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三祖光照千秋
夏自正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
中国地处东亚太平洋之滨,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繁复,且具一个大的血缘系统,自成一个天下。有史以来,先祖先民为了适应生存,改善生活环境,运用智力与体力,经过原始社会几十万年的苦苦进取,终于步入了以黄帝作始的中华文明的新阶段。而后又经过了几千年的奋斗演进,才有了像样的衣冠居处,生活规范,礼乐刑政,文化艺术,学术宗教,以至今日的科技文明和较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
追思中华文明的发端,启文明于榛狉,播光华於暗黮的先祖是谁呢?以远古的传说且近乎史实的史料看,当推发明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明网罟用以捕鱼猎兽、饲养家畜的庖犧氏,对男女交配旧习变革的女娲氏,发明种植五谷,作耒耜陶器的神农氏等。
但比较有系统的历史,真正文明的发端,应该说是从黄帝开始的,与他同时代的炎帝和蚩尤,同为中华文明的创世先人。
中华民族先祖文化,是史学领域的一个大课题。由于年代久远,远古民智未开,文字之用未备,所以关于先民先祖的文化事迹,只是后人凭口耳相传沿袭,讹误自然难免。是以仲尼删书,断自唐虞,司马本纪,首列五帝,作为古史文字记载的开端。但由于口传史事不一,因此诸子史之记述也多岐异。再者,在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无法了解,对远世先人的敬祖崇拜,因而设想在自然界之外,有一个神在支配着一切。这种将自然力量人格化、神化,最初仅仅是为了解释自然现象,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可一旦与人类社会相结合,便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关于黄帝、炎帝、蚩尤的种种事迹和传说,为什么都披有神话的彩衣。要一探历史的究竟是很不易的。我这里所述说的华夏三祖的史事,是着眼于古人大的氏族部落的形成,视察语言文字的变迁,稽考史书之记述,依我个人的冥会理解,取舍成文的。
借撰此文,以答谢黄逢时先生的邀请,为台湾混元禅师所发起和原创的且极具历史魅力和价值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尽一点绵帛之力。全文以“寓论断於叙事”的形式,作如下述说:
一、 五帝之首——轩辕黄帝;
二、 神农百草——炎帝其事;
三、 九黎之君——蚩尤其人;
一、 五帝之首——轩辕黄帝
中国比较有系统的历史,是从史前的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史记》的开篇之作即为《五帝本纪》,他以《世本》、《大戴礼记》古书为据,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黄帝名位其首。司马迁对传说中的“五帝”的世系,不是率尔轻信,而是经过了分析鉴别的,他会将书面材料同实际调查的材料放在一起,进行详细的考察,而以“不离古文者近是”。所以关于黄帝的史事,史家多以《史记》为准。
黄帝,中国古代传说时期最早的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被誉为全族的创世之祖。其实,最初也同炎帝一样,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国语 .晋语》及《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说,昔少典氏,娶有蚧氏,生黄帝、炎帝。黄帝居姬水流域(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注入渭水)各自以水为姓,故黄帝姬姓,炎帝姜姓。他们既为同胞兄弟,又都为各自部落联盟的首领,所以历史上往往炎黄并提。黄帝族和居于姜水流域的炎帝族世代通婚姻。《史记 .五帝本纪》说,黄帝名“轩辕”,其国号为“有熊”。关于黄帝的业绩,今依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概述作如下论叙。
(一) 经过阪泉、涿鹿之战,促进了中华各部族的大体统一
黄帝部落的迁徙,是由在陕西北部的初居地,东迁过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东北行,最后居于河北涿鹿一带的山弯里。此时炎帝姜姓部落也由渭水流域沿黄河东迁,游徙于黄河下游今豫北冀南山东一带。炎黄两大部族在这广袤水草地带因利害冲突,在阪泉打了三次大仗,炎帝败,部族并入了黄帝部落。这两族俱从西方来,文化习俗也相近,极易融合统一,其活动地域,也由北向南面中原拓展,在黄河下游一带生息繁衍,形成为后来中原文化的发祥圣地。
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是夏族集团对黎苗之战争。这两个部族集团,均处于河南中部一带,夏族由北而南,黎苗由南而北,彼此竞逐于中原平原这块适宜游牧和农耕的肥沃之地,遂演成两族团大规模之战争。当时黄帝以劣势兵力诱致蚩尤於河北涿鹿一带地区,籍天候地形之利将其击溃,终于奠定了夏族定居中原的基础。涿鹿战后,黄帝乘战胜之余威,继续对四方大事征讨,史记上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即是黄帝用兵四方的证明。其用兵活动范围,据史记载: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今山东东部)及岱宗(泰山),西至于空桐,登鸡头(今甘肃陇右陇西一带),南至于江,登熊、湘(今湖南长沙、益阳一带)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上述东西南北的范围,已远远超出夏族原有之领域,由此可见黄帝及其部族声威远播的情况。
