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宏于1990年被提升为大众公司总经理时，也正是上海大众背负重任的时候。当时，作为第一块合资试验田的上海大众，在以CKD方式发展汽车的同时，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任务：探索如何尽快实现引进轿车产品技术的国产化。

    1983年，上海通过购买CKD组装大众桑塔纳轿车。1984年10月，双方合资成立上海大众公司。桑塔纳组装了3年后，产量已经上万台，但国产化率不到6%。

    1980年代，中国外汇短缺，长期依赖进口的CKD生产方式有悖于国家的政策目标。1987年，中央政府对上海市和上海大众施加了空前的压力，明确表示如果3年之内国产化率达不到40%，上海大众就得关门了事。

    1988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对当时的上海大众董事长陆吉安下达了“军令状”：“三年内国产化率要达到60%，当年国产化率要完成25%，第二年50%，不能少，否则你就引咎辞职”。

    当时中国的技术员不理解为什么每个零部件都要做“四季试验”，包装要送到德国认证，大家觉得这是德国人在成心刁难我们。为此朱镕基拍板：搞国产化不能“瓜菜代”！不仅要数量，更要质量。

    1985年至1988年大众在华第一号人物、亲历了上海大众创业历程的大众高管马丁·波斯特在其所著的《上海1000天：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中这样写道：在朱镕基的领导下，1988年7月1日，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联盟成立，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联盟——在“中国品牌”这个总概念的指引下，配套厂商允诺遵循开始几年一再带来烦恼的大众的质量标准——朱镕基在这场无休止的争论中说了句铿锵有力的话，“不搞瓜菜代”来装车。

    一开始德国方面对国产化并不是很积极，朱镕基向德方明确表示，国产化不成功，上海大众关门。德方的态度由此发生180度转变，当时正在上海访问的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1982-1993年)哈恩博士说：“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搞三件事，第一是国产化，第二是国产化，第三还是国产化！”

    在转向以桑塔纳国产化为中心后，上海市政府和上汽公司做出了由上海大众兼并上海汽车厂(兼并后放弃了该厂原来生产的上海牌轿车)的决定，并将整个上汽所属的企业全部以为桑塔纳配套为目标进行重组和技术改造。

    1990年，是3年“军令状”的最后期限。为了确保目标顺利完成，善于提拔“能干实事的人”的陆吉安发现了方宏。

    方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不仅业务娴熟，而且精通外语。临危受命后，方宏一方面巧妙地与德方周旋，一方面为桑塔纳国产化配套进行产业重组和技术改造。

    1992年1月1日，上海汽车厂正式加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此外，原上海重型汽车厂、上海汽车底盘厂和上海第二汽车底盘厂被合并成立汇众公司，专门为桑塔纳生产前后桥、悬挂系统和减震器；原来上海重型汽车厂自主开发和生产的交通牌4吨载重车、大通牌15吨自卸载重车和32吨矿用自卸车等产品被全部放弃。

    桑塔纳国产化获得了后来被广泛宣传的成功。1990年，桑塔纳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60%；到1997年，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但是，国产化却付出了另一种代价：上海汽车工业放弃了上海牌轿车和载重汽车的生产，从而丧失了自己原有的整车产品、自主品牌和开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