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哭贺兴桐
发布时间：2012-08-01 14:50:49
发布人：
孝行天下
七哭贺兴桐
□邢增仪
台风“韦森特”来袭，一向艳阳高照、萧杀酷暑的海岛刹时就变了模样，云层低廻、满目昏暗，弥漫的雨珠和升腾的海雾交织成了上天的泪水，在这样的氛围，最适合一个人呆在书斋里静静地想…
我是在想，我一直在想…贺兴桐…
三天前，荣青来电话，小心翼翼试探地问：“听说贺兴桐已经…走了？你知道吗？”
我一时错愕，似在意料当中又在预料之外。意料之中是这些年每次见面他虽总是竭力抖搂起精神、鼓足了劲头，但生命衰败的迹象是怎么也掩盖不了的，让人不由得想起一句词“强弓之末”；预料之外是这把强弓虽严重损坏，但修修补补还是能用一阵的，怎么说折就折了？完全没有给人以预兆。二十多天前，他还连续给了我两个电话，说夙愿已久的南海文化长城项目决定要启动了，不久他将带着著名雕塑家潘鹤、江碧波，著名演员唐国强、潘虹、斯琴高娃等共赴海南。
我在翘首等待他来，我在我的小会馆“通潮阁”（那可是他亲笔写的字呵！）作了精心安排。多少年了，我第一次邀请他入住我的房子，虽则有偿还他赐字的意思，但更有这么多年过去，我愈来愈领会了他的情谊，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他在这个海岛上找到回家的感觉而不再是一个过客，而这个家，理应是朋友来给他！
……在似信非信之间，荣青发来了一个挽联“驾鹤西去孝子贤孙齐泣叩；乘云东渡亲朋好友共送行”，标题明白写着沉痛悼念贺兴桐大师。
再没有疑义了！
我没有大恸，也没有大痛，那天下午我六神无主什么事也做不了。几天来一种久远的思绪、记忆的画面、深邃的情思在慢慢浸润、聚积，由淡到浓，由散到合，由小水珠到溪流，我知道我不能再缄默了，我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了，而这——正是他多年最期望于我的。
（一）初识海岛
二十三年前我和贺兴桐相识于海口的秀英客运码头。说是相识并不准确，严格地说：只是在这儿他看见了我。
之后有数次他给我说起他见到我的那一刻的感受。多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那是在看过印度获奥斯卡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之后。这部影片有一个经典的镜头，便是男、女主人翁在火车站相遇，那男孩站在天桥上，拼命呼唤，那女孩仰脸惊喜万分。阳光辉映着这个女孩，这是一个纯洁、美丽、幸福得让人屏住了呼吸的天使，看过这个影片的人没有一个人忘得了这张面孔。
我想大概是类似的场景———公元1989年9月的清晨，站在“海鸥”号客轮甲板上的贺兴桐居高临下地看到了一个年近中年的女人，这个女人在送她的表弟，她在码头和她已经上船的表弟告别。这个女子虽不年轻，但因满怀憧憬、激情而充满了生机、朝气、充满了生命力，大概就因为此，这个女人吸引了天下狂生贺兴桐。
那时海南建省，开放、改革，像一场飓风席卷了全中国，中国几乎所有的人如当年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如美国人西部淘金一样来到了海南。
海南于我还有格外的吸引力，因为我父亲是海南文昌人——这个黄埔学生，这个曾任过蒋介石警卫营长、张灵甫参谋长，现今政权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对于有乡归不得，有着剜心刻骨的惨痛。因此海南一建省，父亲刚过世，怀着替父亲还愿的我便一头扑进了海南的怀抱。只不过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牵着我的母校——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来的，我是带着我的校长、书记，我们大批的研究生来的，我们在海南注册了“规划建筑事务所”，我们是第一个在海南驻扎的重点院校，对于一个急需大量规划、建设人才的新特区，海南对我们张开了双臂。
贺兴桐当时就在一箭之隔的深圳，他在那儿有工作、有家、有房，有一个幸运儿到知天命而享有的一切。可深圳那个特区，已安放不下他的鸿鹄之志、蛟龙之姿了，他要寻找一个更大的天地，于是他毅然抛下一切到了海南。
