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谷岩文集》的《后记》里，作者说：这套"文集"能够出版，"说明军报领导和长征出版社对革命战争题材的重视，和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多年劳动的肯定和鼓励，令我非常感动。"这句话的初衷，是要表达一种心情，但是，也在不经意中说明一个事实：这套134万多字的文学作品集，出自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之手。

　　和谷岩特别看重的是自己的记者身份。

　　在回顾自己30年军报记者生涯和60多年业余创作的经历时，和谷岩说："到解放军报社工作以后，尽管我一直坚持业余创作("文革"期间因受迫害停笔--笔者注)，但在观念上，我对自己的身份很明确：第一位的身份是军报记者，不是作家，不是文艺工作者，搞创作要在搞好记者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这一条毫不动摇。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以文学形式为武器完成记者应该完成的任务，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在实践中特别注重把握以下三条原则：

　　首先是不让业余创作冲击报道工作。在时间安排上，如果报道工作和业余创作发生矛盾，业余创作要为报道工作让路。和谷岩组织并亲身参加过"艰苦奋斗的261医院"、雷锋、王杰、"南京路上好八连"等重大典型的报道工作;参加过毛主席观看大比武、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重大事件的报道工作;完成了报社布置的许多重要而紧急的报道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他都是全力以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写好报纸所需要的报道稿件上，即使遇到好的创作题材，如果时间上发生冲突，他就毫不犹豫地以创作服从报道任务。1961年，领导上安排他跟随贺龙、罗荣桓两位元帅下部队，一个多月里，他通过两位元帅的言谈举止、身体力行，看到他们实事求是、艰苦深入的好作风，有许多感人的情节可以写成文学作品。但当时报道任务重，不允许他搞创作，他就打消了创作的念头。直到1981年，纪念罗帅逝世20周年的时候，他才满怀深情地写出散文《元帅的遗产》。

　　其次，报道稿件不论大小，也不管用在哪个版，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决不因为稿子小，上不了重要位置就随便应付一下了事。他写过不少短消息、短通讯，从来都是字斟句酌，一点也不敢马虎。他认为，挂上"本报记者"的牌子，哪怕写"豆腐块"大的稿件，也要对报纸负责,对读者负责，决不能疏忽大意。

　　再次，一次采访，完成报道任务后，若还有可用的素材，就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适合本报文化副刊用的先给本报用。1959年至1960年，和谷岩为军报写了两篇介绍某坦克团长田四元抓军事训练的通讯，之后，他以这位团长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单有志》;采写完长篇通讯《愿姐妹都成红旗手--记细纱值车工赵梦桃》之后，他又为军报文化副刊写了诗歌《党的好女儿--赵梦桃》;1979年参加自卫还击作战报道之后，他写出了中篇小说《茶花艳》，并与王戈洪合作改编为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和谷岩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他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报道工作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