黄帝借助于战争,统一了不少氏族部落,成为中国历史上夏禹以前最大的共王。史记上说他“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涿鹿、阪泉、釜山,这三大与黄帝伟业相关的要地,均在今河北涿鹿县境内。釜山,地处涿鹿蔚县间协阳关要冲之地,这里的山谷一隘道,为古代南北的协阳关路,地势险要。黄帝北逐荤粥后,在这里与各部族首领,结盟统一符契,这是众多部落结盟的大联合,也是众多部落屈尊于一个“共主”的初步统一。这一举措,无疑是当时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黄帝在涿鹿山弯(山阿)所营之邑,是他东迁后在这里立脚拓业的根据地,也可说是天下各部族初步统一后的国都所在地。
(二)以黄帝为名的众多发明创造
黄帝合符釜山,在涿鹿山弯营邑后,曾“左右大监,监於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史记语)这里无疑是涿鹿战后,天下趋于统一所出现的和平景象,兵祸息,万国和,才会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万国和,才利于各名族各部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流的顺畅,才会有利于各部族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人们的聪明智慧,得以发扬光大,这自然又促进了科技的发明创造。古书《易·系辞》《世本·作篇》等文献,都盛称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有穿井,作杵臼,作弓矢,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等;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有制衣裳、旃冕、扉履等;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有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医药、文字等。所有这些发明创造,自然并非黄帝一人所为,其中亦有不少是黄帝以后的发明,但古书这样记载,显然也反映了黄帝及其部族的辉煌成就。这些发明创造,使各族部众,由游猎为生而使之有稼穑,野处穴居而使之有宫室,兽皮蔽体而使之有衣服,结绳记事而使之有文字······使部族人民脱离了原始野蛮简陋生活而步入文明时代。这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的事。
(三)在政治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古代文献记载黄帝子孙世系有《国语》、《大戴礼记》、《山海经》等书,虽然错乱脱略,疑问不少,但谱系井然,自圆其说。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就是依这些古书所记,为黄帝子孙排序的。子孙尊礼祖先,记述名号,因年久讹误,或当会有,但对重要祖先,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史记说,黄帝生二十五子。正妻嫘祖,生子二人,一名玄嚣,一名昌意。黄帝二十五子,传说有十四人得姓,其中二人同一姓,共得十二姓。十二姓大题见于古代传记,唐虞夏商周秦都是十二姓后裔,可见黄帝在政治上对后世影响之大之远。依其传说,黄帝后裔有下列诸帝:
少皞——姓己,一说姓嬴,名挚,居曲阜(今山东曲阜),春秋时代郯国是其子孙。
颛顼——昌意(黄帝)子的后裔。居帝邱(今河南濮阳)号高阳氏。曾攻伐苗黎,驱使苗人西逃或南逃,华族占领黄河北岸土地。
帝喾——玄嚣(黄帝子)的后裔。号高辛氏。传说帝喾娶四妻,生四子。姜嫄生弃(周朝祖先),简狄生契(商朝祖先),庆都生尧,常仪生挚。卜辞证明,商朝自认高祖是帝喾。
以上三帝,彼此年代相隔有较大距离,亦不是前后继承帝位(帝字本义是祖先)。他们名号留于史书,或因特殊事功,或因子孙昌盛,得以保存下来,具体生平业绩多为神话传说,作为信史之事,史载极少。《书经》中有《尧典》等篇,叙述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春秋战国时人,很推崇赞扬这三位古帝的禅让义举,但所记三人的世次,却有很大的错误,如说尧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五代。舜是颛顼七代孙,距黄帝九代。而说禹是颛顼的孙子,距黄帝五代,这显然是错的。虽如此,但该书所记他们是黄帝的后裔,这一点是对的。“禅让”的传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起了很大影响,“天下为公”的思想也源于此。尧舜“禅让”是中国旧式的最高政治理想。说不定人类未来的“大同世界”也可能采用这种形式推举贤者。
这里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省南部,创造了夏文化,遂称夏族。夏族进入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夏王朝的诞生,是夏禹的儿子启夺位而建的(夏禹生前推举益做继位人,但启的势力比益强大,禹死后,启率私党攻益,连公举的王位也继承下来,去益而为王)启夺位后,召集众部落君长在钧台大会盟的宴会上,宣布自己正式继王位。钧台在河南禹县北门外。此举与黄帝在涿鹿釜山合符,会盟各部落联盟首领,是一脉相承的沿续和发展。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夏商周更为光辉灿烂的文明时代,从此“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语)孔子的这些话,说明他看出了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潜在的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还有,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经典著作名《黄帝内经》,这部书十八卷,百六十二篇,非一人一时之作,其主要部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书中从脏腑、经络、病因、病疾、诊法、制则、针灸、方药等等方面,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为中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部书,显然是以托名黄帝之名而命名书名的,由此可见黄帝在政治文化方面对后世的影响何其大!