当我们正式相识后，我看到了他的一份策划书——这大概是他以后无数个策划的第一个，委实把人吓了一大跳。当无数人才在海南苦苦求职，靠卖煎饼、水饺求生的时候，他出手的第一个项目，居然是要在天涯海角用上千亩土地建造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文化园。这里面包罗万象，有中国最大的碑林，有最大的雕塑园，有最大的书画馆……那种雄才大略，那种奇思妙想，那种大开大閤让人在惊叹之余，不得不肃然起敬！
这种敬服和敬畏我保持了二十来年。虽然我们因待人处事有差别、有分歧，也曾走开过，疏远过，但我对他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千年富矿样的巨大能量，对他那颗燃烧自己有时又灼伤别人的赤子心怀，对他的博闻强记，对他的过目不忘，对他的出口成章，对他的天才书法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虔诚的叹服。
每一个人都是矛盾的，贺兴桐的矛盾更是特别深刻；在他身上军人、文人、商人、仕客，在汹涌地撕杀、争斗中这几种角色你方唱罢我上场。
因此他自己内心也非常纠结和痛苦。在骨子里贺兴桐向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现实中他不得不游走在权势和富人之间，前一分钟他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后一分钟他又不得不权衡利弊，锱珠必争。但是他毕竟是红军的后代，是尼姑的爱儿，是贺龙的养子，毕竟天子山给过他泥土的厚重，木鱼敲过他苦难的童年，四书五经浸润过他的灵魂，五星红旗覆盖过他的蓝天，所以他的复杂、多变、矛盾掩不住他人格中熠熠闪光的魅力，他就像钻石，哪怕钻石切成碎片，也依然光彩夺目。
这世上也只有他才有这么大的气场，他笑，乾坤朗朗；他怒，昏天黑地；他挥手，英雄聚齐；他离去，天地动容！！
生前贺兴桐有太多的称谓：天才、鬼才、奇才、文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有太多的职务，世界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中华诗词歌赋协会主席、中华佛教国际交流协会主席……，但在我这儿他生前只有一个称谓——贺总；现在，当“贺总”永远不会再拨打我的电话，不会再叫“增仪”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上那个最欣赏、关切我的人，最懂、最理解我的人永远地远去了……现在，我要轻轻叫一声：兴桐，兄长！
（二）天涯点火
1988年～1991年，是我和贺兴桐接触最多的时候。那时候，他的“中华文化艺术园”因种种原因搁浅了，于是他正全力以赴作另一件事，那就是策划并承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南端点火和兴建南端点火台。
19 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中国举办，这样的事对于刚建省、百废待兴的海南来说本来是排不上日程的，而对于不论是刚上岛的新岛民或土著居民更不是一件可以关乎痛痒的事。可贺兴桐却硬是从这件事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和社会效益。他认为刚刚呱呱落地的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需要有一个漂亮的登台亮相；他更认为他的文化公司如果能承接下这个项目更无疑是一个华丽而实惠的起点。
那时候，许多省、市在争夺这个点火权，而贺兴桐凭借着诸多优势，在政府的支持下抢夺了这个制高点。
可接下来的事就不再是贺兴桐能掌控的了。三亚市政府大力支持不假，也批准了天涯海角山头的一块制高地兴建点火台，中国著名建设计师严星华，也欣然同意免费设计并数次下海南。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那上千米的从山底到山巅的台阶通道，还有那山顶的点火台——那中国古典式的点火台所费不菲呵，就是在那个时代，也需几百万之巨，这钱从哪来？
