工人。

    2009年2月25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逝世80周年的日子。近日，笔者来到苏兆征的故居，感受这位伟人波澜壮阔的一生。

    苏兆征故居坐落在广东省珠海市(原香山县)淇澳岛淇澳村，现在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故居幽静而简朴，院内有一尊苏兆征雕像，展厅里摆放着苏兆征及家人曾用过的农具、生活用品等物品，以及当年苏兆征参加革命活动的图片、有关报刊文章和书札函件等。身临其境，仿佛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惊涛骇浪般的风云岁月之中。

    出身贫寒 人虽穷志存高远

    1885年11月11日，苏兆征出生于香山县(今珠海市)淇澳东溪坊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苏兆征的父亲苏厚荣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几亩田地维持家计。苏厚荣平时对儿女管教很严，常叮嘱孩子们：“人穷志不穷，千万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要凭自己的双手获取劳动所得。”父母勤俭刻苦的品德，对少年苏兆征诚实刚毅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苏兆征长到10岁，还未能踏入学校门槛。他渴望能上学，每当路过私塾，总要走近张望学生读书，外祖母便把自己一生的些微积蓄拿出来给他做学费。私塾老师王步千是位爱国忧民、思想开明、性格刚正且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所传授的新知识对苏兆征起着启蒙作用。在王老师的悉心教导下，苏兆征的学习进步很快。在王老师的启蒙和引导下，他也懂得了一些历史知识和国家大事，初步知道了做人的道理。

    在村头的榕树下听老人讲先辈抗击侵略者的故事，是小兆征最乐意的事。淇澳虽是个小小的海岛，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不少中国民众反侵略的事迹。美国人曾对淇澳岛垂涎，借口淇澳岛村民救走了几名逃脱的被贩卖华工，出动十多艘武装帆船进犯该岛，开炮击中钟氏宗祠和天后庙。村民们气愤万分，用土炮还击来犯之敌，愤怒的炮弹击中了多艘敌船，使敌人伤亡不少，船长威廉·柯尔当场毙命。此时，正值退潮，敌船搁浅，侵略者只好扯起白旗投降，派人上岸求饶并赔偿白银三埕(每埕约1000两)。淇澳村民用赔款修筑了一条长1000多米的环村石板路，取名“白石街”。“白石街”见证了殖民主义者侵略淇澳岛的罪行。小兆征被先辈们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每当走在白石街上，他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苏兆征18岁那年，因家乡粮食歉收，无以为生，便跟随乡亲往香港谋生。在一位当海员的亲友帮助下，经过向包工头送礼求情之后，他才在一艘来往香港至南洋的“乐生”号轮船上开始其海员生涯。恶劣的劳动条件和悲惨的海员生涯，磨练了苏兆征坚毅的意志，长期漂洋过海更使苏兆征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更养成了宽广的胸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苏兆征与其他中国海员一样感到振奋。他憧憬着中国工人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后来，他随船到东欧，与苏联海员接触，倾听他们介绍关于十月革命的经过，渐渐地，他领悟到十月革命胜利的真实意义，受到鼓舞和启发，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

    机智勇敢 巧助孙中山脱险

    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就曾以乡谊关系，与远洋轮船的粤籍海员有过不少联络，得到过他们许多帮助。

    苏兆征与孙中山同是香山县人，淇澳岛与翠亨村相隔约20公里，他对这位民主革命家十分崇敬。有缘与孙中山接触、相处，令他兴奋不已。孙中山对中国海员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状况深表同情。同时，他还发现在海员中蕴藏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巨大的革命积极性，遂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反对清廷的斗争。他对苏兆征等人说：“当今世界革命潮流汹涌，我们要努力奋斗，争取自由幸福。”苏兆征被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所吸引，积极投身到推翻清帝的行列。1908年，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协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秘密购买和运输军火、传递消息，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行动，还节衣缩食，想方设法为革命党人筹措活动经费。

    一次，孙中山被清廷密探追捕，恰好遇上苏兆征，苏兆征机智地把孙中山带到船上。密探跟至码头，不见孙中山的踪影，急得东张西望，直跺脚。待他们若有所觉的时候，轮船已经启航了。密探站在码头拍着大腿望洋兴叹。

