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孙中山推 翻满清，建立民国那年，1912年农历八月初二我出生于上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余宗熙，文 盲，身体健康，体力很好，是种田的好手。母亲毛氏，娘家在隔壁村，叫后庄村，家境十分贫困。

    父亲兄弟五个，姐妹一人，因我母亲娘家最为贫困，奶奶也瞧不起，常常受妯娌们的欺凌。因此，母亲体弱，生我坐月时，没有乳汁，仅以薄粥维持生活。我幼年体弱多病，常患严重疳积，且乏钱医治，差点丧命，终年呻吟于床间。算命先生说我五行中缺“石”，遂拜鸡公石为母，取乳名“石头”。及至八岁（1920），病体稍愈，尚未康复，进上余村宝华先生私塾受业读书。

    有一天，有一个学生丢失毛笔一支，报孟先生侦查，未有结果，孟先生大为震怒，逼迫学生到天井集中罚站，当时，天空阴霾四合，大雨即将来临，孟先生蛮不讲理，对学生说，如果那个偷毛笔者不交出毛笔，就让雷公打死吧。当时，真的闪电交加，雷声轰鸣，把学生吓得哇哇直叫。我一向胆小，结果又大病一场。因病得不轻，在家休学一年。

    当年，由父母做主，为我收养童养媳一名，是五都杉树坂人，叫蔡文琴。翌年继续上学，孟先生调走，由杨德中先生任教。

    1920年——1924年（8——12岁）在上余私塾读书。

    1024年——1928年（12——16岁）在江山县中山小学就读，当时由祝雅存先生担任校长，上余私塾只有六人毕业，同去报考江山县中山小学，只有我和堂弟余性宽考取，总共录取150名，我是第25名，被编在甲班，余性宽编在丙班，因小时候经常生病，停停读读，16岁小学才毕业。

    1928年9月，（16岁）考入浙江省金华七中初中部。余性宽考入严州九中初中部。

2    0岁金华七中初中毕业，升入本校高中就读，读完高中一年级，因家境困难，1932年9月停学，经启蒙老师祝雅存介绍，到江山陈村小学教书，二年。后因家乡习俗，分香饼，与当时担任江山县侦查队队长的上余人余耀祥发生纠纷。余耀祥以共产党罪缉捕，为此逃难离家，投军当了宪兵。

    因分香饼与余耀祥发生纠纷事：旧社会余姓宗族为鼓励本祠子孙能多读书，每年冬至，在余氏祠堂都要分香饼，分香饼的规则有两条：1、按人丁数分，每一个男丁分四个；2、按学历分，初小每人分四个，高小每人分八个，初中每人一十六个，高中每人三十二个。当时我家中我和堂弟都是高中，分到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余耀祥，而余耀祥虽然担任县侦缉队队长，学历只有初小，能分到的香饼只有初小四个，加人头数四个，于是他大为不服，当场就闹了起来，祠堂管事的只能按祖训办事，自然是支持我家，并训斥了余耀祥。余耀祥觉得丢了面子，恼羞成怒，回家后，余怒未消，便捏造事实，故意中伤，诬告我和堂弟这几年在外面不是读书，而是跟共产党颠覆政府，说我现在小学教书是潜伏的共产党，是方志敏流窜江山时，安排在江衢一带领导穷鬼闹革命的，于是带领县侦缉队员，连夜到上余抓我和堂弟。由于有好心人提前到我家报信，当时我们家当家的三叔，急急忙忙把我和堂弟叫道面前，给我们准备了一点盘缠，嘱咐我们赶快出去逃命，并要求我们，没有干出点人样来，就不要回来见上余这片天。我们兄弟两人连夜抄小路跑了出去。

    我们趁着夜色，专择小径，跌跌撞撞，跑到衢州，已是天亮。

    在此我们举目无亲，进退维谷，所带路费已经用完。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听说衢州招考宪兵，于是我们就试着去报名，经考试，被录取。从此就当了宪兵。

    过来两天，名额招满，即开赴南京卅十四标（部队营房名称）受训，经八个月训练，成为正式宪兵，分配在武昌服务。此部队直属中央领导，一切待遇优于陆军部队。1934年——1936年，我便在武昌当宪兵。

    当时部队兵员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者已是凤毛麟角。我是浙江省重点中学金华七中高中肄业，自感不肖与他们为伍，同时认为在此当兵前途渺茫，因此下定决心，抽空自学高三功课，不到一年，把高中课程学完学懂。

    有一天，看到报纸上刊登武汉大学招生的消息，我便跃跃欲试，趁星期天休息，跑去报名。那位报名的老师一定要我交出高中毕业文凭，（其实我没有文凭），我推说文凭放在家中，不曾带来，如果邮寄也来不及了。那位报名的老师照章办事，拒绝我报名，。我硬着头皮，借助宪兵的派头，直接去找校长吴贻芳。见了校长，我说明原因，吴校长问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校长是谁？我告诉他，我是浙江省金华七中高中毕业的，校长是方豪。吴校长听后说，方豪校长是我留美的同学，他现在在浙江省金华七中，七中的教学质量很好。他又对我进行了面试，比较满意。根据我的特殊情况，准予报名，并发给准考证。回到部队，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团长，团长是浙江省黄岩县人，名叫王公遐，他答应我考了以后再说。经考试，果然是榜上有名，且被录取在武汉大学工学院。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团长，团长说，你果然是个人才，我们宪兵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听说中央黄埔军校也要招生，我推荐你去拷黄埔军校吧。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好作罢。

