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的一天，那时，我在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任团长，彭雪枫师长电召我到半城师部汇报工作。彭师长在他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见到我后，开门见山地说：“罗应怀同志，你仗打得不错，你送来的有关战斗和开辟新区群众工作的报告我看了，生动感人，也很实在，美中不足的是条理性差了一点。”听了师长的话，我很高兴，也很惭愧，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好多事情都没有表述清楚。我对师长说：“我是长工出身，14岁参加红军，还没有完全脱掉文盲的帽子，提枪杆子可以，拿笔杆子不行。我能讲点故事，但逻辑性不够。在延安抗大虽然学习、工作过几年，可也是解不了渴，我还想补习点文化课，学习怎样写文章。”

　　师长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来，笑呵呵地说：“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从打仗到部队建设，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你自己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讲讲。”

　　我按师长要求一一做了汇报，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表示认同和满意。他说：“你汇报得很好，对我的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向你提两点建议：第一条是加强学习，多读点书，看些文艺作品；第二条就是总结工作经验，工作报告要自己亲自写，每打一仗，完成一项任务，前进一步，总结一番，这样，你就会提高得更快。现在打仗很紧张，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战争结束了，就有条件脱产学习了。”

　　我说：“师长的指示坚决照办，只是这一天天忙忙碌碌，时间很少，还有，就是找不到书。”

　　“读书的时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挤。把一点一滴的时间都利用上。欧阳修读书有三上，就是马上、枕上和厕上。想必欧阳修肯定也忙，不然还用骑在马上，蹲在厕所里读书吗？当然不是让你照搬古人的作法，但精神是值得学习的，这就是刻苦、挤时间。”

　　师长边说边掏钥匙去开箱子，从中取出三本书，递给我说：“你先读读这部《水浒传》。这本书很好，很多章节都写得很精彩。像‘三打祝家庄’，前两次为什么没有打下来，还牺牲不小，后一次为什么打下来了，这里面有学问，就是要注意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不明，决心就不能下，这和我们当前作战是一个道理。读《水浒传》既能提高文化水平，又能学到军事谋略。”

　　我起身接过书，考虑到时间不短了，师长工作又忙，正想告辞，师长示意让我坐下，说：“还有一条，今后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能不能做到？”

　　我连忙立正，大声回答：“保证做到！”

　　回到部队后，遵照彭师长的指示，我就像学生对待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一丝不苟。书，挤时间刻苦地读；工作总结，自己动手写；每月按时给彭师长写一封信。记得第一封信用了两天空余时间，字不足200个。一部《水浒传》我翻过来倒过去读了多遍，故事情节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不然，师长问起我来答不上，可不好交待。读完《水浒传》，我又向师长去要书，师长给了《三国演义》。后来又陆续送来了《东汉演义》、《红楼梦》等。彭师长还告诉我一个找书的窍门，他说：“地主家都有些书，只要张口借，一般都会给的。”我给师长写去的信，他每信必回，还附上我写的原信，信上的错别字都一一圈画出来作了订正。

　　1942年2月，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和张震参谋长到我团检查工作，当时我团驻金锁镇南边的许圩子。彭师长一来就问起我读书的情况，邓政委在一旁插话说：“读书就要向师长学习，有股入迷劲。有几个礼拜日，我怎么也找不到师长。警卫员悄悄地告诉我：师长在庙里读书。知道这个秘密后，凡找不到师长，我就派人上破庙找去。”按照师长的要求，我先把几个团干部和我自己的读书学习情况，认认真真地作了汇报，还拿出自己的工作总结和读书笔记。

　　师长听了汇报，看了我的总结和笔记，高兴地说：“罗团长的学习有很大进步，大家都下了不少功夫，应当表扬。”

　　1942年冬的朱家岗战斗，是淮北军民33天反“扫荡”作战中一次关键性战斗。是役，歼灭日伪军280余名，我军亦付出了73人牺牲、68人负伤的代价。得知我负伤的消息，彭师长非常关心，特地派人来了解我的伤情和思想情况。当听到我右腿钻进不少碎弹片，腿部粉碎性骨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时，他非常担心，指示卫生部门尽全力抢救。并亲自草拟电报，发给二师罗炳辉师长，请求派出精干医疗人员进行治疗，并避免截肢。

　　彭师长多次来电报了解我的手术结果和养伤的情况，邓子恢政委、淮北行署刘瑞龙专员专程到医院看望我，并送50元钱以示慰问。1943年2月，我又转到来安县大柳营医院养伤。一天，外面战马嘶鸣，警卫员小马兴冲冲地跑过来告诉我：彭师长来了。我听到后，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不一会儿，只见彭师长和师宣传部陈其五部长，还有好几个人一同走了进来。“罗团长，这么多人看你来了，没想到吧！”彭师长高声地说，并一一介绍了同来的二师罗炳辉师长、郑位三政委、周骏鸣参谋长、肖望东主任等。彭师长靠近我说：“老罗，朱家岗这一仗打得好，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陈毅军长已发出通令嘉奖你们。”

　　1944年8月，我奉调到四师警卫团任政委。9月11日，彭师长在河南夏邑对顽军作战时不幸牺牲。听到师长不幸壮烈殉国的消息时，我呆住了，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而当知道这已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彭师长的牺牲，使全军将士沉浸在一片悲愤的气氛之中。

　　我回到屋里打开箱子，彭师长亲笔写给我的二十多封信，送给我的许多书，都还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可彭师长却不幸离我们而去了。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受到了沉重打击，真是难过万分。

　　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部队转移时，我把彭师长给我的书信、书籍及一些重要材料包好，放在棺材里，派人埋于山东莒县石头村的一片坟地。等到1948年底我派人去取时，由于防潮处理不好，已经腐烂，真令我心痛不已。我现在手头仅存一本上海春明书店出版的《西汉演义》，是1943年在江苏泗洪县金圩子养伤，彭师长派警卫员专程送给我的，这本书已伴我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岁月，虽然书已发黄，但我奉为至宝。因为它寄托着彭师长对我的关爱与期望，更寄托着我对彭师长深情的怀念。

　　不久以前，我和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谈起彭师长。张副主席还清楚地记得彭师长亲自给我订学习计划、在我养伤期间多次督促我学习的情况，令我感慨良多。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日趋富强。我们这些幸存者回顾过去的岁月，看到今天的年轻人所享受的幸福安宁的生活，使我不禁想说，年轻人啊，一定要格外珍惜宝贵的读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