(四)黄帝死,葬桥山
黄帝陵在中国陕西黄陵城北的桥山上,陵高三点六米,周遭四十八米。墓前有“古轩辕黄帝桥陵”石碑,系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毕沅立。此外,黄帝陵墓在甘肃、河北、河南等地也有。但河北涿鹿县,黄帝、炎帝、蚩尤三祖文化遗迹较多,司马迁曾“北过涿鹿”作过实地考察。有史以来,涿鹿地名一以贯之,始终未变,因此这里的三祖文化遗存是丰富而可信的。台湾混元禅师,曾多次来涿鹿考察,二零零二年八月,他在涿鹿考察黄帝的葬地桥山时,以其特有的灵异慧眼确定其址,并吟诗道:
举望桥山贵尊严,桥山何事隔深渊;
左仓右库帐屏上,南溪北港会案前。
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
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瞰未然。
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玄;
可惜无名雄霸据,此地抛荒五千年。
那里的层峦叠嶂,古老而苍翠的桥山秀貌,显现着王者之气,混元禅师不仅识破玄机,点定黄帝息地,还投巨资在这里建祠设祭,引领中华儿女爱国、爱祖、敬祖、祭祖之诚心,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团结凝聚之心,开启涿鹿桥山实地为万灵真净土,昭诰天界,以维庄严。
涿鹿山弯,华夏祖地,山龙地阜,天宝物华,阪泉之战,炎黄一统;釜山合符,天下会盟。文明肇始,绵延五千年之久;民族融合,终为史势所趋。伟业不衰,中华文明光播于世;子孙繁衍,海内海外几布全球各地。寻根祭祖来涿鹿,落叶归根到桥山。日月星辰,流转不息;中华文明,地久天长。
二 、神农百草——炎帝其事
传说炎帝以火得王,故称炎帝。战国以后有些学者认为炎帝即神农氏,奉炎帝为神农,这可能是炎帝与农业部落有关。从古史书的相关记载,可佐证这个推想:《礼记·祭法》云,“历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国语·鲁语》中把历山氏,解为烈山氏,韦氏则作注说,烈山氏,炎帝之号也。大儒孟子则说,烈山,非地名人名,乃古人烈山泽而焚之之意,这是农耕之民焚山林草木以垦耕田的常事。上述古人古书所述之事不管谁是谁非,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炎帝即神农,神农,即司农业之神。传说他牛首人身,善凿井,“研木为耜,揉木为耒”(木制生产工具),亦能做锄、耨等农具(锄,应理解为木锄),又将禾种植在田间,以获丰收。古书《易·系辞传》上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段文字叙说的,不正是远古初民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从事农贸的情况么?
古书《礼运》上还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与鬼神。”古人解释说,土鼓、蒉桴、是伊耆氏人之祭神娱乐活动,伊耆氏即神农氏。这段文字又反映了农作丰收后人们的喜庆活动。
那么究竟炎帝神农氏,在黄河下游河南河北一带,教民从事农作稼穑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呢,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考古界却披露了五千年那是的农业经济的状况,这就是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磁山文化。磁山文化是因以在河北武安县磁山村的发现而命名的。一九七三年发掘。年代约为五千年前。居民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农作物有粟。以石镰、石铲、石刀、石斧与柳叶形石磨盘为生产工具。饲养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兼事渔猎。有原始手制陶器,器面飾绳纹、划纹等。房屋为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较多。该文化与河南裴李岗文化相似,被连称为“裴李岗·磁山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正是反映了五千年前的当世人原始的、黄土地上的农业村落经济的状况,这不正是炎帝神农氏先祖先民的生活反照么!
