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史上为人瞩目的女作家们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宝石，镶嵌在现代文学史册上。她们的创作才华、自强不息的人生经历，为文学史增添了不少靓丽的风景。其中２０年代成名的女作家陈学昭就是一颗晶莹璀璨的蓝宝石，历史的风尘遮掩不住她的熠熠光辉。 

漂泊的孤蓬

　　陈学昭本名陈淑英，于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４日诞生在钱塘江边的海宁城里。学昭的父亲是一位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酷爱书画，擅长书法，家中藏有不少名画和线装书。辛亥革命后，曾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他身边有四子，到了晚年才盼来女儿学昭。但在学昭６岁时，父亲便得病去世，１５岁上母亲又瘫痪在床，从此家中便是哥哥们当家了。

　　小学昭不仅模样生得俊俏，而且非常聪慧，４岁就跟着母亲识字，７岁读私塾，９岁进入新式小学。学昭嗜好读书，家中藏的诗词文赋，以及大量史书，她都阅读过。家里的艺术气氛也比较浓，二哥毕业于上海艺专，学习音乐，因此大风琴、笛、箫等乐器一应俱全。学昭跟着哥哥学习乐理，也能弹一手好琴。

　　哥哥们没有结婚之前，家庭还十分和睦，但相继成家后，矛盾便渐渐多了。主要是因为家里的财产，尤其那十几箱书画，几个哥哥弄得十分不悦。学昭渐渐感到自己在家里不受欢迎了，尤其是嫂嫂们不喜欢她。家里无论是打破一只碗，或是出一点小差错，全都怪在学昭身上，有时甚至罚跪，不给饭吃。从此学昭感到家庭已没有任何温暖，只有可怜的母亲时时牵挂在她的心头。

　　“五四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小小的海宁城，这一年学昭１３岁。她也手持旗子参加集会，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

　　父亲在世时曾留下遗嘱，让哥哥们供学昭读书。高小毕业后，学昭虚报两岁考上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

　　正在上专科的四哥一直是学昭的启蒙老师，常从学校里带回《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给她看，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在她的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放假回到家中，四哥又给她带回一些翻译作品，其中《托尔斯泰传》和《易卜生传》给她启发最大，娜拉这个女人形象牢牢地印在学昭的记忆中。

　　在南通女师只读了一年，她便跟随表姐一同转学到蔡元培等人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学。同学中，给学昭影响最大的，是四川来的陈竹影。她在班上年龄最大，而学昭最小。她有思想，能吃苦，在一群讲吃穿的同学中，很有些独往独来鹤立鸡群的气派。她文章写得好，是当时著名文学团体“浅草社“的成员。陈竹影发现了学昭的文学天赋，便鼓励她写作，还给学昭看自己的日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在她的影响下，学昭后来也参加了“浅草社“。

　　同学中还有一个叫季湘月的，也与学昭很要好。通过季湘月，学昭认识了她的胞弟季志仁。季志仁比学昭大５岁，高高的个子，温和的面孔，正在震旦大学读医科。季志仁常到学校来看学昭，像哥哥一样地关心她，学昭也觉得他和蔼可亲，什么心里话都愿对他讲。

　　１９２３年初冬，《时报》刊登了一则征文通告，题为《我所希望的新妇女》。长时间来，对妇女命运、婚姻、家庭问题的苦苦思索，一下子涌上心头，学昭提笔写下一篇短文，寄到报社，没有想到，居然被评为第二名，并发表在元旦新年增刊上。《时报》主笔戈公振还给她写了一封信，热情地鼓励她多多写稿子给报社。

　　学昭这篇文章十分精彩，语言洗练泼辣，简直不像出自一个１７岁的姑娘之手。她迫切地希望妇女应在人格、学问上具备相当的修养，在社会、事业上求得大的发展。而且批评了一些女学生求学的目的并不在于服务社会，而是为自己求得较高条件的配偶。她强调妇女同男子一样具有聪明才智，称赞娜拉的行为是“新妇女的行为“。学昭本是内向好思的性格，长期以来怀着孤独寂寞的心情。投稿成功使学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从此一枝笔、一张纸，成了她最好的伙伴，她觉得生命有了意义。