    1911年秋，为配合广东地区的革命党人举行武装起义，苏兆征、林伟民等冒着生命危险，不顾清廷布满“钉子”，设法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和起义人员。他们把武器藏在箱子里，并机警地在箱子上面贴上显赫人物的名片，伪装成达官贵人的行李物品，放在船上显眼的地方。海关人员上船检查时，看见箱子的名片，不敢打开检查，便盖上放行的关印。船到码头泊岸，海员们称这些行李是送往某某大人行馆的;遇到盘问时，海员都镇定地昂起头，神气地指指箱子上贴着的名片。这样一来，就连缉私人员也不敢动手搜查，二话没说便摆摆手，示意放行。于是，军火就这样顺利及时地运到革命党人的手中。

    苏兆征、林伟民等海员在推翻清朝统治中做出突出贡献，被革命党人誉为“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孙中山曾亲笔写信并题词，给予表彰和勉励。

    坚持抗争 智斗港英当局

    1922年1月12日，香港中国海员为反对英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奴隶待遇，要求增加工资，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为“海总”)的组织领导下，全面发起罢工。同时，香港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也相应成立。

    在苏兆征的带领下，罢工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而此时，香港当局一面虚伪地表示船东已答应考虑海员提出的加薪要求;一面又威胁参加罢工的海员必须于当月16日正午前回船复工。留港的工会领导人陈炳生、翟汉奇抵不住香港当局的软硬兼施，妥协动摇，擅自印发《复工通知》传单，通知各罢工海员于16日按时复工。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海员立即收拾行装，准备返港复工。而更多的海员情绪激动，纷纷到罢工总办事处提出质询。苏兆征深感事件的严重和复杂，一面派人调查真相，一面呼吁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坚持抗争，在未获资方应允增加工资条件前，决不返港复工。

    香港当局见工人抗拒，便采取高压手段，派出军警实行戒严。为还击香港当局及轮船资本家的高压政策，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由于香港的粮食和大部分副食品都是靠内地供应的，实施禁运使香港的供应顿时紧张起来，物价飞涨，供给奇缺。香港当局甚为惊慌，遂派华民副政务司活雅伦赴穗，找到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请求出面干预。

    陈炯明旋即召集海员代表陈炳生、苏兆征、冯永恒以及广州工团代表袁焕廷、马超俊等，与英副领事和香港华民副政务司会谈。英方提出要求派海员代表跟他们回港谈判复工。苏兆征严正表示：我们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已数月之久，资方却置之不理，得不到解决绝不复工。活雅伦碰了一鼻子灰，显出一副尴尬相。他把话题一转，提出希望罢工总办事处允许香港开来的“金山”、“香山”两轮运粮食回港。苏兆征巧妙回答：“本会同仁绝不出面阻止，若工人激于义愤，有所举动，则本会概不负责。”结果，活雅伦和“两轮”的广州之行一无所获，仅载着8袋邮件姗姗而回。

    罢工浪潮席卷全国，港英当局头疼极了。为表示海员工人的诚意，争取社会上更多的同情，海总与总办事处决定派苏兆征等为代表，前往香港与对方谈判。谈判破裂后，香港当局和资方指使香港名流绅士罗旭初用金钱收买代表。罗旭初把苏兆征等“请”到他的写字楼，说：“今天的事想请几个人帮个忙。”苏兆征等问：“这是什么意思?”罗进一步暗示：“一切都包在你们身上，只要你们说一句话，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好处的。”苏兆征察觉到罗是想用金钱收买他们，一口拒绝道：“关于罢工的问题，都是由全体罢工工人共同决定的，怎能只取决于我们几个人呢!”话毕，头也不回地离去。收买者一厢情愿的拙劣表演，换来的又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最后以香港海员获胜而结束。这次罢工锻炼和造就了林伟民、苏兆征等工人骨干，不久，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组织工运 领导省港大罢工