那时候的贺兴桐真可谓是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心血呵！他原以为这么好的项目拿到手就等于拿到了钱，就像古时候扯起大旗就可拉起队伍一样。他原以为点火台的冠名、上山的台阶、火炬的传递哪一个都可变成钱，可哪里知道，这个项目在繁乱的、经济刚放开的海南，犹如巨石投入大海几乎没有波澜。那时的他什么办法却想尽了，为了打开商人的口袋，打通政府的大门，他借助了他能借助的所有的力量，跑遍了几乎所有能有希望的地方，可“阿里巴巴”硬是叫不开门。那时候几乎所有重大应酬和活动，他都会叫上我，所以我对他当时的处境有深刻的认识。那时贺总的大本营设在海口的“桃园”酒店，有一段时期上门的债主堵断了门，“桃园”差一点成了贺总的滑铁卢。
贺兴桐骑虎难下了，但三亚点火已成了不可退却的必然趋势，在时间剩下不多的时候政府出手了，海南省政府全盘接过了这个项目。
政府一接手，形势“势如破竹”，不仅钱财速迅调拔,而且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终于在点火前夕，一切画上了漂亮的句号。
接下来的是宏大、隆重的点火仪式。那一天，天涯海角和伴随它千万年的群山，亘古未有的热闹。从山下到山上，彩旗飘舞，锣鼓喧天，嘉宾如云，所有的祝贺、祝愿都是给亚运会运动员的，所有的荣耀、辉煌都是政府的，作为无数嘉宾之一的贺兴桐此刻也在点火台上，可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提到他，没有一丝痕迹记载他（仅有一张合影他也在最边上）。他为这个项目所作的牺牲、奉献和承担犹如过眼烟云，很像这样一句话：天空没有痕迹，但鸟确实飞过。
不知他那时那刻会作何感想？但他那个团队的许多人站在山下如潮的观众之中，心中却满是酸楚和感概。
之后我为他作了一件事，这大概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为他作的一件事——深圳“赛格”原许诺这个项目的赞助款还有一部份没有到位，而前期贺兴桐已欠下了许多相关企业的款项，他急需这笔钱，我受他的委托，去深圳完成了这个任务。
（三）冒死赴云南
亚运点火之后，大概贺兴桐也从中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和感悟，他开始慢慢转移阵地，移师北上，往北京、湖南去了。而我在三年之内，从一个大学派出机构的办公室主任到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再到下海办公司，也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革。
虽则不常在一起了，虽然见面也少了，但心里那份浓浓的情谊还在，那份相知和相依还在，正如一首歌所唱的；“从来都不会想起，从来也不会忘记”……
但和歌中唱得不一样的却是，并非是从来都不会想起，会想起、会经常想起，特别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1993年，我的云南分公司在昆明遇到了困难，急需援手，我飞了过去。了解之下，这才知道，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恰好是贺兴桐的朋友，一个在云南的领导。
这又是贺兴桐的一个特点了，由于他特殊的背景，由于他的性格中的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他几乎交遍了天下的朋友。他就像“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公明，为此他的朋友若是遇到困难总是第一个想到他。
我毫不犹豫打通他的电话，因为事情紧急，我请他在第三天务必赶到昆明来。他毫不犹豫同意了，只不过因他第二天有脱不了身的事，他允诺第三天一定飞来昆明。
第三天，我们一行到机场迎候。先是因北京暴雨飞机延误，从中午等到下午、再到晚上，后通知因天气原因所有飞机停飞。再打贺总手机，怎么也打不通，这下我们终于死了心，心灰意冷，万分沮丧地回到了宾馆。