炎帝为农耕之族,好和平,后世史书中多有赞美之辞,《商君书·画策》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庄子·盗跖》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在那个部族争战频仍的时代,炎帝神农氏及其部族,一向尚农求安,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
从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看,中国史前史上农耕时代的开创者,无可争议的应属于炎帝神农氏。他正当新石器时代,有了磨光石器的出现,特别是装有木柄的石斧。有了某种农业和利用植物及种子的开始。会驯养家畜,有了狗、羊、猪、牛。这意味着,他从猎人变成了放牧他所猎得的畜群的牧人。会制作陶器,会编织。他和他的部族过着农耕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了不起的大进步,大开化。它第一次让人类摆脱了几十万年以来,仅被动地仰赖大自然所赐山林野果、野兽、河湖鱼类而活命的生存方式,找到了以农业开拓新生活的光明路径,沿着这个路走下去,走得越远,越柳暗花明。史前人类进步速度的加快,就是归因于农业的开发。农业是对自然体系人为的改造,它促进可利用或可供栽培的植物种类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改造的内涵,包括植物的驯化,淘汰劣种和遗传变异。尤其是谷类作物,人类就是靠着谷类作物不断丰富来适应人口不断增长需要的。试想,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粟(小米)和长江流域的稻,同为中国原始农业的史迹,不是至今还在哺育着中华儿女么。不仅如此,从栽谷类农作物的收获来看,使人类共同体的规模扩大了,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群居的村落,甚或可叫做村镇的定居地。再者,因为这些农产品是从有限的土地上得到的,这就又给人提供了可能把更多荒地改为可耕地,以增加农作物产量,不断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且由于灌溉等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必然也会促进生产率和农作科技不断提高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分工和行业的扩大、新生,又会使整个人文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这就又逼得上层管理者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和组织工作,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组织结构的不断完善,环境相因,步步趋高,促进者社会快速发展。理性地从炎帝神农发明农业和教民耕农这个角度看史前史上这一大事,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作多么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书以什么美的赞词也不为虚。在中国,黄河流域的小米,长江流域的大米,这两种谷物哺育了绵延至今的文明。
与教民耕农的同时,神农炎帝还曾尝百草,辨明平、毒、寒、温种种赋性,用为药品治病。史书记载他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神话传言,说他玲珑玉体,能见其人身肺肝五脏,亦能化解药毒。民间称他为药王菩萨。传说神农氏因尝百足虫,不能解其毒而致死。由于他在医药方面的影响之大,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经典《神农本草经》就是托名“神农”而命名的。该书成於秦汉时期,共四卷,总结了劳动人民在长期医疗实践中药物学取得的成就,无疑这其中也会有神农开药物先河的贡献在内。
相传炎帝死后葬于湖南,炎帝陵位于湖南炎陵县城西南十五千米的王家渡附近。宋代初年,赵匡胤派人到湖南访得炎帝陵,於乾德五年(九六七年)建祠纪念,以后历代祭祀。陵前原有规模宏大的天使行宫、祠、坊等。陵侧有明清时所立御祭碑数方。祠院中“洗药池”传说为炎帝洗草药处。现存陵墓建于明代。圣容殿后殿及两庑重修於清雍正年间。
炎帝神农在中国史前史上声名赫赫,战国齐人邹衍储藏以炎帝神农之名,用来名中国为赤县神州。神农脩火之利,故为炎帝,炎为火,又为火帝;火为赤,亦为赤帝。神为神农,神州犹神农之洲;赤县即赤帝之县。炎帝神农不朽,与赤县神州并存。
三、九黎之君———蚩尤其人
