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2003年6月7日报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加洛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22日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张加洛同志家乡的莱州人民，为失去了自己的优秀儿子而悲痛。中共莱州市委、中共莱州市纪委、莱州市人大常委会、莱州市人民政府、莱州市政协联合发出唁电，指出：“张加洛同志是莱州及胶东创建党的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之一，在任县委书记期间，他与县委成员一起发动、组建、统一全县抗日武装力量，创建抗日民主政府，并在短时间内将掖县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为保卫和巩固掖县抗日武装，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加洛同志是莱州人民的优秀儿子，是莱州人民的杰出代表，是莱州人民的骄傲，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必将彪炳史册！”张加洛对家乡始终充满深厚感情，在他的晚年，经常回到家乡看望父老乡亲，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给家乡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令家乡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六十六年前的抗战发动时期，他和他的战友郑耀南等领导创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掖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历史贡献。

　　恢复党的组织发动抗日武装 　

　　1937年“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共中央就正确指出：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37年10月，在东北军从事党的兵运工作的张加洛受中共山东省委的委派，回到家乡掖县（今莱州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发动工作。 　

玉皇顶起义领导人张加洛（摄于1938年）　

　　发动抗战、建立抗日武装，首先是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本来，掖县党的活动开展较早，1930年就建有党的组织（后改组成立县委）。1933年后由于上级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掖县党组织与上级失掉关系，党的活动由此处于消沉状态。张加洛回到掖县后，首先是千方百计找到了掖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郑耀南、郭欣农和王仁斋、李佐长、李勋臣等同志，先后在沟东小学和诸冯小学召开会议，恢复了县委的组织生活。在县委的会议上，张加洛传达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华北决议》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使大家茅塞顿开，受到巨大的鼓舞，明确了形势和任务，坚定了发动抗战的信念。根据郑耀南的提议，十八岁的张加洛被推选为改组后的中共掖县县委书记，担负起恢复和发展掖县党组织、发动广大民众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武装的领导重任。

　　县委组织恢复以后，怎样才能有效地发动广大民众、建立起抗日武装呢？这在当时面临着一系列难题。面对一些同志的疑虑和畏难情绪，张加洛明确指出，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华北决议》精神，“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责任。他还指出，党员不仅自己要去搞武装抗日，还要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广大民众发动起来，不然怎么能够搞起队伍来？根据张加洛的提议，县委确立了“依靠党发展党，同时发展党的武装”的工作方针和“就地分散发动，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的基本策略。在此基础上，县委作出决定：（1）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登记枪支；（2）组建六个分区委，每个分区委都要建立一支外围武装；（3）恢复党刊《红星》，更名《民声》，用以传达县委决定，指导工作。会后，张加洛起草了《华北抗战形势和游击战争》的文章，通过《民声》发至每一个党员手中。这篇文章正确地分析了抗日形势，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决定，进而号召党员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大的牺牲精神，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地参加抗日武装的发动。这样，就使得掖县的全体党员明确了工作方向和任务，坚定了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界、一致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由于县委的正确决策和张加洛、郑耀南等领导干部的不懈努力，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当时掖县能活动的党员只有四五十人，但很快地人人成为“火种”。在全体党员的宣传鼓动下，因日寇进攻、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跑而在部分民众中产生的悲观情绪和苟且偷生的想法得到有效扭转，“拿起枪，打日本，得胜利”的信心增强。县委下属的六个分区委普遍组建起名称不一的党的外围武装组织，如三分区委的“战地服务团”，四、五分区委的“抗敌前进队”、“抗日除奸队”，六分区委的“抗日义勇队”，七、八分区委的“抗日锄奸队”等抗日武装。各区的武装组织多者六七十人，四五十支枪，少者十几人，三五支枪，共计二百余人枪。根据县委的决定，这些武装暂处于潜伏状态，不能公开活动；秘密发动武装的党员，也不能暴露身份，一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行事。