云南是高原天气，第二天，天气阴霾，有点冷，而我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压抑而沉重。八点过，我刚穿戴好，就听有人敲门，我习惯问一声：“谁？”无人应答，我拉开门，只见贺兴桐神采奕奕、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那一刹那，我的强烈感受是，一缕阳光映照了双眼……
我又惊又喜，甚尔大喜过望，我实在不明白，他有何神通竟如神一样降到了我的面前。
他告诉我，昨天是北京罕见大暴雨，离开家时就雷电交加，飘泼大雨，几乎连房门都打不开，家里的人都劝阻，可他仍执意来到了机场。之后大雨整整下了一天，几乎所有班机延误，许多班机取消，很多乘客都畏而却步径直回家了，只有贺兴桐不走。他说只要有飞机敢飞他就敢上，他说既然答应了我，君子无戏言，他就一定得来。
终于晚上风雨减弱，凌晨两点他得以抵达昆明。
“我可是为你冒死赴昆明呵”他波澜不惊，笑微微这么说，可这波澜却在我心里起伏了二十年。
（四）长卷赠“爱乐”
1996年，我组建了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当时是为了填补全国合唱比赛唯独海南缺席的空白，没想到从此就像穿上了“红舞鞋”一样再也停不下来。如今这个团已经十六周岁了，已从一个女声团发展到有混声，有男声有童声五个团，同时这个团参加过中国、国际十一次比赛拿过三个金奖，七个银奖，这个团代表海南，中国出使过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它现今已成为海南一个文化名片和品牌，成为海南女性的家园。
先撇下合唱团，讲一段合唱团和贺兴桐有关的事。
1999年，昆明世博园落成，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件大事。世博园通过中央给了每个省、市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世博园中宣传、演出。海南排在全国的中间，是7月17日至23日。这么一件事海南省政府却准备放弃，原因是海南的经济太萧条，不准备为此支付额外的资金。
“爱乐”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不安，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于是 “爱乐”主动请樱，在基本没要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经过精心准备，和当时天涯歌舞团一起到了世博园。
恰好那个时候贺兴桐正在昆明，他不知在昆明操办一件什么大事，他好像要在那儿安营扎塞，他已经在那修缮了一栋非常漂亮的别墅，那里面有亭台楼阁、假山流水，有琴、棋、书、画，有笔、墨、纸、砚，他在那儿怡然自得，已经住了好一阵子了。他知道我要带团去昆明非常高兴，他在电话里高声说：“昆明是花都，我棒玫瑰去接你！”
我说：“我可是一个60个人的团，每人一支也要60朵，不然团员们会撕了你！”
他说：“那好办，我带999朵玫瑰来，每人十五支”。
我当这不过是戏言，可当我带着我的团员走出机场，看见贺兴桐时，我惊了，他不动声色又势若千钧地站在那儿，他的脚下是一个硕大的纸箱，正如歌里所唱里边是999朵玫瑰！
在昆明的七天，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不是他来看我们的演出，就是我去看望他，（他还请我们团干吃了一餐正宗——过桥米线）。
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省、市上世博园演出都花了重金，动辙几十上百万，唯独海南“爱乐”赴任是自筹资金，而且敬业精神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府花巨资的团体。我们一个业余合唱团在世博园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业余团体进世博园、第一个演出场次最多的团（我们七天演出16场）、第一个演出效果最好的团（纯是歪打正着，我们是以唱为主，而世博的音响中国最棒）。