蚩尤在中国远古史上,是一位与炎帝、黄帝并世而立、显赫於当世的伟大先人,又是一位颇多争议、颇带神话传说色彩的人物。他的英名形象,在古代后人的描画中,似妖、似怪、似神;他的生平业绩,在古书记载中,多为片言碎语,且时隐时现相互抵牾。他在历史上的存在,有其可畏的一面,又有其可敬的一面。但要说真的他,渺茫难籍,难以写真。这位中华文明肇始的创世先人,在中国古代史上是被扭曲了的人物,这是历史的可痛,也是历史的遗憾!今天应该洗去历史的尘埃,还他一个中华民族历史先驱的真面目了。
(一)蚩尤是九黎之君
蚩尤,九黎之君。《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及其经典释文《吕刑》、马融等相关记载中,均以蚩尤为九黎之君。九黎,黎族的九个部族也,九黎之君,是黎族九个部族的大酋长也。古书《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以今释之,并非是同怀昆季八十一人,实乃大酋长蚩尤麾下的同族酋长之并起者也。《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这段文字的寓意,并非仅是歌颂黄帝及其后裔尧的业绩,其中亦含有蚩尤统领九黎部族的功德政绩。因为一个由众多小部族凝聚而成的大部落联盟的和谐统一,是一个血缘部族,经过大酋长的智慧,长期协调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寒。
黎苗部族兴旺时,是以长江中游湖南、湖北、江西三地为根据地的。齐管仲曾说过蚩尤及其族人在葛庐之山打造兵器之事。葛庐之山,即今湖北、江西接境之山地。《战国策·魏策》魏吴起对魏文侯说:“昔三苗民,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彭蠡亦在两湖江西境。三苗,黎族后人。
黎苗部族,究由何地辗转迁徙而来此地的呢?因地层考古发掘较少,且年代久远,目前尚无从加以推断。不过史学家范文澜说,黎苗部族,大概从安南迁来,发展到长江流域,又北进到黄河流域。他是以现今苗黎人的椎髻、服装、乐器以及房屋构造形式,与安南风俗大体相同,作为古代黎苗来源的佐证的。他又说:“蛮族(对古代黎苗瑶族的统称——夏注)种类繁杂,在远古似乎也有相当文化。其中黎族最强,蚩尤是九黎著名的酋长”。(参见范氏《中国历史简编》一卷)
(二)蚩尤冶金
九黎部族北迁后的活动中心领域即在长江中游湖湘鄂赣间,这一地区的山体中富含五金矿藏。湖南之铜与锑,湘西之辰砂,大冶之铁,一直是中国五金富藏之地。试可推想,黎苗部族於火焚山林之际,极有可能因触及山体之矿苗,而引发融化的金液流出,冷却后又结为金属硬块,族人从中发现,此种矿物融品,较之石器更为坚利且易于制作,遂采为器用,这应是极为自然之事。如果这个推想不错的话,蚩尤和他领导的九黎部族,受火焚山林的启迪,悟得了冶金之道,得天时地利之变,赢得了伟大的发明,拥有了独特的智慧,这是卓异于侪辈的领先之处。这个猜测和推断,是有古人古书的记载能佐证的:《管子·地数篇第七十七》载:“葛庐之山,水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世本》载: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吕氏春秋·荡兵篇》: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上述著书记载,足以说明,蚩尤九黎部族,这时确已能通过融矿冶金,会制作金属兵器了。
九黎部族能以金属作兵,得矿冶而擅其利,技普九黎,这自然是一件壮部族之声威,名显天下的大事。而当时黄帝所统的夏族(一说为华族)呢?则尚不懂冶金之术,部族仍以石器、木器为兵器,据古书《礼记射义》、《山海经·海内经注》所记,黄帝令挥作弓,夷侔作矢,剥木为兵。弓箭的发明虽非同小可,但与冶金的发明相比,却不可同功而语了。后人追述黄帝的发明业绩时说,黄帝曾采首山之铜鋳鼎於荆山(首山、荆山,均在今海南境)之下。这恐怕是从蚩尤九黎部族那里学来的冶金之道吧!这一点在古书《大荒北经》里也得到了证明:书中说,“蚩尤作兵伐黄帝”,所谓兵者,殆于戈也。蚩尤始制,而黄帝效之,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黄帝乃习用干戈”。如果把历史的视野向后推展,那么还可以说,有蚩尤冶金文化的滥觞,才有商周青铜文化的光辉灿烂。这一伟大的发明价值,使你不得不由衷地感叹:煌煌兮,九黎之君;泱泱兮,黎苗之盛,伟乎大哉,蚩尤冶金。
(三)与黄帝兵争涿鹿
蚩尤为何与黄帝在涿鹿兵争?这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在原因说起。依人类社会发展史一般的进化规律来看,人类最初是在树上生活,其后发明用火,又其后发明渔猎,又其后发明畜牧,又其后发明农业。五千年前炎帝、黄帝、蚩尤当世的部族,正处于游牧和农业兼有,由逐水草而居转而逐步向定居的农作生活转化。这一历史的发展轨迹,与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庖犧氏、神农氏的传承次序,大体符合。这些某氏某人的名字,实际上是说的某些发明。而这些发明,正表示着人类进化的某种阶段。