　　文章得奖的两年后，学昭在上海才第一次见到戈公振。见面后，戈先生似乎有些惊奇，他迟疑了一下，终于说：“你还是个小姑娘，这文章是你写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还自言自语地说：“你是个小大姑娘“。

　　１９２４年夏季，学昭在爱国女学毕业，应聘到位于皖南山区的安徽第四女子师范教国文。  但只教了三个多月，就因马联甲土匪军袭扰，不得不辞去教职，匆匆东下。

　　回到家乡后，学昭以在安徽女子师范任教三个月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两万多字的长篇散文《倦侣》，投给上海的《妇女杂志》，被接连发表了。学昭从此结识了《妇女杂志》的编辑周建人和章锡琛。《倦侣》语言清新流畅，缱绻缠绵，其中景色描写十分出色。作品表现了一个女知识青年渴望自立于社会，但又缺乏社会经验，对社会的黑暗认识不足，一遇挫折，悲观彷徨的心情也就溢于言表。鲁迅曾评价“浅草社“成员的作品“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断肠之曲“。学昭的早期散文正是体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忧患情绪。

　　深秋，学昭来到上海，住在章锡琛和周建人先生的隔壁。章、周两先生都是妇女问题的研究者，他们热情接待学昭，支持她写作。尤其是周先生对她思想上帮助很大。过了一段时间，学昭又搬到张琴秋和沈泽民的住处，张是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的同学。当时他们夫妇二人正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晚上很晚才能回来，学昭就在他们的住处写东西。在琴秋家，学昭还结识了当时中共的领导人瞿秋白和他的妻子杨之华。一个星期天，瞿秋白和杨之华来到琴秋家，瞿秋白看到学昭写的东西，连声说：“不错，不错。“他们像对小妹妹一样关照学昭，瞿秋白送了学昭一部《李太白诗集》，并在书前写了一段鼓励的话。

烟霞苍苍

　　１９２５年春节过后，经章锡琛和周建人介绍，学昭到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在绍兴，学昭结识了青年画家孙福熙。此时的学昭正值妙龄花季，眉清目秀，身材窈窕，举止闲雅，一派大家闺秀的气质。孙福熙对学昭一见钟情，又逐渐看到学昭写的东西，更对她爱慕有加。孙福熙将自己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山野缀拾》送给学昭，以后学昭辞去教职回海宁老家，孙又赶到海宁去看她。恰巧学昭去了上海，学昭的母亲和哥哥们都对福熙印象很好，学昭回家后，便极力促成他们二人。孙福熙此时正在杭州西湖边的大佛寺专心作画，几番来信约学昭到西湖边写作，母亲和哥哥便劝学昭去。受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学昭对福熙也产生了好感，便来到西湖边，住在净寺附近的一个尼姑庵里。

　　一个来月的西湖生活十分有规律，学昭每天上午写作，午后读书，傍晚时分，常常是孙福熙坐船从对岸过来找她，一同出去散步。美丽的西子湖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佳境。学昭天资聪颖，悟性颇高，且又有那样爱她的伴侣在旁，使她的文笔更增华彩。这段时间学昭写的散文结集为《烟霞伴侣》。学昭对大自然具有女性独特的丰富细腻的感受，文字飘逸潇洒 ，辞彩瑰丽，富有诗的语言，画的韵味。孙福熙为《烟霞伴侣》写了序，赞赏说：“风吹草动之微，也要激起她心情的大变化。“并为此书作了许多幅插图。

　　通过孙福熙，学昭结识了他的哥哥孙伏园。１９２５年８月间，学昭在孙福熙之后也来到向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她一面在北京的适存中学 和黎明中学教国文课，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一天傍晚，学昭跟随孙伏园走进了西三条鲁迅居住的小院。鲁迅早已知道学昭与三弟建人十分熟识，所以学昭一进屋，鲁迅就笑着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第一次与鲁迅先生见面，学昭还有些拘谨，以后去的次数多了，便与先生熟识起来。她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先生看，先生每次都热情地指导她，鼓励她多多写作。学昭觉得鲁迅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他就像慈父一样可亲可敬。

