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与龚澎: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这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具有传记写实性的回忆录。传主是新中国一代外交奇才夫妇乔冠华、龚澎。作者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乔松都。她以精细、绵密的笔触,饱蘸思念的真情,生动再现了乔冠华和龚澎的传奇人生,以及两人30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让人备受感动。
“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
1942年是动荡的一年。那一年姥爷染上霍乱去世了;与妈妈在革命中结为夫妻的刘文华也遭遇不测。连失去两位亲人,妈妈悲痛万分。这年岁末,命运之神把我的爸爸从千里之外牵到了妈妈身旁。爸妈相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那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
几十年后,爸爸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第一次见周恩来的情景:“从冯亦代家到曾家岩50号需要一些时间,这在当时习以为常了。见了周恩来同志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从青年时代我就梦寐向往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周恩来请爸爸稍候片刻,他将要为爸爸引荐外事组的几位同事。几分钟之后,门口出现了两个人,一个陈家康,他礼貌地和爸爸握手问候;后面是一位干练的年轻女士,瘦高苗条的身材,一头浓黑的头发随意盘起。看见新来的战友,她爽朗地微笑起来,眼中闪动着真诚和快乐:你好,欢迎你!
周恩来对爸爸说,这位就是龚澎同志。于是他们四目相视——妈妈的眼睛像两泉清澈的葡萄酒,爸爸一眼望见就醉了,从此他们守望了一辈子。
1943年深秋,爸爸妈妈结婚了。在以后近30年的漫长岁月中,人们看到了一对相得益彰的夫妻。周围的老朋友们说,这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曾家岩50号三楼右侧第一间屋子是他们的新房。一切都非常简单朴素,两个人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家人。爸爸妈妈买了水果糖和花生米请道喜的同事们吃。
相对来说,妈妈更理性,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称为“绝配”。
“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双双成为外交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爸爸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谱写过许多精彩的乐章,在那些高亢的音符里,始终有一个委婉流畅的和弦与他默契地配合着,那是妈妈的声音。妈妈是我们全家的主心骨,也是爸爸的主心骨。爸爸是个心里有事存不住的人,多少年来,他遇到问题总要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在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地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
19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准备提升妈妈担任部长助理,妈妈得知这个安排后找到了周总理,她诚恳地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是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了,龚澎随和,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或许正因为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妈妈就更加注意维护爸爸的自尊,经常“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家庭的和谐比官职更重要!
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爸妈共同参与了很多大型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7年周总理访问阿富汗三国、1957年访问匈牙利、1961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访问亚非14国、1965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至于他们夫妇在一个大事件中的分工合作就更多了,爸爸主管的业务中就有新闻司的工作。
爸爸晚年的回忆里谈到的很多活动,里面都有妈妈的身影:重庆时期的国际论评与外事活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香港时期的《中国文摘》、开国大典的感慨、文革中的磨难……
妈妈在造反派的压力下信念坚定,她不断和爸爸交流,给他以支持。1968年开始解放老干部,在筹备革委会的时候,几方力量都倾向推举妈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妈妈得知此事后说,我认为老乔担任这项工作更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作用(后来他们都没有任这个职务)。
爸妈互唤“达令”
爸妈一起上下班、一起开会、一起出国,他们各有各的天地,又相互支持体贴,更多的时候,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没有翻脸争吵过。
从小到大,爸爸在家里都是称呼妈妈“达令”,我一直认为这是妈妈的小名,和“小石头”、“小三子”一样平常。直到有一次听到妈妈也叫爸爸“达令”,我感到十分好奇。我问妈妈,真奇怪!你怎么也叫爸爸“达令”啊?妈妈听后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那也是你爸爸的小名嘛!我不解地问,那你们两人的小名怎么会一样呢?
妈妈不动声色地解释道:“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省得浪费时间,你爸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在喊我,我叫这个名字那就是在喊你爸。”妈妈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
对妈妈的说法我深信不疑。直到我后来在学校里学习了英语。在《新英汉词典》上,我终于看到了“真相”,Darling:亲爱的!原来如此啊!