黄帝部族的初居地,原在今陕西省北部,后来东迁过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东北行,最后居于涿鹿的山弯里。司马迁《史记·黄帝本纪》说,黄帝姓姬,居涿鹿地方的山阿(山弯),时常迁徙,往来不定。
炎帝部族姜姓,姜本羌,西方氏族,史书记载说其发祥地在陕西渭水流域,很早就东迁入中原地区。其中向山东渤海的一支,形成为东夷部族。
蚩尤九黎部族的活动范围,已如上述,是在河南南部至两湖江西间。由于冶金的发明,工具的先进,这个部族集团的实力是比较强的。从其历史的发展看,九黎族也北向发展到黄河下游来。
这些氏族部落,当时都以血缘关系相结集,逐水草而居,长日转徙,但由于所处领域地广物丰,且人口又少,所以不同的部族之间,各自相安为生,无须兵戎相见。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推演,人口日繁,支脉增多,部族扩大,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明,终于使部族产生了划界定居的选择,大的部族集团,更引发了划界而治甚或扩域而统的欲望,谁不选大自然恩赐的风水宝地,作为本宗族立脚生存拓业的根据地?这样,在游牧部族间,或毗邻相处的小的氏族部落间,免不了为争战水草地,为争夺易于浅耕农作的黄土沃壤,或各自集团的利益,而发生冲突,冲突加大,就形成战争。
远古时的河南河北,是黄河流域的水草丰腴之区,古黄河在河北平原东部穿流入海。这一由众多河流携泥带沙所形成的冲积平原,既为古人提供了游牧之便,亦为浅耕农业垦殖的到来准备了天时地利优越条件。神农氏以来之族人,据此以生息繁衍,炎黄两族俱从西方来在这里汇集、碰撞,而又阪泉三次大战,最后融合统一。这两族文化习俗相近,易于合二为一。据古书所记相关史实来看,炎黄统一之后,其活动地域是由北向南发展的,与强大的九黎部族北向发展形成对峙之势。为各自部族的生殖发展之故,为抢占黄河流域这片神皋沃壤之地,一场决战势所难免了。两强相遇,互不妥协,两虎相聚,一山难容,终于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之战争——五千年前的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
蚩尤於黄帝涿鹿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是最早、最大、最煊赫的一次战争,《史记》、《帝王世纪》、《古今注》、《山海经》《龙鱼河图》诸书,多纪其事,先秦两汉一些名人史家、军事家,也有言简意赅的论列。再有《玄女战经》、《玄女兵法》、《黄帝内传》等书中还间有神异之说。于此可见涿鹿之战在远古史上影响之大。今撮其古籍纪事之要,简述这场战争的大致情况於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驽,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下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山海经》云:“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杀蚩尤。”
还有史书上说:三年九战,方擒杀蚩尤。又有史书誉蚩尤为战神,誉其族人为兵神。
审视上述这些纪事传说,剥去正统史观的偏见包衣和神话传说的不实之辞,我们可以看到无可争辩的如下史实的存在:
蚩尤作为九黎之君,统帅九九八十一黎族部众,手执金属兵器,长途北向奔袭,越黄河而蹈入北冀之土(涿鹿,即今涿鹿县,在河北北部),与黄帝部众决战,冲横决荡,猛烈异常;蚩尤以金作兵伐黄帝(古书《大荒北经》语),黄帝族众执木石兵器,是无法与黎族争锋的;
鏖兵涿鹿之野,三年九战,可见仗打得是何等酷烈与艰苦,难怪黄帝须“征师诸侯”,难怪黄帝“仰天而叹”;自然蚩尤与其部族所赢得的“战神”、“兵神”美誉,也是名符其实了;
涿鹿,处于蒙古高原脚下,有燕山、太行山环抱,壶流河、桑干河穿流其中,其地形地貌有高山、丘陵、平原,其大陆性气候,常伴有风沙、烈雨和水患,加之林木繁茂,地貌高低错落不一,沟壑纵横分布,这里特有的地理环境,对在异地作战的九黎之族来说,是不利的,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不通,敌情不明,山障雾迷,不辨方位,山弯多多,难识东西,风沙雨雪,艰苦倍嚐,加之食品饮水等等意想不到的困难,都会紧紧缠绕着蚩尤九黎部众的身心,背负着这些不利条件的包袱,三年九役与黄帝征战周旋,这在远古那个原始时代,是何其难耶!