　　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６年两年，北京的文化界风起云涌，先是女师大风潮，紧接着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在惨案后的一片白色恐怖中，富有强烈正义感的学昭写下了《别绪》一文，斥责屠杀者，称赞烈士们“有为的青年，是如此不负自己的使命。“一放暑假，学昭就辞职离开了北京，到上海从事写作。

　　在上海居住的一年，正处于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学昭经常去听讲演，参加集会，心情很兴奋。但突发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单纯的学昭又一次目瞪口呆。学昭上街经常遇到跟踪，竟然还被百般盘问，上海变成了一个囚笼。学昭早有到法国学习音乐和文学的打算，此时在郁闷中更感到“我是一个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快伴。“《寸草心》　这时，学昭的两本散文集《寸草心》、《烟霞伴侣》出版了，拿到一笔稿费，出国的旅费也解决了。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俩也打算去法国，但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学昭就决定与其他几个人一同结伴先走。

海外求学

　　１９２７年６月，学昭终于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学昭正在为今后的生活学习费用发愁之际，戈公振以国际联盟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了法国，他介绍学昭作天津《大公报》的特派记者，月薪１２０元，讲好每星期寄回一篇通讯，这样便替学昭解了燃眉之急。

　　实现了出国学习的梦想，学习自己喜欢的音乐和文学，学昭心情很愉快，但学习生活很紧张，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为了按时完成《大公报》的任务，还得去采访，并查一些资料。另外，还得多写一些稿子，寄回国内发表，好支付昂贵的钢琴课学费，所以每天搞到很晚才能休息。

　　本来这次学昭先一步出国，讲好一个月后孙福熙筹好款立即就到巴黎来。为了实践自己对母亲、哥嫂的诺言，等待孙福熙的到来，到巴黎后学昭一直与少年时的朋友季志仁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避免来往。可是一个月后，孙福熙并没有如约到法国来，而是不断来信，说什么为了成全学昭和季志仁，他不来了，等等。二哥也来信严厉地责备学昭，并让她回国说清楚。学昭不明就里，心情很郁闷，去信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后来才知道有人在孙福熙和哥哥面前造谣、挑拨。学昭很生气，既然解释不清便不再苦恼自己，也不再有意回避志仁，与志仁大大方方地来往了。孙福熙处她也不再复信了。

　　到巴黎几个月后，学昭渐渐发现一些所谓的留学生根本不是为了研究学问、学习艺术而来，他们除了敷衍功课外，每天只是吃喝玩乐，在给《大公报》的一篇通讯里，学昭如实反映了这种情况，结果引起了这些人的怨恨，散发传单咒骂她，还扬言要打她。当然也有许多用功的留学生支持她。季志仁拿到一张传单给学昭看了，志仁的好友蔡柏龄也很义愤，俩人异口同声说：“不怕他们，有我们呢，打就打，还能被打死不成“从此学昭出门，总是季、蔡二人陪伴，那些人到底也没敢来打。

　　蔡柏龄是蔡元培先生的儿子，在巴黎大学物理系学习。他中等个子，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是个十分用功的出色青年，这时与学昭已很熟识了。柏龄因很小就从国内出来，中文程度较浅。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学昭给柏龄补习中文，柏龄给学昭补习法文。学昭感到柏龄理解力很强，而且对音乐、戏剧也很内行，文学艺术素养很高。

　　自从二哥给学昭写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让她回国说清楚，家里就不再给她写信了。不久，天津《大公报》也不给她月薪了。她写的文章还是照登，但就是不给钱。写信去问，说是她的哥哥给主编写了信，不让他们给学昭寄钱，有事让她回国。学昭异常气愤，觉得“五四运动“已经过去９年了，但整个中国社会和家庭还充满了封建气息，婚姻问题还要这样解决什么是人权什么叫民主根本无从谈起。

　　由于是自费留学，《大公报》不给寄月薪，学昭完全没了办法，但她没有屈服，她向朋友借了三千法郎，除支付房费、学费外，自己每天只是白开水就干面包度日。

　　支持到了８月份，家里仍没有信，《大公报》仍不给月薪，似乎要把学昭饿死了事。万般无奈，９月份学昭动身回国。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二哥就带学昭到杭州去看望孙福熙。由于误解和成见终于无法消除，学昭只好返回了海宁。几年来曾给学昭带来欢乐又带来痛苦，搞得满城风雨的恋爱就这样结束了。学昭随后动身去上海。