“达令!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1968年初,在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后,妈妈恢复工作,在东交民巷8号院的主楼内上班,当时部里半天上班,半天搞运动,新闻司仍旧是她主管的单位之一。在这里,妈妈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妈妈都是完成工作后再写检查,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从那时起,她几乎每天都服用安眠药。一天深夜,周总理召集外事口负责人开会,他照例向妈妈提出了问题,可坐在后排的妈妈却回答得含含糊糊,原来,挨了一天批判的妈妈刚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周总理对下属干部的要求一向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当他望着面色苍白的妈妈时,周总理沉默了。
妈妈在医院住院清醒的日子里似乎有某种预感,她料想到了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不测。就在生命的最后,妈妈仍然惦念着工作,惦念着爸爸、哥哥和我。妈妈首先向秘书和有关同志交代了自己所负责的工作。
在病情稍稳定后,她和爸爸单独谈了以后的嘱托。可是妈妈刚刚张口,爸爸就泪流满面,几乎不能自制,谈话无法进行下去,“达令!达令!不要说了!”爸爸大声哽噎着:“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妈妈试图谈到万一自己遭到不测后,爸爸以后的生活选择和今后的安排,可是爸爸泣不成声。
第二天下午,妈妈利用自己病情尚稳定的空当,准备再次和爸爸冷静地谈谈。可是谈话还是无法进行下去。恰巧那天我从妈妈的病房走过,病房的门轻轻掩着,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妈妈和爸爸在谈什么呢?为什么爸爸这么伤心呢?
我悄悄向病房里面望去,只见妈妈躺在病床上,爸爸守在床边,他们四目深情地对望着,妈妈依然很沉静,可爸爸却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当爸爸意识到我站在门口时,他站起身,用手绢擦着眼泪,边说边扶着门低头从我身边匆匆走出了病房。
我佩服我的妈妈,因为在她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东西,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镇定自若。
周恩来探视:冠华同志,你要坚强一些!
1970年4月初,妈妈因为一直住院卧床引起便秘,每天排便时都非常吃力,她痛苦呻吟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着。后来,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护理环节疏忽大意,妈妈脑部第二次出血,这次出血比上次严重多了——这一天是4月10日。
妈妈昏迷后再没有醒过来。她的脑血管再次出血,由此引起的脑水肿颅内压增高需要紧急开颅手术,爸爸痛苦地守候在病房里无法下决心。最后周总理作了决定,手术还有一线希望,不手术就没有希望。
手术那天我们全家都等候在电梯旁边,爸爸难过得几乎站不起来了,哥哥搀扶着他等候着妈妈的病车进入手术室。我顿时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次生离死别,大姨紧紧拽着我的胳膊,当妈妈躺在手术车上被推到我们身边的时候,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全家都放声痛哭起来。电梯门轻轻关上了,宣武医院的王忠诚教授等人为妈妈作了开颅手术,可是,妈妈再没有苏醒过来。
得知妈妈做了开颅手术的消息后,周总理很快来到医院探望妈妈。他神情庄重地来到妈妈身旁亲自把脉,关切地注视着妈妈消瘦的脸,默默站了十多分钟,并向主管医生详细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和抢救措施。之后,他又来到我们陪住的房间看望我们全家。我们都站起来迎接周伯伯,爸爸挺起身子坐在床上,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见到总理,爸爸就像孩子见到家长一样,靠在床栏上放声痛哭,龚澎不行了!我实在受不了啦!
周总理走到爸爸身边,他的神情十分沉痛,见爸爸悲痛得无法自制,便镇定地对他说,冠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强一些!还有孩子们在这里呢!
爸爸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周总理又走过来和大姨、哥哥谈话,后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就问身边的人,龚澎到北京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她现在北京吗?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周伯伯,告诉他我在内蒙古当兵。周伯伯慈祥亲切地和我握手,他看着穿着军装的我说:“噢!你还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呢!”
1970年9月20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身边永远没有了仙客来花。妈妈最后的日子是我至今不愿回忆的。周恩来送了花圈,李先念、邓颖超、何连芝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穿戎装英姿勃勃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周末,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了贝多芬的交响曲,没有了轻快的竹笛声,也没有了往日快乐的吟唱。爸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过去,爸爸回家后总是头戴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看书,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给爸爸准备好,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妈妈开玩笑说,你爸爸早上不用梳头就可以上班了。现在,爸爸头上的小帽子也不见了。
妈妈去世后,爸爸心里很苦。我常常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静静地读书。爸爸的抽屉有一枚放大镜,那是专门看照片用的。近来爸爸时常把它放在桌面上,我们入睡后,爸爸就用它来细细查看和妈妈在一起的老照片。过去,爸爸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依赖于妈妈,此刻正是他们两人情意融融谈心的时候,可如今……爸爸不禁老泪纵横,邻居都能听到他的哭声。
在爸爸最孤独的时候,哥哥是他可以交心的知己和朋友。在漫长的深夜里,他们谈了许多人生的曲折和为人的准则,并且交换了许多看法。这正是父子间的情谊。
不久,桂花盛开。爸爸还是像妈妈在时一样,把一大盆桂花摆到了家里。亲人不在了,那沁人心脾的花蕊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芬芳。爸爸说,怎么这桂花就没有过去香了呢?泪水在他的眼圈里涌动着。此后爸爸的工作越来越忙,繁忙的工作冲淡了惆怅,或许,这是对妈妈最好的纪念。
□摘自《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乔松都 著 中华书局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