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共有兄弟姊妹五人，在家排行老大，小时候读过几年书。16岁那年，经本家一个爷爷介绍，到大连的小工厂学钳工，因不满社会的黑暗和日本鬼子的欺压，他接受了进步思想，两年后（1940年）毅然参加了革命。母亲共有兄弟姊妹六人，在家排行老二。受我姥爷的影响，年龄仅大母亲一岁的哥哥14岁就离家参加了革命，母亲16岁那年（1944年）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和母亲都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的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组织上安排担任团政委的父亲接管了南京国民党的一个军械厂，之后改建为汽车修理厂（南京汽车厂的前身）。随着解放军干部的大批转业，父亲又投身到新中国汽车建设的事业当中；连级干部的母亲转业后一直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直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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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把事业放在了首位，无暇顾及自己与孩子

解放后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随军南下的父母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每天早出晚归，忙的时候还经常吃住在单位，很少回家。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我降生了，取名卫国，当时体重只有4斤。在那个入冬的季节，医生把弱不禁风的我放在保育箱中度过了生命最初的20天，出院回家之后，我经常生病发高烧甚至抽风，发病时需要用筷子撬开嘴巴灌药，可他们无暇照顾，请来奶妈照看我。有一次病的厉害，奶妈抱着我向母亲哭诉，“他好像不是你的孩子，生病了你怎么也不管”。那时，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父母的模样在眼里十分模糊，我把奶妈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每晚都要与奶妈睡在一起，拒绝同父母睡觉，更怕他们把我和奶妈分开，被送到托儿所。母亲曾有一段时间没住在家里，那次回来我竟然认不出了，错把她当成外人挡在家门口不让进门。现在仔细想一想，那个年代的他们，投入了一场大规模、前所未有、改朝换代的经济建设，哪有时间去疼爱自己的孩子呢？

当我们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他们还是那样忙，每天我们还没起床他们就出门了，晚上经常是8、9点钟回家。在这种家庭环境里，我们独立生活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兄妹三人学会了做饭、擀面条、烙饼、洗衣服、洗被里、缝被子、补衣服和补袜子（那时还没有尼龙袜子）等家务活，我还学会了杀鸡、杀鱼、积酸菜、做泡菜、挖菜窖储冬菜。一段时间我的腰周连续不断的长脓疖，大部分直径在6、7公分左右，最大一个竟长到了10公分，母亲没有时间带我去医院，就把肥皂捣成糊状贴在患处代替药膏，对那个最大的、始终不出头的疖子，就用沸水消毒刀片，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切口排脓。我学会了这种消毒的土办法，脚上的长出的鸡眼被自己用刀硬生生的挖掉了。

记得父亲一生住过三次医院，一次是痔疮手术（后来我也领教过发病时和手术后的痛苦），另一次是盲肠炎，据说那几天开会他一直忍着疼痛，甚至吃了止疼片，直到到会议结束才去医院做手术，医生说如果再晚一个小时化脓的盲肠就穿孔了。最后一次是因为低烧不退才到医院看病，最初医生诊断为肝硬化早期，他不肯放下手里的工作去住院，在离家很近的卫生所打吊瓶，有时吊瓶还没打完就拔下针头去开会，甚至带着退烧药出差，他不顾母亲的劝告说：“二汽不出车，我就不住院”。然而，进一步的检查结果证明了病情的险恶，父亲患的是肝硬化晚期、继发性肝癌，他不得不住进医院。

从我们记事起，父亲最爱吃的就是青菜面条，饭量只有一小碗，对鱼、肉等荤菜从不感兴趣。直到他的病情得到确诊，才使我们意识到其中的原因，就是长年以来他的肝脏功能都不正常，繁忙的工作让他得不到充分休息，更没有时间去做身体检查，艰苦的生活环境又造成营养不良，多种因素致使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失去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父亲为我国的汽车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方面的东西，但却留下了另一种财富，这就是忘我工作、不断进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