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时(公元1795.12.4)，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县(今属忻州市)东冶镇东街“司马第”的清贫的士宦之家;

    继畲早年师从据说是将《石头记》增补为《红楼梦》的高鹗作八股文;

    嘉庆十七年(1812)，十八岁入县学;次年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朝考第一,选翰林院庶吉士;

    嘉庆十八年起丁父忧在籍，整理完成父亲徐润第的《敦艮斋遗书》。此书以心灵自由为主旨，熔心学、气学、易学为一炉，深入批驳了宋元以来的官学——朱熹理学，继畲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战的思想准备;

    道光十年服阕入都，授翰林院编修;

    道光十三年，补陕西道监察御史。直言敢谏，揭露贪官，指陈时弊，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

    道光十六年(1836)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建邵道;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中调署汀漳龙道道员,在漳州前线奋勇抗英;

    1842年,继畲入觐，叠蒙召见，道光帝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

    道光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道光帝“倚先生为长城",让他以布政使之职,以专派之员办理开放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

    1844—1848年：1844年春，徐继畲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孤本、为母体的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过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徐继畲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来华人士，对自己国家的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深表怀疑，五年数十易稿，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纪录了当时世界以民主政体为主导的各国各类政体，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关于华盛顿和美国有两段按语：“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

    道光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畲暂兼署总督;

    1850年春道光帝逝世,咸丰帝登位,福州巨绅挑起神光寺事件,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畲均不安于位。;

    1851年春被召回京，内贬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马温”;

    1852年上《三渐宜防止疏》，劝咸丰帝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咸丰上谕：“意深辞婉，‘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可当箴铭。”未经考差授四川乡试正考官。吏部追论继畲在闽抚任内军台犯官逃脱未报,请议处,罢官归里。其书在中国因此不甚流行;日本则一再翻刻，普及到一般读书人之中，大有助于其明治维新。1848年7月4日, 华盛顿特区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在来华美国传教士帮助下,咸丰三年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中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上述两段按语。这块石碑至今镶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现了东方人的见识，成为中美早期友好关系的里程碑。太平军北伐,命继畲督办上党防堵。事竣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自给。其间研读《后汉书》，探索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语两千余条、十余万字，原书现在山西省博物馆;

    同治元年回民、捻军起义,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山西各府州团防;

    同治四年(1865)两宫皇太后命驱其入京，十月,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同治五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六月补授太仆寺卿;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时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失败,日?#91;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畲,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致辞。徐继畲答辞称: “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同治七年，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3.15)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

    同治十二年值继畲中举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

    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辰时(1873.3.30)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