    邓中夏和苏兆征都是出色的工运组织者、领导者。“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下达了举行援沪同盟罢工的电令。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商议后，在区委会议上正式提出发动省港大罢工。会议决定派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人前往香港，与已在香港的共产党员苏兆征等人会合开展组织发动工作。邓中夏等人到香港后，对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表示，这次来港是预备组织一次香港工人总罢工，以呼应上海的“五卅”运动。

    邓中夏初次到香港，对情况不太熟悉，言语又不通，便由苏兆征等陪同前往各工会联络。经过两周时间的反复协商，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任顾问。

    在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苏兆征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结下了崇高而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天晚上，在罢工委员会开会前，大家在闲聊言笑时提到邓中夏。苏兆征说：“中夏是我国早期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为人英明机智，老成稳重，难怪一些年轻同志称他老夫子。”正谈着，邓中夏进来了，他听到苏兆征称自己为老夫子，连忙申辩说：“这个称呼对我并不合适，我现在还是一个青年呢!老苏，你年纪比我大，又是领导香港十万海员大罢工，击败帝国主义的猛将，你才称得上老英雄呢!”在座的一位同志说：“你们俩一位是运筹帷幄的老夫子，一位是抗暴反帝的老英雄，可谓双剑合璧呀。”说得大家呵呵大笑。从此，“老夫子”、“老英雄”的美名就这样传开了，成为佳话。

    在带领工人坚持罢工的斗争中，从一开始，苏兆征等领导人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须作好长期打算。为此，罢工期间，他们除办起了工人食堂外，还建立了医院、学校等，切实解决了工人疾病医疗和子弟读书的问题。在天气相当炎热的夏天，苏兆征还未雨绸缪，亲自与广州有关慈善机构和烟草公司联系，募筹制作御寒衣物的款项。在苏兆征等人不辞劳苦努力奔跑下，先后共筹集到棉衣4万件、棉被2万条、土布松花褥子1万床，赶在冬季到来时，把御寒衣物发给罢工工人。大家激动万分，把这些棉衣称为“万家衣”。苏兆征对工人关怀备至，但对自己和家属，却严格有加。当时，苏兆征携带妻子钟荣胜和两个孩子从香港返回广州，一家人住在榨粉街一间屋子里，他们的生活待遇与其他工人一样。家庭经济虽然拮据，妻子钟荣胜从没半句怨言。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返回家乡淇澳村带回一些咸鱼、杂粮以帮补家用。

    在每次集会上，苏兆征讲的话都为工人所倾心接受，并鼓舞起人们斗争的热情。人们都说：“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工人行动的指令。”

    转战武汉 救济失业工人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从广州迁到武汉。时任委员长的苏兆征，也于翌年3月底，告别了广州的战友，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工作，出任劳工部长和武汉市政府市政委员会委员。

    苏兆征抵达武汉时，受到武汉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27年4月3日，武汉各界群众五十万人，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苏兆征。刘少奇在大会上致欢迎词。《汉口民国日报》也为此发表题为《革命的象征》的社论，称：“苏兆征同志代表全国二百八十万干革命的产业工人站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全国的工人阶级已经领导着，而且正在领导着，并且继续领导着中国的国民革命。”

    就在同一天，日本水兵仗势欺负中国百姓，在汉口日租界乘坐人力车不但不付款，还逞凶殴伤讨付车钱的人力车夫。日本水兵的野蛮行径激起了武汉人民的愤慨，纷纷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日本领事馆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日本水兵登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疯狂扫射，当场打死九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竟反咬一口，诬蔑我国公民“狂烈排外”。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挑衅，苏兆征毫不畏惧，挺身而出，与刘少奇、李立三等发动和领导武汉人民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日本水兵屠杀中国人民暴行的斗争。“四·三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求下，国民政府组成了以苏兆征、谭平山、陈公博为首的“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会”，处理有关事宜。5日，又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各工会联合会议，号召工人与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同胞的罪行。6日，武汉各界群众代表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和武昌阅马场举行追悼“四·三惨案”死难者大会，严正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公民的罪行。

