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在中国美术馆东厅搞了一个“黑画展”，骆公先生借机会北上（此时他在广西已5个年头），会同我（在石家庄河北师大）同进北京，直奔美术馆。李苦禅的大幅写意荷花、李可染墨光浑然的山水、黄永玉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在画人眼中，幅幅都是精品，都是画家的心血之作。“走！咱们去看看永玉。”我随着他来到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小胡同，进了一个不大的院子，敲开了西侧一间耳房的门。黄先生一见骆公，喜出望外，立即让我们入座，寒暄一番之后，我环顾四周：这是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低矮平房，被主人隔成两半，里屋小得只能放一张双人床，外屋大约6平方米，无窗。永玉先生将木刻用的圆木破为两半，钉了几条木腿，就是客座了。骆公一眼就指着西墙上的“大窗户”，窗外阳光明媚，迎春花开，和永玉四目相交，开怀大笑。原来，黄先生画了一个很大的窗户，奇思妙想，美轮美奂。骆公笑对永玉：“只有你想的出来，也只有黄永玉才有如此境界。”叼着一个大烟斗，黄永玉怡然自得地说：“我这里空气都是清新的。”谈到“黑画展”，二位前辈不免又是一番肺腑。我在一旁，尽知了事情的风风雨雨。

    岂料，回到灵川，一场“灭顶之灾”正向骆公袭来。也是那年，“中央文革小组”在干预国际贸易促进会赴日本展览的作品中，发现了李骆公送展的作品——草篆毛主席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于是便大动干戈，全面清算李骆公。扣上李骆公任意造字、蓄意歪曲毛主席诗词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责令广西严办，并立即停止李骆公一切创作活动，组织各级文化单位进行批判。无奈之下自治区政府下了一个文件，但同时主管的黄云、贺亦然二位领导派自己的儿子到灵川来看望李伯伯，带来二位挚友的问候。以后，自治区便采取一个“拖”字，向桂林方面表示“对事不对人”的意向，绝对不准搞批斗会，使一些极端分子无法加害于骆公，保护了骆公的人身安全。

    在那个年代，自治区对骆公的保护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主管负责同志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直到“四人帮”垮台，他才重获创作自由。为了让老朋友老艺术家得到心灵上的安慰，自治区政府将骆公接到南宁明园周恩来总理住过的小楼住了几个月，此期间，骆公详知了事件的全过程，由衷感谢区政府的巧妙应对措施。

    从南宁返桂，自治区政府先安排他住在桂林甲山李宗仁公馆并直接安排他担任桂林画院院长。从此不断接待从北京来的军政要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开门见山地请他写《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作纪念，连毛主席的侄女毛远志都远道而来，返回北京后亲自来信向骆公致意。邓小平的长女邓林以同行晚辈的身份向骆公老师表达敬意并请李老治印纪念。李小可来桂与他相谈，代可染先生向骆公叔问候，并回忆说，自1964年得到骆公此作的篆刻拓片，书房里就只挂这幅才华横溢的草篆，天天欣赏，赞叹不已。

    《蝶恋花》事件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1978年6月2日《中国新闻社》第8373期以《访篆刻家李骆公》为题，其中说道：“在‘四人帮’横行时，他怀着对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崇敬和感情，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精心研究和创作了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的篆刻。‘四人帮’得知后，就以种种借口对他进行诬陷打击。但李骆公不仅毫无畏惧，而且创作热情更高，每天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同时还向不少青年人传授他的篆刻艺术。”是的，岳父自此不负众望，在花甲之后进入了他一生的创作鼎盛时期，同时不失时机地将其独特的治学方式、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方向不断地向我传授，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本文作者：丁伯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