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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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军人的后代 ]创建于2009年11月26日

谢晋-政治意识

发布时间:2010-10-13 16:52:46      发布人: 军人的后代
谈到谢晋电影,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会谈到它和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当然,这是对的。但是许多分析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简单地把谢晋电影和主流政治话语划等号、或简单地视其为巩固传统主流话语服务的。如李奕明说:“他对于历史的表述,绝对符合主导意识形态对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现实的权威解释。只要社会政治权威话语中提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关系,谢晋的影片就提供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故事。” 汪晖则认为:“谢晋影片不断地寻找和创造一种信仰体系, 一种对于现实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信仰”,“这个绝对者对于谢晋电影世界中的一切拥有绝对的权力,任何对于这种权力的背叛就会遭到无情的评判和否定。”
  事实上,这些论述把谢晋和政治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谢晋和政治的关系远比以往所理解的要复杂。他和主流政治话语的关系不是僵硬的、不变的,而是始终在调整变化中的。它们具体可以分为以下5个阶段。

第一阶段:磨合期

  谢晋的电影创作生涯开始于新中国建立前后。从1948年参与《哑妻》和《欢天喜地》的副导演到1957年创作出第一部重要影片《女篮5号》(导演兼编剧),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天翻地覆急剧变化的一个阶段。在文化界,“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走到一起来了”(毛主席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这两支大军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两个传统:一个是上海电影传统,一个是延安电影传统。如果对两个电影传统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描述,那么它们首先同样都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同时它们也存在以下差别:在基本的文化性质上,延安电影传统是革命的和政治的,上海电影传统是民主的和人文的;在经济体制的特征上,延安电影传统是计划经济的,上海电影传统是市场经济的。(关于上海电影传统和延安电影传统的问题,我们将另外撰文论述。)
  在1949年以前,上海电影传统在中国电影传统中占据了一个主流的位置。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世代书香之家” 、在重庆和上海受到艺术和电影的启蒙教育的谢晋主要接受的是上海电影传统的影响。他的老师洪深和焦菊隐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但是在1949年以后,延安电影传统开始了对上海电影传统的改造,并逐渐在中国电影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和随后对上海电影人的改造。处在这一文化急剧转型期的谢晋面临着如何协调原有的艺术理念和新的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的困难任务。其实,谢晋并非天生就具有“某种‘以政治为天职的人’的素质”(见汪晖关于谢晋的评价) 。这一阶段谢晋电影创作和主流政治关系的特征是摸索如何跟上主流政治的求。其中有些电影符合了,有些则不那么符合,中间有反复。

第二阶段:吻合期

  由于《舞台姐妹》所带来的灾难,谢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饱受折磨(本人被关进牛棚,被鞭打得满地打滚;父母双双自杀;两个残疾的孩子流落街头,受尽污辱) 。象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谢晋在文化大革命的“七斗八斗”之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在思想上开始更努力地跟上当时主流政治(文革政治)的要求。从这时开始,我们或许可以说,谢晋具有了“某种‘以政治为天职的人’的素质”。事实上,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了“某种‘以政治为天职的人’的素质”,非如此则无法生存。但是谢晋并不是“彻底的”政治动物,他对生活、艺术和电影仍有某种超越政治意义的理解。(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将有分析。)这一阶段谢晋的电影创作和主流政治的关系比较稳定,符合并代表着主流政治的要求。
  拍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海港》、《春苗》和《磐石湾》主要表现了当时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基本思想。《海港》是从革命样板戏移植而来,叙述的是党支部书记方海珍带领众码头工人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的故事。《春苗》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农村赤脚医生春苗和隐藏在卫生战线内的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故事。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成功和轰动的描写和走资派斗争的影片,并使李秀明(春苗的扮演者)成为当时无数革命青年崇拜的偶像。《磐石湾》也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但是,谢晋的这些影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辉煌是短暂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标志着这些红极一时的影片永远束之高阁,不得与观众见面。此后的许多谢晋研究专题论文和传记也都回避谢晋这一时期的电影。

第三阶段:反思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急剧转变、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极左的政治观念仍然牢牢地盘据着许多领域,另一方面,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正狂飙突起地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疏离期

  八十年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激变年代。顽固的保守主义和时髦的激进主义在中国当代思想舞台上拉开了最大的距离,他们各自占据了中国当代思想谱系上的两个极端。就在谢晋电影为通过审查而承受来自保守主义的种种诘难的时候,激进主义也毫不留情地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经过文化大革命“极左风暴”洗礼的谢晋对来自右的(极左的)方面的的批评尚能坚持自己的道义信念,但是面对挟裹着道义优势而来的激进主义的抨击则可能困惑了。因为在谢晋的价值系统中,道义占有一个至高的地位。 尽管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谢晋当时的具体想法,但是从他在“谢晋模式”讨论以后改变了创作方向可以隐约看到这一讨论对他的影响。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谢晋一反其“政治天职”的素质,在创作中表现出对热点政治主题的疏离。

第五阶段:回归期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谢晋疏离政治主题期间,中国的政治潮流和世界的政治格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传统体制瓦解,中国渡过危机进入了平稳建设时期,世界的格局进入了全球化发展态势。在这一背景下,谢晋通过多年的实践、观察和思考,又一次调整了他的创作和政治的关系。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谢晋电影的创作回到了对热点政治主题的再响应。在香港回归前夕,谢晋以一种正面的态度、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切入,重新回到了和当代政治强烈互动的创作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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