　　到上海后，学昭先去看望住在景云里的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周建人先生和王蕴如女士。这时茅盾在日本，夫人孔德带着孩子与婆婆在一起生活。学昭住在了德姐家，早饭在德姐家吃，午饭就在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家吃。

　　学昭这次回国本来是迫不得已，白白花去许多路费，心情也不好，在这些关怀她的长辈面前，她就像个孩子一样将自己一年多来的遭遇和委屈倾诉出来，几位先生十分同情她。鲁迅对学昭讲：“做一个中国女人，要能够忍受一切打击，提防突然间会从天空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一样，坐下去固然会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又能弹起来，恢复原状。要坚韧，什么都要依靠自己，跌倒了不喊痛，自己爬起来。“长辈的关心，给予学昭很多启发，使从小失去父爱的她感动得潸然泪下。

　　学昭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她笔不停挥地写，一是继续给《大公报》、《国闻周报》写报道，另外给鲁迅和柔石编辑的《语丝》和《朝花周刊》写作长篇散文《忆巴黎》及《野花与蔓草》。学昭拼命写稿的原因也是为了多积些钱，偿还向朋友借的路费，并准备再一次出国。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８日晚，鲁迅、许广平为学昭第二次赴法饯行，周建人、王蕴如和柔石等作陪。随后，学昭取道哈尔滨、西伯利亚，在华沙换车后经柏林、比利时到达巴黎。学昭十分勤奋，将一路上的异国风情和见闻速写成篇，题为《西行日记》，寄回国内发表。

　　回到巴黎，学昭心情轻松地投入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学习中。巴黎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出版业非常发达，书店和书摊比比皆是。常常在傍晚，学昭拉上季志仁和蔡柏龄到巴黎的大小书店或到塞纳河边蜂房般拥拥挤挤的书摊前，去为鲁迅先生选购版画方面的书籍。这一段时间，鲁迅的日记中常出现收到陈学昭寄来书的记载。

　　由于不能支付昂贵的学费，学昭放弃了喜爱的钢琴。如果专学文学，法语更加重要。为了尽快掌握法语，柏龄为学昭找了一个设在巴黎郊区丰德奈森林的寄宿女子中学。志仁和柏龄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学校来看她，在这里呆一天。

　　青年时期，最甜蜜的是男女情爱，逃不掉的苦恼问题也便是恋爱和婚姻。学昭在个人生活问题上十分蹉跎。前次与孙福熙的恋爱搞得很不愉快，这一年多总算风平浪静。尽管她常说一辈子不嫁人，但谁又能相信呢年轻美貌，多才多艺，学校中、公园剧场里学昭都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学昭也常想：与志仁、柏龄以后怎么办呢一直就这样“友谊“下去吗她既不想失去柏龄，又不愿疏远志仁。她在他俩中间很难选定一个。正在这时，Ｈ出现了。Ｈ是志仁在上海医专时的同学，在里昂中法大学学医。Ｈ仪表堂堂，头脑精明。他一见学昭便被她的美貌和才学所吸引，因此也处处表现自己的才学和多情。他看出了学昭的弱点，便紧追不舍。每天一早等在大门口，一天一封求爱信。他不像志仁、柏龄那样含蓄，他直截了当地赞美学昭，并不客气地指出她不善理财，不注重人情来往的缺点，这使学昭感到有些新鲜。但她始终觉得自己与Ｈ是两路人，她不爱他。Ｈ听了这话，就跟到巴黎，又哭又闹又在墙上撞头，学昭被搞得没有办法，只好说试试看。Ｈ有肺病，经常要看病，又要完成学业，经济拮据，出于同情心，学昭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中支援他。志任和柏龄都是谦谦君子 ，他们尊重学昭，在爱情的争夺中完全不是Ｈ的对手。

　　此时的学昭似乎在恋爱和婚姻上已经疲倦不堪了，她不愿再在这个问题上耗费更多的精力。她甚至想女人总得找个丈夫，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安定下来。况且自己又没有攀龙附凤，是从道义上帮助一个病人。于是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国内的周建人、戈公振先生、德姐等人。