    1936年9月，黄埔军校招生，团长提前通知了我，并要我好好准备。当时，据宪兵部队司令部统计，有200多人报名，经初试，我得了第一名。过了几天，又到南京校本部复试，结果光荣录取。编入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

黄埔军校始创于1924年，建校时的正式校名为“中国国 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几经变迁，校名几度更换，都称之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建立的。校训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审定、由校长蒋中正亲自书写的“亲爱精诚。”

    1936年9月1日，我作为一个黄埔军校的正式学生，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心情异常激动。军校大门，雄伟壮观，大门两侧有一副烫金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为：“革命者来”。看罢，我思绪万千，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革命，本想谋个前程，现在却身不由己的入了斯门。

    入学一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和大部分校务委员都到场。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些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的大人物，真有受宠若惊之感。记得有：校长蒋中正、校务委员汪精卫、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陈诚等。会议由教育长张治中主持，校长蒋中正训词，他大谈革命道理，要求同学们努力学习、练好功夫、报效国家。张治中还对校训“亲爱精诚”作了详细的诠释。这是我有生以来接受的第一堂“革命救国”的课。

    在军校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要学的课程很多，基础课有语文、作文、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英语、生物等。还要学习军事理论，有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对军事技术进行制式教练，野外演习、典范令、射击、筑城实施、技术，根据学习的原理操演作战技术，尤为重视实习，务求知行合一，养成战术头脑，熟练使用技术。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军校由南京西移，经江西、湖南、湖北进入四川，途径四川铜梁，因战阵形势需要，本期提前于1938年9月16日在铜梁毕业。最后，校址设在成都。

    这期毕业生，大部分都分配往抗日前线，直接参与了残酷的抗日战争，相当多的优秀学生为国捐躯。由于我来自宪兵部队，毕业时，宪兵部队仍要求我回队服务。

    193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到宪兵部队报到，被分配在湖北武昌宪兵七团一连任少尉排长，全排104人，半年后调往长沙任中尉排长。后来根据需要，又调我到芷江宪兵学校培训六个月。1939年，分配到宪兵十三团三连任上尉连长。当时，十三团团部设在昆明。我便在昆明服务。

    宪兵部队的军官基本上都是宪兵学校毕业的，宪兵十三团共有十一个连，十个连长是宪兵学校毕业的，只有我一个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这就制定了我很难融进这个团体。他们对黄埔生既妒忌，又排挤，我在此环境中，甚感孤立，事事小心，刻刻预防。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和部署，并身先士卒，廉洁自律，做好工作，免得授人以柄。

    1939年底，抗日战争极度困难时期，美国大使奉命回国，由新大使詹姆森接任。原计划从上海登船回国，由于上海已经沦陷，改道经贵州入越南登船。但云贵一带土匪出没无常，路途恐有不测，委员长特命由宪兵护送，宪兵司令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十三团，并再三叮嘱不能出任何差错。团长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关系到我国与美国的国际问题，我们团里你的能力最好，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接了任务，深知利害关系，亲自出马，在连里挑选了三十名素质最好的士兵，带上最好的装备，一路护送。沿途常遇土匪骚扰，他们成群结队，以抡夺财务为目的。我们与土匪进行了大小不一的五次战斗，都由于我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很快就把土匪打得望风而逃。把大使安全地送到了河内，就算完成任务，交差以后，逐级上报，我连收到了上级的表彰。

    1940年6月，抗日战场节节败退，中国半壁河山均陷落敌手，美国也派出上百架飞机前来助阵，美国空军司令部驻扎在昆明市郊五里多处，我国防部命令宪兵十三团负责警卫工作。团长计划由各连轮流警卫，但由于各连官兵因语言不通，经常发生一些误会甚至纠纷，美军不是十分满意，都是服务时间未到，便要求调防。后来轮到我连警卫，由于我在金七中时已有良好的英语基础，在军校又继续学习，尚能与美军沟通，故此美军对我比较满意。同时，我又对经挑选的本连兵士进行英语补课，熟悉了日常交流用语，致使我连兵士都能与美军进行简单的交流，关系非常融洽，大家和睦相处，对方要求我们团长警卫人员再也不要调换，以后一直由我连负责警卫，直到他们完成抗日任务回国。为此，我们也得到了我国防部和美国空军司令陈纳德将军的嘉奖。

    我在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绩和上级领导的嘉奖。更加激起了其他连长的嫉妒之心，他们狼狈为奸，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给我戴上莫须有的罪名，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经常在团长面前花言巧语，恶意中伤；甚至联名上书，说我克扣军费，贪赃枉法。上级十分重视，几经调查，终因查无实据，无法加罪。