当贺兴桐目睹了这一切后，他深深感动了，他决定要赠送“爱乐”一件礼物。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要送‘爱乐’一件礼物，这个礼物绝对是世上独一无二。”
他把赠送礼品的时间选择在1999年7月23日晚上。这天晚上，我们将要在世博园大礼堂为世博员全体职工作慰问演出，也就是我们的告别演出，因为当天我们的使命完成，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昆明了。
直到演出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贺兴桐要给我们赠送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世上绝无仅有的礼品到底是什么？只是每一个人都怀着深深的期待和好奇……
演出即将结束，主持人宣布，下边由中国著名书法家，中国文化名人贺兴桐向“爱乐”赠送礼品时，全场都静默了。贺兴桐不急不缓地走了出来，后边跟着两个助手，其中一个棒着一个长卷。他走到舞台中央，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他的脸上，顿时他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他讲了一席话：大意是讲他和我的友谊，讲对“爱乐”的认识，最后他说：当今有人在重金收购我的字，誉我是当代王義之，是当今的“草圣”，我不敢说我当得起这些称谓，但我要说海南爱乐绝对当得起这幅字——这幅十米长卷就是我送给“爱乐”的独一无二的礼物！
随着震耳欲聋的掌声，一幅十米长卷慢慢展开，只见那草书狂放不拘、游龙走凤、纵横捭阖，气势磅礴，所有的爱乐女都从后台走出来围绕在贺总身边，带着感激、带着幸福、带着虔诚。
贺兴桐拿起麦，抑扬顿挫地对着长卷吟诵起来：爱乐女子合唱团，海南一道风景线，莫道女子不如男，海女代代有圣贤……
昆明之行圆满结束了，“爱乐”收获的不仅是掌声，更有贺总那999朵玫瑰和那绝无仅有的长卷。
（五）横渡求“酒鬼”
2001年至2012年期间，我们的交往又多了起来，这就像古书里讲的“我事君子”，我又遇到天大的难题了，不得不求助贺兴桐。
1999年下半年，我策划并开始运作“海南横渡琼州海峡大奖赛”。
一个女人要来操办这个风险十足、难度十足的赛事许多人都不解，这其中的原委一言难尽，有偶然也有必然。必然是我天性中的英雄主义情结和冒险性格，而贺兴桐也是同一类人，这也是他一直坚定地支持并帮助我作这个活动的主要原因。
我作了三年横渡，从第一年即2000年的省级大赛到2001年的中国大赛再至2002年的国际大赛。只有最后一年国际大赛我作到2002年4月因家中发生变故而撒手。
这其中，特别是2000年的首届横渡尤其艰难，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我都如实地写在报告文学《此岸·彼岸》里了，如果说首届横渡心力交瘁、竭精禅力完全是为了横渡的规则、安全，因而无暇筹资（为此我公司投入资金上百万元），那么第二届、第三届的重心则是在寻找帮助、筹集资金上了。
横渡是需要很多钱的，特别是当我要把它升格为一个国际大赛，要吸引世界游泳高手，而又要让这项体育赛事带上文化色彩的时候，那花的钱海去了。特别是大赛当天花的钱——运动员奖金、救生船、医疗船、导航船、指挥船，岸上的警卫、裁判、颁奖台、晚会……整个就是往海里扔银子。
钱从哪儿来？第一届我们自个儿掏空了（虽是“力神”冠名，但只给了20万，零头都不够），第二届好在“椰树”慷慨解囊,但第三届呢？我真是犯愁了。
第三届是国际游联批准的国际横渡，规格是顶级了，来的选手也是各个国家的高手，要的钱当然更多了。事实证明，这些钱可真不是白要的，那些选手水平高得不是一个两个等级。俄罗斯选手个个像海豚似的，全是自由泳一打到底，从海安到海口，二十五海里，五个钟头就到岸了，像玩儿似的。看得人再不是前两届的惊心胆战，而是心花怒放、心潮激荡，仿佛那是一场人和大海的舞蹈。
