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于学忠一生参加了许多战役，他忠诚爱国，亲临台儿庄阻击战、淮河战役、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与日寇浴血奋战；他直面对抗蒋介石，身居国民党一级上将的高位而淡泊名利；对张学良重情重义；与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等许多共产党人在战争岁月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亲临前线   英勇善战
   
　　1938年1月末，抗日的第一场大战开始了。战前，部下还像往常那样请示父亲：拼不拼？父亲说：“现在打日军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在中国还能站得住吗？”同时通告全军：“此次作战，关系民族生存，本军荣誉，凡我官兵，均应上下一致，抱定牺牲决心，敌纵顽强渡河，务应乘其半渡，与敌决斗，以尽军人天职，如有畏缩不前，擅自后退者，军法所在，绝不姑宽！仰该师长传谕官兵，一体遵照”。父亲得知重要据点贾家埠是他的叔伯兄弟于学道防守的阵地时，在电话中告诉师长牟中珩：“你告诉于学道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这事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战斗士气。在这次战斗中于学道身负重伤，仍坚守阵地，英勇杀敌。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后，短兵相接的战斗打得惨烈。副军长韩博文对父亲说：“你是集团军总司令，你不必守在前线。”父亲说，“我兼着51军的军长，不能离开这儿半步，我在这里督战可以鼓舞士气!”25000名亡省亡家的东北军将士个个同仇敌忾，尽管与日军相比，无论人员还是装备都相差很大，但他们坚决不放弃每一寸土地。父亲一直在前线坐镇指挥，并亲率敢死队100余人，夺得敌军大炮30余门，坚守8天的拉锯战中，51军伤亡近7000人，但他们不仅守住了淮河，顶住了敌3个师团的进攻，毙伤日军9000多人，将日军阻挡在淮河边，无力北上，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成为泡影。
　　淮河一战，使父亲和他的51军声威大振。接着，他又奉命率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率部智取韩庄，坚守防线，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徐州撤退时，他任鲁南兵团副总指挥，率部负责殿后。战区要求的是坚持到5月20日，父亲所率51军一直坚持到20日晚8时大部队全部安全转移后，才率部队开始撤离，这时所有道路已被封锁，该部曾被敌分割包围，切成数段。父亲指挥部队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终于突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五战区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给其晋升为一级上将。
东北军还是国民党部队中第一个推进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的。1939年1月，父亲任鲁苏战区总司令，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鲁南山区，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东北军在山东敌后坚持了5年的游击战，主要的任务是协助当地政府加强和重建各级地方政权，维护推行军令政令统一，袭击敌之据点和交通路线，以牵制敌人，相机主动打击敌人。他在山东一直坚持“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的原则，与共产党保持了友好关系。
   
反对内战   积极抗日

　　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驻青岛。1932年8月，他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51军军长。热河失守，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出国时，张学良将东北军交由父亲统率，命他顶住日寇进攻，保住华北。在蒋介石醉心“剿共”，严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时，他释放了处境困难，因从事爱国活动而被捕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陈少敏、秦川等70余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因父亲坚决抗日，日寇和汉奸想方设法欲将父亲除去，在他办公必经的沿途进行伏击和多次不择手段的暗杀，有一次派人在浴室暗杀，幸亏暗杀者良心发现，幡然悔悟，使日寇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并不甘心，日、蒋勾结起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撤销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按日寇要求一再逼父亲辞职，他严词拒绝。蒋介石只好强行免去其河北省主席职务，令其率部西调陕甘。父亲西调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边区“剿匪”总司令。而他消极对抗，拒绝“剿共”，没有和红军打过仗。

　　当爱国学生在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之际，张学良为保护爱国青年免受伤害，在力谏蒋介石平息内战联合抗日无效之后，与杨虎城等爱国将领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父亲他积极参与，并根据张学良指示，在西安事变当天的夜间，亲自指挥发动了“兰州事变”，命令兰州驻军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二团和绥靖公署朱绍良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限制自由，有利地支援配合了“西安事变”。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时，又将东北军的兵权交给父亲。蒋介石背信弃义扣压了张学良后，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军事联盟，父亲和杨虎城与周恩来一起主持西北大局，最终达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父亲还设法释放了集中营里的所谓“政治犯”和红军西路军约200名俘虏，并顶住了甘肃绥署索要这批红军向蒋介石请功的压力，以奉命解往西安总部为由加以拒绝，不久就把这批红军释放了，还发给每人一些银元备用。
   
重情重义   淡泊名利
    
    在蒋政权被彻底打垮后，蒋介石仍然“一再郑重表示”，要于学忠同去台湾，“意在强迫飞台”。于学忠坚决拒绝，找个借口到重庆乡间隐居起来。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致函并派飞机将于学忠接到了北京。新中国建立后，父亲作为爱国将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父亲一生只讲忠义、淡泊名利，只接受了一个河北省政府委员和一个领工资的体委主任之职。在抗美援朝期间，祖国慰问团准备去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出于对抗日名将的尊重，毛泽东钦定父亲为慰问团团长，可是他在家里想了好久，跟传达这个消息的统战部长李维汉说，他不能去，张学良还在台湾，他要是出任志愿军慰问团团长，张学良的生命就会有危险。父亲委婉地谢绝了主席的好意。在父亲心中，他凡事低调，张学良就会好过一些。

　　父亲是1964年在北京因病去世的。我带着一束白色的小花去看望他，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他断断续续吃力地对我和看望他的人说，“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临上飞机前，将亲笔写的手令交给了我，将东北军交我指挥。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了。我要等他自由了，把他的军队交还给他。”张学良辗转听到这些消息后不胜感慨，90寿辰时他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父亲离开我们已40多年了，但他的人品和性格却更加鲜明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写这一短文寄托我对父亲、也对和他军旅生涯相伴的东北军将士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