    苏兆征、谭平山等又带领“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会的工作人员，深人到群众中调查失业工友人数等，积极筹备、组织生产自救场所，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苏兆征更不辞劳苦地与有关部门研究、探讨解决因“四·三惨案”事件而失业的工人的就业和生活等问题。在他的再三敦促下，国民政府终于拨了一笔款项救济失业工人。

    无私奉献 积劳成疾辞世

    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的一个深夜，留在莫斯科的黄平被阵阵呻吟声吵醒。他爬起来一看，只见同房间的苏兆征脸色铁青，汗如豆大。便立即搀扶着他去找医生，诊断结果是患了阑尾炎。苏联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建议他留在苏联疗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好些再考虑施行手术。

    海员出身的苏兆征，原来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但自从参加革命后，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和战斗，加上生活贫困俭朴，营养严重不足，致使积劳成疾。

    虽说是组织把他安排在苏联疗养，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苏兆征始终不肯多花一分钱，省吃俭用，不搞特殊，坚持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还抓紧时间，撰写关于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小册子，该书由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出版。身在异邦的苏兆征，想到许多为革命牺牲的战友和正在受苦受难的同胞，实在无法在苏联安心疗养下去，他多次向组织提出，要求立即回国工作。

    翟秋白等中央领导十分关心他的身体，一再劝他安心养病，等动了手术，养好身体再回国。可是，苏兆征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坚持立即起程返国工作。1929年2月上旬，经过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风尘仆仆的苏兆征回到了阔别整整一年的上海。回国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虽几次路过家门，都因顾及工作而未进门看望亲人，故家人一直不知其已返上海。直到春节来临，同志们一再催促，他才在春节前夕回到家中。当一年全无音讯的他出现在家门口时，妻子钟荣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光知道高兴，不知话从哪儿说起，女儿丽娃和儿子河清蹦跳着高兴地叫喊：“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

    这年春节，苏兆征一家好不容易欢聚一堂过了个快乐年。

    春节一过，苏兆征化名为黄先生，依然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为革命奔走。他忙于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精神。终因劳累过度，当会议结束不久，便又病倒了。但苏兆征不愿将病情告诉同志们。一天深夜，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妻子钟荣胜无所依靠，又不懂上海话，好不容易雇了辆出租车送他去医院，走了好几家，都说没床位，几经周折，才把他送进了一家私人医院。待办妥住院手续，苏兆征已陷入昏迷状态。经医生抢救，苏兆征没有苏醒过来，生命已处于垂危时刻。

    1929年2月25日，在党中央机关做具体工作的龚饮冰找苏兆征汇报工作，始知他病重住院。当日下午4时左右，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赶到医院。此时的苏兆征已处于弥留之际，站在一旁的邓颖超，从怀中掏出一支笔，在一张小纸片上把苏兆征的遗言一一记录下来。

    1929年2月25日下午6时20分，苏兆征谢世而去，终年44岁。

    第二天，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沉痛悼念苏兆征逝世。通告说：“兆征同志在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世纪最好的指导者”;“中国无产阶级历史上几次伟大的斗争，兆征同志都是群众的领导者，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的模范，中央号召全党要一致地继续着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要记着他的遗言，‘大家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链接·同代撷英录

    邓中夏

    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隆渤，湖南省宜章县人，是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也是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

    1917年夏,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2年5月1日，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受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邓中夏、苏兆征等抵香港，发动工人群众,策划省港大罢工。1930年7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湘鄂西苏区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33年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被叛徒供出了真实身份。在狱中，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1933年9月21日的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

    林伟民

    林伟民(1887-1927)，广东省香山县人。早年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1920年起，林伟民和苏兆征等在香港海员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并发起成立海员工会筹备组，为筹备委员之一。

    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他当选为干事会干事。1922年1月他和苏兆征等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7月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主任。8月发动和领导上海海员工人举行罢工。

    1924年春，林伟民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去苏联参加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在苏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成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1925年8月，林伟民因结核病不得不住院治疗。1927年9月1日病逝于广州医院，时年40岁。广州盐船工人冒着极大的危险，集资收葬了他的遗体。全国解放后，他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