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结为革命夫妻时，黄兴元配廖淡如(1873—1939)依然健在，徐宗汉是否知晓，或者说黄兴是否如实告知——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史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倒是台湾省官方在20世纪末公开印行的一些文字简洁明了、饶有趣味：1912年回湖南老家时，徐宗汉在廖夫人坟头上香以表敬意(郭晋秀：《革命女杰：徐宗汉传》，台湾省近代中国出版杜1984年版)。这一定就是所谓的曲笔了，杜撰出个天遂人愿(黄、徐皆为自由身且是自由恋爱)，只是委屈廖夫人了。

    黄兴文武盖世，不会小人所为而至于欺骗说元配已殁;徐宗汉亦是女中豪杰，不会在婚姻之事上犯大糊涂。唯一的可能，就是徐宗汉为了心仪的爱人作了信念的牺牲。自少年以后，她更多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一心倡导女权、追求革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应该是鄙夷之至的，只是黄兴——徐宗汉21岁那年在南洋相遇的这个男人，35岁那年在珠江河畔救得的这个男人——着实是太难以让她割舍了。甚至可以设想，当徐宗汉知道黄兴早有迎娶时，一定是泪湿沾襟的。泪水啊泪水，当语言失效的时候，是不是只有这无言的泪水最能打动人心?徐宗汉曾与廖淡如共同教育10个子女，虽然外界无不为徐宗汉的谦恭有礼、深明大义赞不绝口，但黄兴无疑是能够理解徐宗汉的尴尬和苦楚的。1913年，在南京主持讨袁工作的黄兴，曾有一信寄予在上海家中保育儿辈的徐宗汉：“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

    黄兴戎马倥偬，徐宗汉始终伴其左右，除开1914年至1916年的美国生活相对安逸以外，没有更多的平静生活值得回忆。黄兴故去后，疲惫的徐宗汉逐渐退出革命中心，一心想办好她的贫儿院;但是孙中山的勉励又让她动摇了。病榻上的孙中山依旧豪情满怀，他劝徐宗汉重出江湖闹革命，至少要办工厂，给长大的孩子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其时是1925年，徐宗汉已经年过半百，她甚至一度和孙中山发生争吵;为自己的退隐寻找理由，哪能还能像年轻时那样背着炸药满天飞呢?但很快她还是想通了。此后的几年，徐宗汉秉承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愿，远赴美国、巴西、古巴，秘鲁等地募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她又远赴东北，将为贫儿募得的钱全部捐出。然而年岁终究不饶人，毕竟还是老了。“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能拥有平常女性这般的晚年生活，徐宗汉就觉着是莫大的幸福了。

    1930年5月18日，徐宗汉为募捐事宜访问檀香山岛时的留影。

    惜乎国家不宁，徐宗汉挈妇将雏，晚年游走，到1940年移居重庆时，早已是心力交瘁。

    由与世无争继而消极出世，徐宗汉终日手持佛珠，静修打坐，苦度余生。“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徐宗汉晚年最爱吟唱的诗句;境界一样，相思一般，只不过东坡居士悼亡妻，她思念的是黄克强罢了。迷离之际，徐宗汉想到了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西比尔——孩子们在问：“西比尔，你要什么?”西毕尔回答说：“我要死。”是的，当青春不再、激情不再，似乎也唯有以死亡求得与爱人的团聚是最好的归宿。

    “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这是1913年7月26日，黄克强先生于南京组织讨袁军时，致在上海之徐宗汉女士函中最感人的一段。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