　　没有丝毫的恋爱的喜悦和甜蜜，学昭此时的心情十分暗淡。就要告别像亲哥哥一样爱护自己多年的志仁和柏龄，学昭内心觉得十分的内疚。学昭打点行李，随同Ｈ登上了开往里昂的列车。始终追求独立自主的学昭，在婚姻问题上暴露了她的软弱。

学成归国

　　为了照顾患病的丈夫，学昭又到了克莱蒙城，这里的气候适合患肺病的人。她的丈夫一边养病，一边进克莱蒙医科大学读书，学昭则进克莱蒙大学文科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３２年４月学昭生下了儿子棣棣。她一面照顾爱人的病体，一面要多写文章挣稿费付孩子的托养费，自己还要写论文，真是苦不堪言，搞得身体很差。

　　１９３３年，学昭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词》获得通过。当时学昭经济拮据，论文印刷费是戈公振替她支付的。富有文采的论文得到了好评。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院长Ｇ教授希望学昭留下来做他的助教，学昭婉言谢绝。１９３４年，Ｈ的博士论文也获得通过。１９３５年初，学昭夫妇到巴黎看望了柏龄和志仁，告诉他们回国的打算。此时志仁已成家，夫人是法国人，而柏龄还过着单身生活。

　　１９３５年春天，学昭一家回到了祖国。在家乡略作休息，４月份，学昭来到上海，看望鲁迅、茅盾诸先生。鲁迅先生刚得过一场病，人很瘦，见到学昭马上坐起来，十分高兴地指着一个柜子说，那里面许多书都是学昭帮助购买的，非常感谢。许广平十分忧愁，有一次在楼梯拐角叫住学昭，要她劝劝先生保重身体。但每次学昭谈到身体，鲁迅总是说“很好，不要紧。“学昭看到他扶病还夜以继日地写作翻译，不禁为他捏一把汗。

　　回国后，就业问题首先摆在眼前。有朋友介绍她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但学昭不想去 ，因里面有不少国民党官僚子弟在当教授，她想离他们远一点。学昭先是写些散文投给报纸，另外翻译一些短篇小说寄给鲁迅先生，但经常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扣留，不能发表。甚至当她外出时，还经常受到特务的跟踪。为使文章能发表，学昭只好变换笔名，或是模仿男人的口气。以后的两年，学昭一家随丈夫所在的医院在无锡、南昌生活。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学昭接到戈公振先生的信，说要回国，托她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整理自己的文稿。学昭为他租好了房子，天天等他的消息。万没想到，１０月２３日报纸上却登载了戈公振病逝的消息。学昭立即动身到上海。戈先生的遗体停放在万国殡仪馆，据说是国民党憎恨他对苏联的报道，特务在他回国途中下了毒手。学昭抱着戈先生的幼子痛哭起来，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位慈祥和蔼的长者给予她的高尚而深长的友谊。

　　刚刚经历了戈先生逝世的悲痛，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学昭又匆匆赶到上海，告别自己的恩师鲁迅先生。万国殡仪馆里人山人海，许广平和爱子海婴跪在鲁迅的灵柩前。十几年来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提携和帮助，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映现在眼前，学昭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淌。

奔向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昭一家人从南昌撤退到重庆，以后又住在涪陵。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假抗日，令学昭气愤不已，也彻底打消了她丈夫对国民党的幻想。他们以到重庆看病为由，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受孙起孟、黄炎培两先生之约，学昭担任了《国讯》周刊特约记者，采访延安的情况。《国讯》特约记者证正好用来对付路上国民党的检查。

　　１９３８年７月，经过千辛万苦，学昭与丈夫带着６岁的孩子终于踏上了心中的圣地延安。学昭夫妇是延安惟一的一对博士，党组织对他们十分重用，生活上处处关照，常使学昭感到无功受禄，十分不安。休息几天之后，学昭便开始了访问。她风尘仆仆，不知劳累，学校、机关、团体，上至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下至普通士兵、老百姓，都是学昭的采访对象。

