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东南角，兴业路76号人流不息。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走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之地。类似的场景同样出现在成都北路上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这两个革命遗址成了许多游客来上海观光的必选。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为了找到它们，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日前，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黎霞向本报详尽披露了勘察核实这两个革命遗址的全过程。在6月中旬即将揭幕的由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的《上海·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展》中，将以文献和图片的形式呈现“一大”“二大”的有关内容。

寻访“一大”会址一波三折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56年2月，董必武重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时，泼墨挥毫，留下了上述八个遒劲大字。殊不知，在此之前，为了勘察核实中共“一大”会址地点，上海市花费了一年时间，可谓一波三折。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来年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必须找到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纪念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非常重视。上海市委为此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勘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并告诉他们，此事已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讲好了，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请她协助寻找。

杨淑慧首先带他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原来的住家。

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杨淑慧回忆，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统楼为书房，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亦是会客开会处，担任编辑的有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并常在此办公或居住。1920年春，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这里会见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5月，毛泽东来上海，也曾到这里会晤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计划。

老渔阳里2号虽不是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是《劳动界》周刊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为共产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机关，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因为时间长久，杨淑慧对“一大”开会的具体地址已记不清了。杨重光提出，他看到的材料上记载，会议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建议大家分头行动。沈之瑜请人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中，有没有博文女校的校址。杨重光则亲自访问蒲柏路老居民，在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找到了博文女校旧址，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已成了民居。

博文女校是私立女子学校，由进步人士黄绍兰主持，并得到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黎等的大力支持。李达当时接受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工作，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与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也很熟。

文献资料显示，博文女校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临时宿舍，也是活动地点之一。当年，“一大”召开时正值学校暑假，大会筹备组委托王会悟借口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间。“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博文女校的旧址，也就是校长黄绍兰的住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各代表临时舍宿地”，“我的记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

寻访工作进行到这，意外寻找到《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两处革命遗址，但中共“一大”会址的具体位置依旧是个谜。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呢？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传来好消息，他手下有一名工作人员，名叫周之友，是中共党员。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只是他与父亲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佛海虽然后来成了大汉奸，但当初是中共“一大”代表。周之友提供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其父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纪实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沈之瑜听完直奔图书馆，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本周佛海的《往矣集》，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完。果然，在书中，周佛海谈到了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说“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沈之瑜约杨淑慧去贝勒路踏看。据杨淑慧回忆，当时李家门前沿马路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他们家里进出是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的影子也没有了。第一次，杨淑慧没有找到会址。

此后，杨淑慧又去了几次贝勒路，细细回忆，细细寻访。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终于发现，望志路106号那栋楼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

经过反复调查，沈之瑜和有关同志确认“一大”会址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弄堂在贝勒路。它与并排相连的5幢房屋始建于1920年夏秋之交，编号106号和108号的最早的住户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他们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成为一家，人称李公馆。

“一大”会址找到以后，特地请李达来看。李达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和老朋友，他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他对找到的会址没有异议，还谈了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情况，说7月30日，法租界的密探闯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大家赶快休会离开会场，后来听了李达的太太王会悟的建议，改到嘉兴南湖去开。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照片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审核，毛主席和董必武看了照片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杨重光又去农业部找到李书城部长。李书城告知那时他的家在法租界望志路，并说了那所房子的大体位置。1922年，李家他迁，该处为其他居民租用，1924年增建厢房，解放后已面目大非。当时的望志路106号是一家卖机器面条的小铺子“恒昌福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于是有关部门请房管部门协助动迁，租下了望志路106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2号。

1951年10月上海市委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三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同志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

1952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购下了今兴业路76号、78号两幢房子。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兴业路上的小菜场也被迁往淡水路。7月1日，“一大”会址经初步修缮后，有限制地内部开放。一开始，会议室是根据李达的回忆布置在楼上的。3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做好后，也于1953年送到中央，毛主席看过后说让时任国务院参事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1958年，李达专程到上海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旧址，指认辅德里625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会址最终得到了有关部门确定，同时李达的寓所也被确定为人民出版社社址。

辅德里625号一楼位于深巷中的第二排，楼上为李达的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它和同排其他房屋都由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造，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相当隐秘和安全，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当时出席了会议。

会址确定后，1959年，辅德里625号正式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

但是，“二大”的其他几次会议地址再也没能找到，因为在当时，四通八达的石库房弄堂着实让外乡人摸不着头脑。

多年来，为了全面反映“二大”会况和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影响，纪念馆派出多人多方调查，并收集有关史料和实物。“二大”代表罗章龙的儿子罗平海捐赠了父亲使用过的印章，金华档案馆献出了施存统生前用过的公文包、墨盒、镇纸等物品。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集到了中国代表团出席远东会议史料，在荷兰相关档案馆找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生平实物、手稿、北方工人运动史料等，经过仿真复制后带回国内。

1960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名学者韦慕廷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尘封了36年的硕士论文——陈公博论文。这位中共“一大”的代表，1922年脱离党组织，1923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1924年完成了这篇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论文中的六篇附录就是失散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一大”和“二大”的文献。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政治原因，韦慕廷教授的发现并没有传到中国，而是传到了日本。197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李俊臣无意中看到了一篇日文研究文章，便把这篇论文译成中文，“二大”的部分历史这才重新被还原：“二大”第一次通过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党的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并积极推进国共合作。

上世纪90年代，上海进行延安路高架建设，大动迁牵涉到“二大”会址及其周边成片的石库门建筑。为了保护“二大”会址这块红色圣地，市政府特批对“二大”会址和它对面的平民女校旧址两排房子予以保留，于是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周围的石库门房子变成了绿地，位于第二排的“二大”会址就此成了沿街楼房。2002年“二大”召开80周年之际，包括辅德里625号在内的两排房屋建立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2008年7月纪念馆再次扩建修缮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