    因上所述，我深感在国 民党军队中，决无前程可言，心灰意冷，无意于此。其时，华罗庚先生也在昆明。我经一个同事（华罗庚先生的老乡）介绍，结识了华罗庚先生，我常造诣华宅，籍解苦闷。在华宅，有幸结识了闻一多、李公朴两位先生。他们常以日寇的野蛮侵略，毁我河山；国 民党的腐败无能，战场上节节败退；并以马列主义启蒙我，指出中国的希望是在共产党；要我尽快脱离国 民党，离开部队，弃暗投明。当时我还年轻，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模棱两可，只是使我萌生了离开部队之心。

    宪兵部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不是要走便走的，我鼓起勇气，以受不了他们的倾轧为由，向团长提出辞职，要求卸甲归田，团长对我信任有加，向我坦诚相告：“他们对你的诬告不实之词，上级已经调查清楚，纯属他们出于妒忌之心，但若仍把你留在此处，你确实难以开展，我把你联系其他服务，去任团长，更能发挥你的才干，你意下如何？”我想：宪兵部队是国 民党军队的精锐部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紧张，其他部队更不知什么样了，况且闻、李、华几位老先生的话常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下定决心，去意坚决，央求团长能高抬贵手，成人之美。团长考虑再三，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既能让如愿以偿，离队回乡，又不背上受处分的黑锅，于是向上级打了报告：“该员服务精神萎靡，屡劝不浚，予以免职。”为此，我得以离队回乡，此时已是1942年底。

    我拿到免职令后，决心回家务农。当时，日本侵略者肆虐中国，战事紧张，遍地狼烟，交通非常不便。经多次周折，后来搭乘军车直到1943年3月才回到阔别10年的故乡。当年，我与时任江山县警察局会计的周菊园女士结婚。

    回到江山，县政府很快就得到消息，正直江山县政府要组织“行政干部训练大队”，专门培训江山县乡长、甲长。于是聘请我出任大队长。我没有干过地方工作，便应邀上任。在此岗位干了八个月，训练大队解散。1945年又受江山县立中学所聘，担任高中部军事教官，先后兼任过初中部英语和数学。

    1945年抗战胜利，部队整编，大批军队干部离职，由政府另作转业安排，杭州成立了专门收留离职回家的部队干部前来报到，等待安排工作，叫做“杭州军官总队”。于是我向学校提出了辞职，1946年去到杭州报了名。经考试，转入上海水产学院加工制造系学习，二年毕业，分配在国营上海罐头制造厂当技工，本以为从此从事技术工作，可以了此一生。刚分配二个月，上海告急，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该厂奉命迁往台湾。全厂有一万余人，留5000人，我在被遣送之列，于1949年4月返家。

    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而且被带上历史反 革命帽子，所幸我为人正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群众反应良好，没有被关押劳动改造。

    52年的一天，农会干部通知我和吾堂弟余性宽，（余性宽与我同时当宪兵，后来他考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先后任宪兵排长、连长，解放时，其部队全体起义，他由于不愿继续留下，遂带着小老婆回家），收拾行李，要去劳动改造。临走时，只是带走了余性宽，要我回家，在家好好改造。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当官时，曾为乡亲们做过不少好事：抓壮丁时，本村余延生、余三生、余性生、余有才等已被送到县里，都被我保出来送回家。还有本村余宗恭、余宗刚、余寿祥等，迫于生计，去沿海挑盐，半路上被盐官拦截没收。后来我几经交涉，返还他们。这些人及其本家都要出面保我，说我是好人，只做好事，没有做过坏事，于是未送去劳改。

    由于我在外工作期间，廉洁自律，没有得过一分不义之财，仅凭薪金度日。回家以后，住在祖上分给我的二间泥墙茅草屋里，是以前家里的牛棚。一家七口人（夫妻及二子三女）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我一直奉公守法，积极改造。早种田之余，凭着自己读过书，懂得一些基本原理，加上小聪明，无师自通，什么泥工、木工、箍桶、篾匠都要做，这也是生活所逼，开始是自己家里修修补补，也把邻居修修补补。后来，集体造房、打灶、修理农具，基本上都由我来做。领导对我比较信任，也受到群众的赞许。所以，我在村里的人缘比较好。

    1976年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撑起了这艘即将破碎的大船，中国才有了希望。平反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改造好了的五类分子，为他们摘掉了帽子。1978年12月，中 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从此，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新生、自由和平等。

    1988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各市、县也相继成立了分会组织，我被吸收为会员。每逢相关节日，都要召集会员开会，学习形势，交流思想，大家在感恩之余，都为祖国统一出谋划策，献计出力。国庆或年终，还为这些黄埔老人发一些慰问品或慰问金。对一些生活困难的老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从2005年开始，也给我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至此，我发自内心，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现在政府又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乡村，制订了一系列的惠民惠农政策，为我们老人发放生活津贴，使我们过上了幸福晚年，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要高呼：共产党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