　　建立统一战线举行武装起义 　

　　1937年12月25日，济南失守，日本侵略者逐渐逼近胶东。此时在掖县，不仅我们党在抓武装，国民党和其他一些社会力量也在抓武装，一时间“诸侯”各占地盘，群雄并起。怎样才能把这些武装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面，而又能够充分体现我们党的领导？这是摆在县委面前的突出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协商，张加洛提出了明确的原则：一是面对日寇的强大侵略势力，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不能各立山头；二是在联合中，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党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绝对领导权”的原则，不能拱手让出领导权；三是要研究联合的策略，既合情合理，又解决问题。根据这些指导原则，县委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统一战线的工作。 　　

　　当时，掖县比较有影响的一股武装，是国民党员赵森堂等领导的以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为了取得与“民抗”的联合，县委提出不以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名义，而是假以“不相干”的几股武装联合。于是，把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化为四股，然后由张加洛会同李勋臣、吴行之、滕绍武、赵冲霄等人，分别代表“各自的”抗日武装组织，在赵森堂私人开办的励新书店举行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各股武装组成“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民动”的领导机构设：军事、政治、组织、宣传、外交五个委员，由各股武装各派一代表担任。由于会上赵森堂自领外交席位，其他四席，就由共产党人统领，即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民动”五席中共产党人占有了四席，形成“四比一”的格局。这一格局保证了党在“民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也使得县委有了“民动”这一公开活动形式，便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组织更多的民众参加到抗战队伍中来。“民动”的成立，标志着掖县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8年2月初，日寇侵占掖县城，建立了伪政权，扶植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刘子容为伪县长。刘子容一上台马上下令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并召开十个区区队长会议，企图控制全县区队和地方政权。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掖县县委及时召开会议，确定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抗敌锄奸，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并迅即建立军政抗敌政府。”在对待汉奸的问题上，张加洛提出“孤立汉奸，争取区队”的策略，被县委接受。会后，张加洛专门写了一篇《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的文章，广为散发。对区队人员晓以抗日大义，指明利害前途。呼吁“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要站到抗日这一边来”，坚决不当汉奸。同时号召共产党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争取区队。争取的基本方法是，既抓上层，也抓下层；抓到一个再去串联另一个，逐步扩大成果。区队成员多是一些旧军人，出身贫苦的占多数，许多人愿意抗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全县大部分区队被争取过来，参加了“民动”，人枪增至四五百，进一步壮大了抗日统一战线。 　　经过准备，县委决定于“二月二”赶庙会之机，组织起义，攻打县城，摧毁伪政权。但由于组织工作不够严密，第一次起义没有成功。鉴于斗争的复杂性，张加洛提出党组织“不能拔根”的建议，即在组织方面安排两套组织，一套是由郑耀南领导的“民动”组织，率领一部分党员和“民动”举行公开起义；一套是由张加洛领导的秘密县委会，带领一部分党员潜伏地方，秘密开展工作，即使环境不利也能够相互接应支援。对这一“万全之策”，县委各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的实践证明，张加洛的这个建议对赢得第二次起义的胜利以及党的事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月8日夜，在掖县县委的领导下，“民动”的各股武装及全县各区队之大部，计四、五百人枪，在掖城北玉皇顶举行武装起义。9日上午，攻城武装通过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不费一枪一弹，迫使汉奸刘子容拱手让城。这是掖县抗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于进一步发动广大民众投身于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创建三支队和抗日民主政府加强军政建设

