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望东将军言：“文革”中政治运动频频，有人存坏心得罪人；有人出于无奈不得不得罪人；周贯五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分管保卫工作，于得罪人的位置上尽量少得罪人或不得罪人，实属难得。

　　许世友将军性格暴烈，无人敢与之“唱反调”，唯周贯五将军例外。将军年长许世友三岁，故许称之“周大哥”。许世友将军曾言：“周大哥老实可靠，经常与我叮当（碰撞），但他从不使绊子。”

　　周贯五将军，江西省吉安人。家庭为富裕农民，后破产。儿时曾读七年私塾，勤奋好学，乡人称其“字写得漂亮，算盘打得响”。将军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活动，曾任乡农民协会副主席、乡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兼土地委员。将军三次娶妻，原配夫人贫病交加而亡，后与当地乡苏维埃妇女主任结婚。婚后即出征，中断联络。抗日战争中，将军多次写信回家，欲接妻子至延安，家中无回音。后有乡人告之：“你的婆姨早跟人跑了，跑了好几年了。”将军遂断此心。１９４０年，周贯五将军与张玉桂结为伉俪。

　　１９３０年冬，与周贯五将军同族一叔父于红军中被逼供为“ＡＢ团”成员，并指认周为同伙。将军由此被捕，审讯人员将其两拇指合并捆牢，吊于梁上，双脚悬空，用铁铲烧红烫其身，逼其招供。将军身上由此留下八个碗口大的烫疤，两个拇指残疾。是时，将军不堪其痛，被迫承认为“ＡＢ团”成员，但问是何人介绍，又发展何人，均答“不知道”。不料将军竟由此而获释，结论是“无介绍人，也无发展人，证据不足”。将军晚年常以此事教育子女：“同监十八个人，十七个杀了头，我没有杀，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讲假话，乱咬乱供别人，是讲真话救了我的命！”是时，将军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宣传员。

　　周贯五将军回忆言，长征前不知患何病，身体虚弱，全身发软。为了不拖累部队，自己提出留下，并说去卫生队也可，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坚决告之曰：“咱们还是一起走。走不动拿担架抬你，不愿坐担架，你骑我的骡子！”将军与杨得志、黎林三人两匹马，一直走出草地。后又患痢疾，不仅不能走路，连马背都坐不住。罗瑞卿将军见之，立即派一个班送其上医院，并随医院到陕北。周贯五将军常曰：“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罗瑞卿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时，将军任红一师一团特派员。

　　抗日战争某役，周贯五将军骑一大青马指挥所部与日寇鏖战。敌一发炮弹呼啸而至，弹片击中大青马。大青马咆哮腾越空中，将军被抛出两三丈远，扑地后马亡人活。将军无创伤，只觉腰痛无比，遂躺担架指挥战斗两三个月。建国后，周贯五将军至医院检查身体拍片时，方知腰椎曾断裂，早错位愈合也。

　　１９５６年，浙江省委召开党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纷纷向省委领导提意见。省军区代表、速成中学某政委亦附和之。次年反右，地方提意见之代表均划为“恶意攻击党”的右派分子，速成中学某政委惶惶。浙江省军区部分领导欲将其打为右派，时任省军区政委的周贯五将军于复议中，大骂某政委：“这是自由主义嘛，这是自由主义嘛！”其他领导皆无言。将军一锤定音，免其右派之灾。某政委感激曰：“周政委骂我，实际上是救了我！”

　　古语云，廉生威，公生明。周贯五将军严于律己，秉公办事，说到做到，从不拖泥带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供应奇缺。浙江省军区有机关干部贴小字报，言领导一月配给三条中华烟不合理。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的周贯五将军闻之，当即决定戒烟。其时家人言：又不是不要钱，有什么好说的？将军曰：“你有，人家就没有。戒烟既省钱又对身体健康有益，何乐而不为？”又有机关干部贴小字报言，一些领导用公家的砖、公家的人，为自己家盖鸡窝。周贯五将军闻之，立即于常委会上部署：“我自己带头，大家回家看一看，有没有盖鸡窝？多少工，多少砖，需多少钱？管理处长在下个月工资上扣。”

　　“文革”之初，南京造反派揪斗周贯五将军，逼其表态“打倒许世友”。将军耐心向造反派说明：许世友对革命贡献大，是不能打倒的，即使他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也是打不倒的。是时，造反派采用“车轮战”，围攻两天两夜，并频频举臂呼口号：“打倒许世友！”将军亦举臂呼口号：“许世友打不倒！”

　　“文革”中，张春桥红极一时，许多人趋之若鹜，或畏之若魔，而周贯五将军则不以为然。１９６８年３月，将军随许世友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至杭州，接见浙江省军区团以上干部。张春桥讲话大骂省军区部队为“保守派”、“地头蛇”等。周贯五将军讲话时并未顺竿爬，而是首先肯定：浙江省军区机关、部队是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上级赋予的任务完成是好的，省军区系统的干部基本也是好的。是时，掌声雷动，而张春桥则直翻白眼。

　　“文革”期间，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周贯五将军分管审查干部的工作。将军常言：“政治运动中的人和事，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一定要细之又细，慎之又慎。不能轻易扣帽子，否则扣时容易摘时难。”凡揭发材料，将军均以“三不急”方法处之：一不急于上报；二不急于与当事人见面；三不急于下结论和处理。其时，有人谓将军右倾，将军斥之曰：“不懂。”“文革”结束后，大多数被审查干部的所谓“问题”不了了之，鲜有因“审查”而挨整的。

　　红军时期，周贯五将军被打成“ＡＢ团”，为肖望东将军派人执行逮捕。“文革”之初，时任中央文化部代部长的肖望东将军被打倒。某日，中央组织部派员调查周贯五将军，调查题目为“在红军时期肖望东忠实执行王明路线，残酷打击迫害周贯五情况”。周贯五将军曰：“我被打成‘ＡＢ团’，与肖望东没有关系，他是执行命令的。”又曰：“如果当时上级说肖望东是反革命，命令我把他抓起来，我也会执行的，因为不执行命令是要砍头的！”肖望东将军闻之，感激曰：“大老周，好人哪！”

　　“文革”中，根据一份揭发材料，南京军区“清查五一六办公室”拟将军区常委周贯五、张才千、王六生的秘书隔离审查，杜平秘书缓办。张才千、王必成闻之沉默，而周贯五将军闻之立即找许世友论理：“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你知道不知道？”数日后，许世友将军设宴，请周贯五、张才千、王六生三将军。许端起酒杯曰：“五一六与你们都没有关系，喝酒，喝酒！”许又对周贯五将军秘书杨志泛言：“你要保护好我的周大哥。保护不好，我一枪毙了你！”

　　周贯五将军秘书、后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杨志泛告余，“文革”初始，周贯五将军赴京参加研究成立江苏省军管会事。周恩来总理当面交代将军：“请许世友担任军管会主任，如果许不干，由你担任军管会主任。”将军闻之诺诺，回宁后于常委会上只传达前面一句话，未传达后面一句话。杨志泛言此曰：“周总理指示将军详细录于笔记本，从未示人，数年后方道出真情，其高风亮节，非常人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