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民主观之嬗变
关键词:陈独秀 民主观 普世价值
民主,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的终身价值追求。陈独秀的民主观经历了五四前期、建党以后,以及晚年三个阶段的嬗变,折射出先进的中国人领悟和践行民主政治的曲折艰辛。研究陈独秀民主观的嬗变,不仅是深入研究陈独秀政治思想的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同时也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早期的法兰西民主观
在1920年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所憧憬并大力宣传的“民主”,乃是以“卢梭式法国民主主义为基调,但亦杂揉了英美自由宪政思想”①的西方民主。
陈独秀之所以钟情于法国民主,是因为以卢梭“人民主权”学说为基础的法国民主注重社会平等和公民政治参与。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政局和连续两次帝制复辟,使得先进的知识分认识到,虽然成立了民国,但民主并未实现,共和已然落空。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民主观念偏重公民参与的大众民主,憧憬“多数人之国民政治”,陈独秀一面深刻批判专制主义政治和蒙昧主义文化,一面大力介绍和阐扬法国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民主思想。他甚至不无夸大地断言,“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②并称“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他尤其称道1789年拉飞耶特的“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由斯以谈,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③陈独秀鼓吹法国民主学说和平等博爱自由理想,赞扬法国大革命,意在唤醒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起而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理想而奋斗。
这一时期,陈独秀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宪政”思想论述较少。在他看来,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和日本维新,皆成就于国民运动。中国维新、共和之难以成功,因其皆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党派斗争,而非国民运动。今后政治,必由“少数优秀政党政治,进而为多数优秀国民政治。”④而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陈独秀更进一步摈弃了立宪和政党政治,他呼吁道:“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⑤
中期的苏俄民主观
从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1927年7月中旬被共产国际撤消中共总书记职务,这一时期他的民主观转变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模式。
陈独秀相信,社会主义取代民主共和,是人类社会进化史上新陈代谢之必然。共和革命后资本主义代封建主义而兴,并没有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封建主义时代只有最少数人享有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享有幸福,其表面上为共和政治,实际上为金力政治,多数人无缘获得自由和幸福。因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共和政治。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定轨,中国也难以独异。
陈独秀一反不久前他竭力推崇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宣称“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⑥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⑦从而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民主的阶级性的观点。阶级斗争观点,使陈独秀不再相信民主的普世性,他进一步分析道,民主主义“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够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⑧这表明陈独秀民主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晚期的普世价值民主观
1929年11月,陈独秀因参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而被中共开除党籍。两年后又遭国民党逮捕,在南京度过了五年铁窗生涯,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获释。而后在战争中颠沛流离,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
20世纪30年代,德、意法西斯主义肆虐,苏联共产党内的大清洗使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民主理想沦为一场历史悲剧。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建立统一高效的中央政府为由,大行一、党、专、制的“训政”。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惘和无所适从。陈独秀无论在狱中,还是在幽居陋室、贫病交加之中,都没有放弃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和对国际政治的思考。这一时期,他思考的核心便是反思苏俄的专政理论,对民主问题进行再研究,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形成了普世价值民主观。
1940年9月,陈独秀在一封信中系统地,也是最集中地阐述了其对民主问题的新看法。他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但若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二)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厂、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无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⑨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现了一位历尽坎坷的思想巨人和坚定的革命者在独裁逆流中对民主理想的执著追求。陈秀晚期民主观的一个重要变化,改变了五四以后对西方民主的轻率否定的态度,重新认识了西方宪政思想,转而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的历史悲剧,使他摒弃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从而肯认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并将公民自由、法治、普选制等认定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共享的现代民主制度遗产。
陈独秀的上述观点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所揭示的深刻内涵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践行民主,充满自信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