　　玉皇顶武装起义胜利以后，张加洛、郑耀南等中共掖县县委领导审时度势，决定不失时机地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经与赵森堂等人会议协商，决定以“民动”为基础，成立“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张加洛任支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还决定，起义部队各回原防，在广大民众中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全县青年报名参军，就地大量发展抗日武装。在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三支队很快发展到拥有十七八个大队、三千七八百人枪的抗日队伍，成为当时胶东乃至山东全省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为加强党对三支队的领导，党组织决定以原县委委员为基础成立三支队党委，张加洛任党委书记（后胶东特委指示，改支队党委为特支委，张加洛任特支委书记）。同时建立地方新的县委，隶属于三支队党委。三支队党委成立后，把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放在了突出位置。这支部队组建时成分复杂，旧军人数量较多，并且沿用旧军制，这不仅容易增长军阀习气，而且制约了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尽快得到解决，就会削弱党对它的领导，甚至可能变质。张加洛根据在东北军从事党的兵运工作的经验，提出在部队的各级，都要有党的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凡是部队中的重大问题，都要由这个核心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此，三支队党委决定大力培养政工干部，以支队内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主要对象，举办政工干部短期培训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张加洛还撰写了《抗日锄奸宣传大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政治理论和方法》等政治理论读物，宣传共产党的建军思想和传统作风，帮助和辅导青年干部学习。在培训期间，张加洛亲自主持，发展了三四十名进步青年队员加入共产党。培训班结束后，各大队基层党支部逐渐建立起来。支队党委在各大队设政委，中队设指导员，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使党对三支队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摧毁刘子容伪政权后，三支队党委不失时机地于1938年3月中旬建立了掖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是我党在山东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这个政府有无建立的必要？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当时许多人并不清楚。张加洛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掖县的实际，生动地说明了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必要性，确定这个政府的性质是“军政抗敌政府”，是民主的政府。他当时写道：“怎样能够动员广大的民众，如何来组织游击战争，如何来领导游击战争，并进一步保障其胜利，这个中心的问题，即是建立军政抗敌的政权问题。”“在我们将汉奸政权推翻以后，我们应该摒除一切艰难，积极建立抗敌政权。同时，这一政权又跟过去旧的腐败的官僚行政机关和军阀系统的卑污政权，完全不相同。它应该是团结一切民众救亡力量，武装人民，镇压与消灭汉奸，并没收其财产，供作抗日经费或分配给贫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一切集会、结社与言论的完全自由，并与日寇作最无情的鏖战。”这些重要论述，如同掖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宣言和施政纲领。依此，政府颁布法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三亩地以下免征税；平粜粮价、禁止酿酒；对地主、富户、大商户征收爱国捐等。同时，政府专门成立了财政委员会进行经济工作。除一般税收外，通过没收汉奸财产，打击奸商贩毒走私，对地主富农、巨商征收爱国捐等，每月总收入达二十万元左右，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的供给。三支队还创建了北海银行，发行了北海币。抗日民主政府和北海银行的成立，为三支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为山东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反顽平叛接受合编 　

　　掖县三支队的迅速发展和掖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引起了敌伪顽的恐慌，并极力想把它置于死地。1938年5月，就发生了张金铭等顽杂势力的军事进攻事件。在掖县县委组织发动抗日武装的同时，平度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张金铭，在平度祝沟一带拉起了一千七八百人的武装，自封为中将司令和平度县长。他为了称霸胶东，勾结招远、栖霞、莱阳等地的顽杂势力，共三千七八百人的兵力，分四路向掖县发起进攻，企图消灭三支队。三支队立即组成前线指挥部，组织全县军民进行反击。同时，三支队派张加洛到黄县向胶东特委汇报，请求我党领导的另外两支武装———三军和八支队出兵增援。在黄县中学，三军、八支队、三支队领导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三军、八支队、三支队三支我党领导的武装组成胶东抗日联军（简称“联军”），同时，组成前敌指挥部，韩明柱任指挥，郑耀南任副指挥，张加洛任政委。会后，由八支队三个大队和三军两个中队增援三支队。在夏邱堡，经过激烈战斗，联军击退了张金铭等顽杂势力的军事进攻，取得了反顽战役的胜利。张加洛在反顽战役中，亲临指挥，临危不惧，果敢镇定，表现出了我军指挥员大智大勇的英雄风范。 　

