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外科专家

　　今年八十岁的郭加强现在还经常出差，这次他要去的地方是内蒙包头的中心医院。他曾经为这里的许多病人做过手术。

　　记者：在内蒙，从第一例病人开始，你有没有统计过您为多少个心脏病患者做过手术？

　　郭加强：在内蒙这个地区没有统计。不过在全国，我做心外科这一辈子，大概四五千例。

　　记者：这四五千例的成功率是多少？

　　郭加强：这个没有统计。总的来说，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本身的水平、经验这些原因，开始不成功的，或者出现问题的发生率比较高一些。这个不是因为不负责任地发生事情。越到后来，就拿做手术来说，不是一个心外科医生，或者心外科一个科的事，它是一个整体水平提高了。所以越到后来整体水平都上来以后，我个人的手术效果也就好了，我觉得已经尽到我的力了，尽到我的责任了，所以我问心无愧。

　　记者：那您今年80岁了还能做手术吗？

　　郭加强：去包头之前，我在四平还做呢，四平的中心医院。

　　记者：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到了八十岁这个年龄都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您在您这个年龄段，还天天东奔西跑，到各地去做手术，您哪来那么大劲？

　　郭加强：反正也许是习惯吧。我闲下来觉得呆不住似的，倒是不觉得自己能起多大作用，就是说还能量力做点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把这心外科技术推广。需要我的话，让我出点主意、提点建议，我这点还可以做点工作，做不了太多的工作了，还终究是80岁了。

　　郭加强毕业于南京大学医学院，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干校。1972年的一天，郭加强突然被召回北京阜外医院，他临危受命，开始着手恢复心外科的工作。两年后，一个病人被推上手术台，郭加强准备为他做全国第一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记者：那我很感兴趣你有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然后有很长时间没有具体接触手术，哪来的勇气？

　　郭加强：我要去做一例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搭桥手术。 不少的外国专家到了我们医院来，到国内来访问的时候，每来一个总是提三个问题：你们搭桥手术做没做，心脏换瓣手术做没做，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做没做？每一个都这么提，我们几乎是哑口无言，没做呀，所以当时就觉得太憋气了。当然也不能提那么高了，国家荣誉感了，没提那么高，就觉得十分憋气。所以我们有些同道在医院里，大家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怎么想办法，我们得做。

　　记者：在1974年当时的背景下，去做这样一个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我不知道当时的技术设备能够实现这个想法吗？

　　郭加强：是的。当时设备条件是很缺的，有些很尖很细，精细的器件，我们自己磨，给它磨细了，就采取这个办法。那时候没想到要说是弄不好，那时候政治气氛又挺左的，非把你打倒了不成。

　　记者：没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郭加强：没太考虑这些问题。我就觉得当时1974年有了病人想做的时候，那时请示，没有一个正式答复，说你们可以做。反正还好，我们的党委书记，他就说既然没人给你答复，你就做吧，就这一句话。我们想你党委书记说做了，总有一个人说做的吧，所以就做了。当时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觉得是想办法做吧，那时候有个闯劲。

　　记者：但至少在这例之前，国内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手术？

　　郭加强：没有。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做动物实验，做得非常慎重。我们有实验的根据，这样才把这个做成功了。

　　在做心脏手术的过程中，要让病人的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心外科手术水平的高低是由死亡率来衡量的，心外科医生承受着比一般医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在郭加强50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先后填补了19项国内心血管病领域里的空白。

　　记者：从1974年的这一例手术开始，您的名字就和很多的第一次联系在了一起。比如说第一例的搭桥手术，第一例的心脏瓣膜手术……那这19个“第一”，我想能不能理解成您是一个喜欢面对挑战、喜欢创新的医生？

　　郭加强：当然是这样的。因为你作为科技人员，他总有一个进一步探索提高，都有这么一个心愿。到现在我不觉得这个是我个人什么成就，因为总得有人去做这个事情。我有这个机会，大家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做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我应当做的。

　　记者：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年轻的时候你敢闯，但是心外科手术毕竟是高风险手术，因为它直接和死亡率挂钩。您在手术的时候，你手中捏的是病人的心脏，那你有没有想过您在病人的心脏上来进行创新，进行一项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病例，一旦失手代价可能是病人的一条生命。

　　郭加强：我要觉得这个病人可以做，就是我觉得有条件给他做，他病也可以做，就是说从手术的角度，他有适应症，我还是愿意冒点风险给他做。

　　记者：您的学生告诉我说选择心外科就等于是上了贼船。

　　郭加强：假如你在船上也能够很投入的话，还不觉得是贼船，你要是上去就后悔了，那就没办法了。

　　记者：您不后悔吗？

　　郭加强：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