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山村，通往县城有两条路，一条是平坦的大道；还有一条，就是踏着坎坷的石子翻山越岭，穿过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再经过一片农田，渐渐现出高楼大厦，便到了县城，需要近2个小时的行程。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村里的人们都在山路上走着。
　　对于童年，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偶尔跟着大人去赶集，就像过年一样的兴高采烈。那里有太多太多平时没有见过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看得眼珠都要掉了，也还没有看完。渐渐的，便是自行车的年代，后生的一代都用上了自行车，顺着大路一灰溜烟的就不见了。老一辈也不再学骑自行车，所以依然沿着山路到那个在乡民们眼中的天堂。
　　　那一年，爷爷70岁，背更驼了，不再是矫步如飞。爷爷的一生是劳苦、坎坷的。年少时，跟着大人“走日本”。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走日本”，长大学习了一些抗日战争的课本，才明白爷爷说的“走日本”就是为了不受日本鬼子的遭害，到处的躲藏。那是无家可归、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岁月。爷爷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房顶盖瓦，从房顶摔了下来，大家都以为已经活不成了，晕迷了几天几夜，竟是奇迹般的醒了。在我们大长后，爷爷不用再拖儿带孙了，姑姑很孝顺，给爷爷在银行开了帐户，每个月都存入一笔金钱，以为可以安享晚年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车祸夺走了姑姑年仅27岁的生命。爷爷、奶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白发人送黑发人呀！那是何等的苍凉、悲痛！

爷爷老了，脚步却停不下来，春天到山上采金银花；夏天山上有野葡萄；秋天的黄花长大了，采下来用来编织扫把，还有好吃的板粟；冬天，枯干的柴木砍下，用来烧水做饭。爷爷是那么的忙碌，晒干的金银花，吃不完的野葡萄，黄花编织成的扫把，爷爷便拿到县城去卖，挑着二、三十斤重的货物拄着一条拐杖去赶集。回来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水果或是饼干糖果之类的。那便是我们儿时眼中的宝。
　　爷爷有一项拿手的活儿，就是腌酸笋。爷爷腌酸笋的方法很原始，把新鲜的笋，洗干净，切成片，放进一个专门腌制酸笋的缸里，过段时间笋就会变酸了。爷爷说腌制酸笋的水是农历七月初七在天亮之前到山上挑的山泉水。腌制出来的酸笋又酸又脆，可是就是不好看，灰黑灰黑的。比起那些白白嫩嫩的笋，就像个灰姑娘。爷爷没有想过去改进他腌制的方法，时常不亦乐乎的腌制着他的酸笋。
　　这天，爷爷起得很早，奶奶把酸笋分成两袋，一袋十斤左右。爷爷就挑着酸笋拄着拐杖上路了。傍晚，爷爷回来了，没有象往常一样,把大包小包的糖果拿出来。爷爷说今天的买卖很好，1.2块钱一斤，没多久就只剩下2、3斤了。后来，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穿得衣冠楚楚，把剩下的酸笋价也不讲，全部都买下了，付了张20元的钞票，爷爷把几乎所有的钱找赎给了那个男人。当爷爷去买苹果的时候，别人告诉爷爷：这是张假钞票。我把那张20元钞票看了看，一张泛白、泛白的纸钞，明显的是张假钞票。
　　我的心很酸：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个拄着拐杖，挑看着担子的老人在一步一步艰难的走着，那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希望，结果却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用一张假钞统统骗走了。我恨恨的想：我要用这张假钞换得相应的回报。
　　我说：“我要这张钱。”
　　爷爷问我要来干嘛？
　　我吐吐吞吞的说：“用来玩。”
　　爷爷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说了一句：“别去坑人。”
　　我突然明白：这张假钞票，恐怕连一个小学生也骗不了，难道我可以拿去骗一个用许多的汗水换取一点微廉报酬脚步蹒跚的老人？我看着爷爷点了点头。
　　山路弯弯，是我记忆中永不褪色的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