　　反顽战役结束后，在三支队内部又发生了一场国民党顽固分子阴谋发动叛乱、妄图篡夺三支队领导权的殊死斗争。国民党顽固分子、三支队参谋长赵森堂在三支队成立之初，就与我党争权夺势，不甘心看到我党的力量不断增大。他四处联合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力量，计划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机举行叛乱，杀害郑耀南、张加洛，彻底消灭三支队内的共产党，篡夺三支队的领导权。对赵森堂等人的倒行逆施，张加洛等三支队党委负责人早就有所提防，逐渐感到与这些人的斗争不可避免。反顽战役后，赵森堂等人的活动更加变本加厉。张加洛等表面“示弱”，实则严加提防，积极观察动静，商量对策。随着斗争的深入，张加洛对党内下达了四项指示：一、积极做好基层工作，大力发展党，加强政治教育，确保党的武装优势；二、加强军事戒备，尤其要加强党的基干武装的联系，保证一旦有事，随时调用；三、积极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阴谋分子；四、与地方党加强联系，严密监视阴谋分子在地方上的活动，并及时向支队党委报告。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并得知他们要提前动手后，决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坚决镇压。7月4日，三支队领导采取断然手段，先发制人，逮捕、随后审判并枪决了赵森堂、王文峰、王春塘、张显庭、杨辅庭、陶仁基等阴谋叛乱的骨干分子。这一事件的果断处理，使三支队及时清除了隐患，纯洁了抗日队伍，进一步巩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权，使三支队成为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掖县党组织和三支队的发展，得到了中共胶东特委的重视和关心。1938年4月初，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等，为迎接八路军鲁东七、八支队东上，来到掖县，充分肯定了掖县党的工作，并作了相关的重要指示。至此，掖县党组织正式得到胶东特委的统一领导。8月，为统一胶东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胶东特委决定把特委领导的三军与掖县三支队进行合编。三军与三支队是胶东党领导发动的两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对于合编，张加洛和三支队党委是坚决拥护的，当时有些干部战士不满、不理解，甚至闹情绪。其主要原因是，认为三支队有三千多人枪，还有北海银行，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高于三军，既然是合编，就应以三支队为主。而实际上，合编表现为三支队并入三军（合编后为四个团，即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及五十五团）。三支队改编为六十二团另两个营（编入五十五团），三支队的领导郑耀南任团长，张加洛任团政治处主任。对这种组织安排，许多人表示不满。对此，三支队党委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三支队全体指战员要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不要争个人或小山头的利益。张加洛反复强调：“合编的理由和道理是明摆着的，是清楚的。合编了才能壮大力量，才能发展胶东抗战事业。这是形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只有坚定这个信念，其它问题都好办。有了这个决心，大家都会全力以赴，搞好合编。即使合编中有哪些困难也好解决，决心拥护坚决执行，这是主要的，其它都要服从这个总的要求。”经过张加洛和其他同志的积极工作，三支队全体指战员坚决地接受合编，有效地防止了部队的分裂、分化。1938年8月12日合编顺利告成。合编后，胶东特委和三军司、政、后机关全部转移到掖县，掖县成了当时胶东抗日的中心。至此，掖县三支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编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胶东第一次有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这就是后来具有光荣战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胶东部队的前身。 　　

　　1939年3月，张加洛和郑耀南等人被党组织派送到延安学习和报告工作，由此离开了胶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业绩彪炳千秋精神永垂青史 　

　　张加洛从1937年10月回到掖县进行抗战发动，到1938年8月三支队与三军合编，在这短短的十个月里，为恢复和发展掖县的党组织，为创建和发展壮大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为创建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因为有了成千上万个张加洛这样的民族先进分子、党的优秀分子，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把个人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又一个“掖县县委”这样坚强的党的地方组织，我们的党才成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掖县三支队”这样的英雄部队，才有了今天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又一个“掖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样的地方政权为基石，才筑就了人民共和国的辉煌大厦。

　　张加洛在掖县的这十个月，对于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来说，时间是短暂的，但却是他人生中最闪亮的一次聚焦，令他终身回味，并以此为荣。在掖县的这十个月，与张加洛一起进行抗战发动的战友们和乡亲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张加洛这位年轻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出众才华———他对祖国和人民充满深厚的感情，为挽救民族危亡舍生忘死，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时处处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全局观念，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他思想解放，坚持原则而不僵化，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密切联系广大民众，谦虚谨慎，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他善于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深谋远虑，坚定而不固执，勇敢而不鲁莽，具有杰出的领导才干。所有这些，同样是值得家乡人民永远学习和怀念的。 　　

　　张加洛同志逝世以后，党中央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张加洛同志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参加革命工作后，他一直从事党的政治工作，经受了各个时期的斗争考验。1937年10月与掖县一些党内老同志一起，成立了新的县委，是掖县及胶东创建党的武装领导人之一。在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期间，他与县委成员一起发动、组织、统一全县抗日武装力量，创建抗日民主政府并在短时间内将掖县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为保卫和巩固掖县抗日武装、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加洛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张加洛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对工作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