　　在来延安之前，学昭已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陕北之行》，但延安对大多数人来讲，包括学昭在内，仍非常神秘。她决心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笔为延安勾勒出一幅全景式的图画。每天采访完回到住处，学昭就开始写作。每写完一篇就拿给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然后寄给《国讯》周刊发表。《国讯》连载到第十五辑，被国民党查禁。这本书共写了二十多万字，１９３９年送给三联书店出版，但又被国民党查抄，并毁掉了原稿。幸亏学昭还有一份影写的底稿，设法送到香港，于１９４０年正式出版。

　　以陈学昭个人的气质和笔力，尤其适于散文的创作，因此她散文的成就远在小说之上。《延安访问记》是一部十分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满怀深情对延安的方方面面做了全景式的介绍，整部书充满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对共产党、八路军及边区政府的真诚赞美。“我所喜欢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这个要算全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却是令人十分留恋的“，“延安没有乞丐，没有妓院，延安究竟是中国人站着的地方。“另外，她极为真诚、友好地指出了延安工作中的缺点与应当改进的地方。全书文字从容亲切，生动活泼，边叙边议，对比联系中外古今，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由于此书在战争年代的香港出版，流传不广，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此书可以说代表了陈学昭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应当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学昭的丈夫在办中央医院的过程中，由于与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不愿在延安干下去了，一定要离开。学昭没有办法，只好在到达延安一年后，两人带着孩子又返回重庆。重庆的政治空气比一年前更加令人无法忍受。不幸的是，学昭７岁的儿子得了脑炎，终于不治夭折，这给了学昭极大的打击。过了一段时间，心情较为平静后，学昭想与丈夫分手。以前就是因为孩子才维持在一起，现在这根纽带已经没有了，何必还凑合呢但想想国难当头，不应当为个人的事分心，也就拖下来了。

　　１９４０年深秋，学昭和丈夫再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

“又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

　　第二次到延安，学昭被分配在抗敌后援会工作，丈夫负责组建中央医院。人到中年，事业如日中升，党组织又十分重用和爱护，家庭生活也还算平和。这时学昭的丈夫提出还想要一个孩子，于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３５岁的学昭又生下了女儿亚男。万没想到，孩子还在哺乳期，她的丈夫却另寻新欢，抛弃了共同生活了１１年的学昭和襁褓中的婴儿。对于毫无思想准备的学昭来说，这简直是暗算。学昭悲愤异常。

　　是共产党给了学昭第二次生命，不仅治好了她的病体，也抚慰了她心灵的创伤。孩子９个月时，两人在边区法院办好了离婚手续，孩子判给了学昭。党的几位负责干部都对学昭十分关心爱护。中组部部长李富春和蔡畅大姐都是留法的前辈，他们总是善意地指出她社会经验不足，鼓励她从困难中站立起来。周恩来副主席和邓大姐也始终关心她，每次回延安都要找她谈一谈。知道她的书在第二次进延安时全部被国民党扣留，就从国统区给她带来一些法文书。针对学昭因不幸的婚姻搞得心情有时很抑郁，周恩来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这件事做错了，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你年轻时不识人，要识人呀。“学昭擦干了眼泪，调整了自己的心情，将孩子送进保育院，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

　　１９４１年５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学昭亲聆了毛主席的《讲话》，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回顾自己从１９２３年开始写作，只是为了抒发内心的不平和对旧社会的愤恨，没有考虑到更大更远的目标，学习《讲话》，奠定了学昭以后的创作方向。

　　１９４２年秋，学昭调到《解放日报》第四版做编辑，１９４４年初，调中央党校四部做文化教员。１９４５年春天，一些民主人士到延安参观，其中有黄炎培、傅斯年、赵超构等人。因学昭在来延安之前就是知名的女作家，又是留法博士，组织上安排学昭参加接待。在机场上，毛泽东一边和学昭握手，一边夸奖她说：“又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人们都微笑地看着学昭。

　　在报社做编辑和在党校做教员的几年中，学昭一方面配合工作，深入工厂、农村，撰写劳动模范的报道，或翻译一些法文作品，一方面创作了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作品描写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跨越好几个伟大的时代，直到抗战，继续前进。她想从这样一个女性身上，反映出时代的一角。实际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以学昭的经历为蓝本的。创作过程中几经犹豫，几乎放弃，后来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鼓励下，终于完成了小说的上卷，于１９４９年由大连新中国书局出版。在书中，作者借主人公的口自白道：“我从来就没有自己幸福的家，……革命就是我的家，没有了青春，但还有工作，还有革命事业，只要生活着、工作着，总是美丽的。“

