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顺同志，早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她参加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四烈士的“一二?一运动”。在运动中她积极到昆明街头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逐和殴打。

　　1946年秋，她随同西南联大复员来到北平。先住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后来来到沙滩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她阅读革命书刊，参加1946年12月30日以来的抗议美军暴行等学生游行示威活动。1947年通过竞选，她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1948年2月她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北大理沙支部委员。“理”是指北大理学院各系的学生，“沙”是指北大工学院、农业院和医院在沙滩校区上课的一年级学生。

　　她的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且将她姓名和事迹报到南京去了。1948年8月2日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原北大训导长）来到北平，带来第一批 250人的黑名单，加上“危害国家”、“共匪怀疑分子”等罪名，于8月19日在平津各报上刊载，要横加传讯和拘捕，其中就有华顺同志的名字。当他将这个名单拿出来征求北大训导长贺麟教授的意见时，贺麟说：“华顺是罗庚先生的女儿啊，不要抓她吧！”于是，陈雪屏提笔将华顺二字划掉，这就使她没有遭到这次反动派的逮捕。

　　在这次大逮捕中，北平警备司令部要北大当局立即交出黑名单上的同学，不然就要武装入校搜捕。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严词加以抗议。周炳琳还挺身出来手持拐棍站在沙滩松公府夹道北大西大门门口拒敌。

　　此后，为了防止再来逮捕，组织上安排华顺同志前往解放区学习。

　　不久，她回到北平，她常到北大西斋教师宿舍来看我（西斋大部分住学生，也住有少数教师），和我谈革命理论和革命工作，叫我提供北大教授们的种种情况，要我在北大图书馆内单间的教授研究室中保管党的许多秘密文件和资料。然后她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入党后，她是我在地下工作时期的单线联系人和直接领导人。

　　为了防止反动派无孔不入的窃听，我们有时是在北海划船中进行联系的。如北海公园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解放前我在北平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助教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地下工作中同我单线联系的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华顺同志。我们以划船作为一种接头方式，因为这样可以避开窃听。在这张照片里，华顺坐在船尾，我挡住了她的身影，只露出了头部的一点。

　　北平解放后，组织上将从北京大学物理系肄业中的她调往中共北京市委任彭真书记的秘书。后来按照国家的规定凡是由组织上调出来的肄业大学生，均承认为同一届的毕业生，并补发给毕业证书。

　　解放初期，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教师党支部，不断有同志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往政府各部门工作，也有一批同志陆续被调任各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不久，也调动到我了，我已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了。这时，彭真同志知道了，拍着桌子说：“你们把我的人都调走，北大还办不办？！”这样，我才被留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委员和政治教员。此后，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从1947年到现在，已经63年了！

　　在“文革”中，华顺同志在苏州工作，她的爱人原是新四军的干部，在苏州任市委书记。苏州组织了全市的大会，来批斗他们两人。她还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受到残酷的迫害。在监狱中，她承受沉重的压力，都没有向四人帮分子吐露我的名字，使我免遭迫害。“文革”后，她陪同她的父亲华罗庚先生奔赴全国各大中城市，传授华先生的“优选法”和“统筹法”，为发展经济贡献力量。

　　她在“文革”中落下的疾病，使她晚年长期深受折磨，在2008年10月13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