但是精典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2001年6月中国横渡大赛一过，我就打起十二分精神，谋划2002年的世界大赛了。轴心还是钱，有钱海阔天空，没有钱水洼难过，于是我仿佛回到了十年前贺兴桐作点火的状态，满脑子都是钱。
都说“横渡”是海南独一无二的好项目，都说琼州海峡是全世界唯一能横渡的海峡，但是就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眼看就是2001年的年底了，赞助商还没有着落，我急了，贺兴桐也急了，他来海口时我们就商量，他决定和我去一趟湖南。湖南是他的故乡，是他的地盘，他还说他和当时名声很大的“酒鬼”酒厂的厂长是哥们，没准“洒鬼”能作这件事。
说起“酒鬼”我俩都兴奋起来。如果酒鬼真成了冠名,那这场“国际大赛”就成了“酒鬼横渡”，所有的宣传就会变成“酒鬼挑战琼州海峡”，成了“中国酒鬼国际横渡大赛”。
听听，单是这个标题就够惊世骇俗、震耳欲聋了，所有的人想不关心都不成，没准一下子就震惊世界，天下名扬了。
说于就干，我精心作了一个“酒鬼”冠名的方案，我俩名自从自己所在的城市往长沙进发。
12月的长沙已经很冷了，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酒店里，我们首先拜会了原湖南军区司令员蒋金流。蒋司令员是一名儒将，通晓经文诗书，博古闻今，早年还在海南任职过，对海南有很深的感情。席间他和贺兴桐高谈阔论、兴致大发，对我的事却不感兴趣，也不怎么理我，用他的话说：“商人嘛，无利不起早”。
临别时，我给他留下了我的书，单本的“海语”，完全出于礼节，原本也没指望他会去看。
哪里知道三天之后，他用一个通宵看完了“海语”，他给我打了很长的电话，诚挚地说要和我交个朋友，从此我们电话、短信不断，成了莫逆之交，直到几年后他重病去世。
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蒋司令员重病期间贺兴桐并不知晓，他去世后，贺兴桐痛心疾首，他专程从北京赶赴长沙参加将司令员的葬礼，并书写了情动天下的长长的祭文。
由此可见贺兴桐为人：每一个朋友他都像矿藏一样深深埋在心里。
书归正传，第二天我们就往“酒鬼”厂去。“酒鬼”酒公司位于湖南吉首市北郊酒鬼工业园。“酒鬼”酒前身是一种名不经传的地方酒“湘泉”，后因它独树一帜的大手笔的策划和创意，并请中国黄永玉大师为它设计了大拙大雅的麻袋式酒瓶包装，并为它作了妙趣横生的“洒鬼背酒鬼”水墨广告画，并题词：“酒鬼背酒鬼，千斤不嫌累，酒鬼喝酒鬼，千杯不会醉”以后，“酒鬼”顿时就声名雀起、身价百倍，甚尔登上了当年评定的“十大名酒”宝座。
我们在“酒鬼”参观了一天，上午去工厂和文化室，晚上去他们的“猛洞河”边的窖酒洞。在一个黑黝黝的巨大的山脉里，我们进到了一个深不可测、行不见底的山洞，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各种年代、各种包装、甚而专门为2008年设计的奥运酒。酒的文化真是太博大精深、蔚为壮观了，给人留下了极深的、甚尔怪异的印象。
由于总经理人不在吉首，“酒鬼横渡”没有成为现实。但生命中我永远不会忘记贺兴桐为我专程的“湘江之行”，不会忘记去参观“窖藏酒鬼”的那个“皓月如练”的夜晚，更不会忘记他在月光下诗兴大发，即兴作的诗：
编成悬月挂齐梁，
鱼欢荷笑迎鬼忙，
你推我挤恐落后，
争睹天下第一藏。
（六）北京见希贵
从湖南归来春节就近了，2001年春节，兴桐是在我这儿过的。过年之后他回了北京，不过在心里他一直在帮我惦念着“横渡”。
2002年2月底，贺兴桐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到北京去，他说他最近接触了一个老板，很有实力，在北京郊外作高尔夫球场，还作赛马，更有这个人以前在海南呆过，是在海南发的迹，很有可能帮助我。
我和公司办公室主任周平一起，寒冬腊月去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东四六条七十一号四合院里。贺总也住在这儿。他一住下，立即就把随身带的笔、墨、纸、砚、书就铺陈开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他天南海北招来的朋友，立马这个四合院就充满了他的气息。