　　１９４５年７月，学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志们纷纷离开延安，到各解放区去开辟工作。９月中下旬，学昭离开党校四部准备去东北解放区。组织部长王鹤寿告诉学昭，这次去东北，中央决定让她经苏联出国到巴黎去做国际民主妇联的工作，这使她想起还在初夏的时候，周副主席曾对她说过：“今后你的工作岗位是在国外。“但没有想到，就在学昭几经周折到达哈尔滨，准备出国的前一天晚上，却突然通知她第二天不出国了。后来才知道，有人告到中央局，说是学昭到巴黎为的是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让她出去工作不合适，个别领导不了解情况就取消了这个决定。

　　这一打击对学昭来说实在有些残酷。一时没了工作，学昭就将最近发表的１４篇短篇小说结集在一起，名为《新柜中缘》，交东北光华书局出版。然后又翻译了《列宁与文学及其他》，出了单行本。每次的稿费学昭都如数上缴了党费。

真正的骑士

　　１９４９年，学昭到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在会上发言。会后，组织上留学昭在北京工作，但学昭坚决要求回刚刚解放的家乡浙江。

　　回到浙江后，她要求到农村去工作，但组织上分配她到浙江大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她还兼了文艺理论和写作两门课，任务十分繁重。但学昭总认为自己是搞创作出身，还是集中精力写出东西比较合适。一年以后，经上级批准，学昭到农村深入生活，参加土改。１９５２年出版了反映土地改革斗争的中篇小说《土地》。紧接着又到杭州近郊龙井村一带体验生活，于１９５７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春茶》第一部。

　　陈学昭以农村做为自己的创作基地，真诚地实践《讲话》精神，不怕苦，不要官，不要利，一心一意搞创作，本应得到肯定和赞扬，但在反右运动中，却因讲了一些“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之类的话，就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出党，下放到绍兴劳动改造，宣布不给工资，没有医疗待遇，生活来源靠稿费维持。这对学昭是致命的打击，政治生命没有了，学昭视为家的革命事业将她驱逐出门。是选择死还是活一无所有的陈学昭，只剩下一个坚定的信念，历史会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而且为了女儿也应当活下去。１９６０年，学昭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回浙江大学到图书馆工作，专职整理报纸，抄卡片。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学昭经受了更大的磨难。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陈学昭终于等到了正本清源的一天。１９７９年３月，她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此时的学昭已年过古稀，但她迎来了自己创作的新高峰。她很快就拿出了书稿《思天涯想海角》、《浮沉岁月》、《工作着是美丽的》第二部等作品。此时的学昭，已霜染头白，步履蹒跚，但睿智达观高雅脱俗的气质依旧。她以病弱之躯奋力笔耕，以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编辑了十多本书，并担任了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

　　１９８０年，春光明媚的季节，蔡柏龄作为著名学者回国参观访问。相隔４５年，两只飘零的鸿雁终于相会了。以后又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季志仁通了信，互诉离情别绪。好友的暮年相会，使陈学昭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温馨。

　　１９８３年底，浙江省文联为陈学昭举办了庆祝她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茶话会。回顾自己的一生，她心潮起伏，不由得想到海涅的《抒情插曲》，其中有这样一节：

　　　　他是一个愁闷和沉默的骑士；

　　　　他两颊凹进和像白雪一样，

　　　　他摇摆和不稳的步伐踯躅着，

　　　　忧郁梦想里的囚犯，

　　　　如此挺硬，如此愚蠢，如此拙劣，

　　　　这些戏语，这些少女们的低声冷笑    

　　　　当他不稳定的步伐经过的时候。

　　陈学昭写道：“当我拄着拐杖，用不稳的脚步走过的时候，……人们的细语、冷笑、讽刺、诅咒，会是怎样的呢能使我止步不前么不能，我已下定决心，要走下去，要再一次起步。“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当桂子飘香的时候，陈学昭走完了８５年的人生路程，离我们远去。她曲折坎坷的一生，是奋力追求、拼搏的美丽的一生，是饱受苦难摧残而终于战胜摧残再现美丽的一生。（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