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写信人就是自己时，魏莲一又惊又喜。她想起一个月前自己确实写过一封信，“向上面反映学生负担太重了”。

    “那时我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却什么都没有忙好。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候半夜就要起来，组织学生扛着红旗，唱着歌，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说起当年的事情，魏莲一至今感慨万分。

    到了节假日，学校还要下乡支农。铁路二中的学生大多是到西城区南口的农民家里，帮他们干农活，“一大早就排队下地劳动，铁锹都擦得锃亮，齐刷刷地扛在肩上。收工后，还要帮老乡们做家务”。

    魏莲一说的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是普遍现象。由于任务太多，许多学校不堪重负，纷纷找渠道向上级反映问题。

    “二月来信”的直接诱因，是1963年秋北京试行的“新十二年制教学大纲”。新大纲增加了教学内容，规定课时从每周的30节课增加到35节。等于每天由5节课改为6节，加上2节自习课，学生每天要上8节课。

    在劳动和其他活动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新大纲让学校和教师们无所适从。“每学期要上21周的课，但政治活动、劳动、期中考试及复习就占去了7周。学生要参加的活动太多。一次游行要练习好几天，根本没时间学习。”魏莲一说。

    教师们为了赶进度，只好在课堂上“满堂灌”，把课堂作业改为家庭作业，结果学生负担比以前更重了，“学生发明了各种‘学习方法’，有的一边梳头一边看书，有的一边跑步一边记东西”。

    身为校长，魏莲一焦急万分，于是找到既是领导又是老熟人的邓拓诉苦。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常组织一些教育工作会议或调研活动，深受魏莲一的敬佩和信任。

    “我告诉他，现在学生的时间实在不够用。他鼓励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看看大家怎么想。”得到领导的支持，魏莲一的心里有了底。

    1963年12月，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魏莲一和其他几位中小学校长组成一个会议组。按照邓拓的建议，她在会上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不料引起校长们的共鸣。小组会上很快达成了共识：“学生课业负担本来就重，需要‘减负’。新大纲实行起来，更要‘减负’了。”

    接着，北京市委又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十几位校长继续讨论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并补充了许多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魏莲一作为会议记录员，记下了每一位校长的发言。会后，大家推举她执笔，将会上关于“减负”的讨论整理成报告。

    这份报告首先分析了“为什么时间不够用”、“课业负担重在哪些地方”等问题，认为导致时间不够用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教育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本内容，根本无法按时讲完，因此造成课外加课和侵占学生休息时间；二是学生每天自习时间与教育部规定的不相符；三是某些学校和教师，为了追求升学率，又给学生增加许多负担。

    至于课业负担重的原因，魏莲一总结了四点：门类太多，齐头并进的“重头戏”太多；理化课费时太多，内容太深；政治课经常要增加一些新的政治形势材料、文件、社论等，只得侵占休息时间来讲了；教学方法上背的内容太多。

    报告写出来后，魏莲一找到华北局宣传部部长杨述（杨是魏莲一姐姐韦君宜的丈夫）。杨述收下报告，并答应向华北局领导转达意见。“他后来把信送了上去，没有告诉我。我根本没想到，这封信会被毛主席看到！”魏莲一说。

    1964年3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第16期《群众反映》摘登魏莲一的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此外，批示还要求将信件“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要他们“加以调查研究”。

    教育局局长特意告诫魏莲一：“这下你出名了，以后做事可要特别谨慎。”回到学校后，她还是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事们，“大家奔走相告，觉得这下子问题可以解决了”。

    此后，北京市要求学校减少考试次数、每节课习题不得超过3个、学生寒暑假期间不得补课，等等。在全国范围，由“二月来信”引发的“减负”很快成为热潮，并成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