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在另文中说，自苏俄领导者“中途变节”，“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民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有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陈独秀对苏联政府所作所为及其性质的认识，比毛泽东超前了二十年，当时不仅中共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发表。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委员拟具第8432号公函，指责陈独秀的文章“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大公报》本来要刊载陈独秀的《再论世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一个天窗。
　　
　　　　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让后世之人感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