这个小院里，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热闹非凡，在这儿兴桐要么运筹帷幄，要么研墨挥毫，要么把杯碰盏，几天之内人来人往、穿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别的人都不记得了，唯独记忆最深刻的是见到了共和国的落难公主——林豆豆。那时的林豆豆还不到60岁，身材矮小，不苟言笑，满脸的肃静，满脸的风霜，几个钟头内她一直没有开过一次笑脸。满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自驾车来的，只有豆豆是转乘公共汽车，几乎转辗了半个北京来到这里的。对于这个父亲几乎成了中国共产党接班人、后来成了共产党最大叛徒的——人人唾骂的林彪的女儿，对于一个勇敢揭发了父母，把自己父母送上了不归路的豆豆，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当场我把自己戴着的一条来自海南的珍珠项链取下来戴到了豆豆的脖子上。
过了两天，我和兴桐去到了那个大亨的郊外的硕大的庄园，那豪华的宫邸，无边的草坪让人想起法国的枫林堡，想起英国十八世纪的贵族庄园。总裁是见到了，他正忙着指挥手下人布置即将在那草坪上举办的盛大宴会。他一边疾步如飞，一边下着命令，一个小厮捧着他的专用茶具一步不落地跟着，我和兴桐也亦步亦趋，还要陪着笑脸。那一刻我真痛恨自己，也痛恨这该死的“横渡”，因为“横渡”把这么骄傲的一个贺兴桐也拖入了这不复的深渊。
情况当然是不妙的，还不如往海里扔的一块石头，连个涟漪都没有。
我知道兴桐尽力了，我也准备回去了，突然兴桐要我再留一天，他要带我去见正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的、一个有非凡神力的人物——侯希贵。
说起侯希贵，那真是个要启动科学好好研究的范畴。
在八十年代初，中国有一批神功怪论甚嚣尘上，侯希贵就是那个时候冒出来的。而后又出来一批斗士，如柯云路等，把这些神人斗得七零八落，很多人就此销声匿迹、遁之无形，，但唯独只有侯希贵修成了正果。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服役在国家某机构并多次被派往国外，直至成了中国政协委员。他的存在让我不得不信服这样一种理论：说的是人类的认识是相当有局限的，人类的认识永远超不过宇宙未认知的力量。就好比一个人如果仅只站在一层楼项上，他的认知范围、视野所及就只能在这一楼目光所及区域，如果另一个人站在十楼上，就能看见十公里外跑来的一匹野马。所以没看见过这匹野马的人，千万不要去骂人家是妖言惑众。
侯希贵，大概就是那个站在十楼顶上的人。
每年《中国政协报》都会为他作整整一个专版的宣传，对他的称谓是“中国著名慈善家”，讲的是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乡——湖南作慈善的情况。他没有开银行，他不是企业家，他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可他数年来捐赠的资金有上亿元，这笔巨资从何而来？这让人不得不相信他的真功夫——神奇的“搬运术”。
关于他这类报道有许多，最早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香港李嘉成层层密封的一个古代玉玺凭空搬运到了深圳的一个宾馆（之后李嘉成给了他一张支票，任他填写）。这些都不足为凭，让我深信不疑的是兴桐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不久前他亲眼见过侯希贵在泰国宫殿里作的一场搬运表演，让当场所有人都跪倒在地、顶礼膜拜。
侯希贵太忙了，忙得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而且得提前半年预定。便是开政协会这几天，也安排了各省、市领导多场会见。
我们见他是在中午他回宾馆午休时插进去的。
见谁都不害怕，唯独见侯希贵忐忑，生怕他火眼金睛看到我们所害怕面对的不祥来。侯希贵像个弥托佛，十几分钟中和贺兴桐相谈甚欢，也和我们拥抱、也合影。但说到“横渡”他说他“爱莫能助”，因为接下来每一天都安排满了，再也没有时间去海南了。