与之相反,黄帝领其部众居于涿鹿山弯,时日已久,全能得天时地形之利,能善用、巧用这里的山谷、河川、沼泽、平陆“四军之利”(孙子语),有雾迷而不失方向,临风沙而有处躲避,用其发明的弓矢,以远战而克敌制胜於黎族的徒步近战,以发明的指南车而判敌我之方位和方向,善于选择有利的时间与空间与敌方周旋,或借尘沙蔽天、大雾弥漫之机,袭敌驻地,或造水围城寨之患,陷敌于困境,加之“征师诸侯”众多部族与外来的九黎展开三年的持久战,自然大有助于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进而由弱势转为强势。所以黄帝打败蚩尤,融纳黎族,是时为之,亦势为之,真乃天助黄帝也。这也许就是《龙鱼河图》上所说的“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终于“制伏蚩尤”的释义吧。
蚩尤在涿鹿败北,大约率残部南逃,史传黄帝追杀蚩尤於中冀,但古史《索引》案文说:“黄帝使应龙杀蚩尤於凶黎之谷”。蚩尤客死他乡,究竟命终于何地无关紧要,天意亡之,实在是不可违之事。古书传言,蚩尤死后,身体异处,故别葬之。涿鹿今仍存蚩尤大墓,突兀於山间平地之上,荒草凄凄,昭示着英雄末路的悲凉和凄怆。他的墓在山东还有分布:史记《集解》皇览曰:“蚩尤塚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塚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塚等”。山东为东夷族居地,东夷人祭祀他,可见他的英明和业绩,并非只存於九黎族人的心中。
(四)蚩尤死后史事
蚩尤被杀,九黎部族亦随为实力维系之中心人物的不存而溃散,或被收容於黄帝族中充作黎民,或有强项不服者,寻机南逃江汉故土,再建苗国,故黄帝之后的尧舜禹三代,屡有征苗之举,其史事在尚书、战国策、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均有记载。《帝王世纪》明确记载:诸侯有苗氏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於丹水之阳。还有“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之说。(马融曰:三苗,国名也。苍梧,乃湖南宁远,零陵两县之地)由此可见,九黎后的三苗是何等强盛!蚩尤虽死,其势影响却深远也。三苗部族经尧舜禹各帝屡屡征讨之后,其活动领域不断收缩南移,至夏禹时似已被驱逐到长江以南,故自夏代起,典籍上所谓苗患之记载遂不复见。九黎蚩尤的历史余波,已纹迹全消了。近代鲁迅先生对于这段古史,曾有过不平的感慨:“苗民大败之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的。”(见《淮风月谈·踢》文)
(五)结语
五千年前的蚩尤黄帝涿鹿之战,是不同部族之战,争夺黄河流域空间之战。论其胜败,则胜败均荣,它以血的代价促进了多部族的融合统一,有利于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评其义非,则愴怏难抒,胜者并非以正义取胜,败者亦非因什么“暴虐百姓“而亡。九黎之君与轩辕帝位同为部族拥戴的象征。是以当以创世之战放眼,大怀不以成败论列英雄。后世颂扬黄帝的伟业有顺美之溢,讥贬蚩尤的菲词,实为历史的偏见。成者虽为王,但败者不为贼。蚩尤与炎帝同是中华民族开创史上并世而立的伟大先祖,日月星辰同光共辉,黎民之先,亦是华夏人之先,悠悠涿鹿,先祖故都,举望桥山,黄帝安息之地,临蚩尤塚墓,可寄长怀思念。呜呼,九黎之君不朽,历史偏见应该休矣!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