原也没抱多大希望，因而也就无阶谓“失望”。几年后这位“奇人”又来过海南，我们又见过一次。只不过不久他就患肝癌不治而仙逝了，我还在想他那搬运术呢？为什么不能用在他自己身上？
2002年4月，因筹资太困难，因国际大赛影响太大，又因有人垂涎已久，我只有将“横渡”拱手相让了。
但贺兴桐几次出手相助我却永远不会忘记。
（七）永绝“通潮阁”
2009年的春节贺兴桐是在海口过的。
这次来他本是想重启“天涯海角文化城”项目，因此事和海南军区有关联，所以他住在军区隶属的“亚洲大酒店”。
和往常一样，他身边从来是前呼后拥、人满为患的，他总是说要和我好好谈谈，这么多年来他总是奔走在大江南北，应酬着四方宾客，我从来是弄不清他到底在干什么，只是感到他真正是当得起那八个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那时我在装修一个小小的私人会馆，因了苏东坡的缘故，我给它取了个名——“通潮阁”，我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兴桐为我题写这个馆名。
那一次没有题成，他海口——三亚来往奔波，第二次来依然忙得脚不落地，我以为他已忘了，此后再没提起。
但这期间，他一直在写一本书——“我的100个朋友”，这书中三个地方有我：一个是有我专门的一章；另一个是在黄永玉的章节里。因为我生活的故乡是贵州松桃，而那个县城正好和黄永玉的凤凰县是一衣带水；还有一个是在电影《红日》的导演吴强的章节里。因我父亲是《红日》的亲临者，孟良崮大战时我父亲是张灵甫的参谋长，是张灵甫自杀时身边仅有三个人之一，为此写到吴强时他也提到了我。那次他给我打印了他的书稿，这件事也让我非常地感动。
没有想到，一年过去他竟托人把“通潮阁”这三个字带给了我。
“通潮阁”这三个字写得雄浑遒劲、大气厚重，我喜出望外。当然，一如他一贯的草书风格，若不是有人指点，谁也认不出那究竟写的是什么。
房子装修好了，中式风格，个个都喜欢，“通潮阁”也作成了红木匾刻，挂在了房正门上，人人都说好，只是人人不认识。
我那会馆只是会客不住人，两年多了，没人入住过。但我就是想让兴桐来住这儿，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他奔波了一辈子，酒店进、酒店出，别的地方我管不着，海口是他事业的发源地，是他倾注感情最多的地方，是我们相识的地方，海口——他应该有个家了。
2012年7月初，他还给我来了两个电话，说即将来海口，此番来就是要认真启动天涯那文化大项目了，这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原点火台山上兴建一个中国元帅、将军雕塑群，为此他这次将带着中国著名雕塑家潘鹤、江碧波等前来。谈得兴之所致，他还高声给我唱了起来……
项目的事，这些年听他说得太多了，真假成败且不论，既然他唱得这么兴高采烈“还要再活九百年”，就权当这些宏伟蓝图是他生命的兴奋剂吧。
我关心的是他还没看到过他题写的红木匾刻——“通潮阁”呢？他还没和我在会馆小坐，凉亭饮茶呢！于是通话时两次我都慎重提起：“这次到海口，不要去宾馆了，就住我家里来。”我还开玩笑：“这还有你的版权呢！”
他呵呵大笑：“好、好！我一下飞机就到‘通潮阁’，哪儿也不去！”
眼看他就要来了，我让人把房子认真打扫一遍，把被褥都清洗一遍，我等着、等着，没承想、没料到，等来的却是如此噩耗……
斯人就这样猝然去了，连去探望、去关心、去询问的机会都没留给我们，留下的就只有追忆了，而这些追忆的作用是用来抚慰作者自己的。
人间没有贺兴桐了，也永远没有人再给我不间断地打来电话，没有人再叫我“增仪”，再没有他给我唱歌、吟诗了。
而只有此刻，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他能看到我这篇文章，能听到我发自内心的呼唤和思念呵！
兴桐，你一生为别人写过多少七言、诗、赋，今天我也为你写一首吧，我会把这文、这诗一起烧给你，你——能看得见吗？！
挥斥人生真风流，
喜笑怒骂情自浓，
可怜岁月不待我，
我悲我哭贺兴桐！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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