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庄向阳

    引言

    “清华”，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令无数莘莘学子心驰神往的知识殿堂。回溯这座中国最高学府的历史，无法避开一个名字——唐国安。他曾经作为中国最早的120名官派留学生之一赴美国留学。30多年后，他不仅负责主持向美国选派留学生的工作，而且建起了以美国教育为参照的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奠下第一块基石。

    历史把唐国安推到了如同当年容闳(注：中国留美学生第一人、中国留学教育开拓者)的位置，他“扮演了第二次中国学生留美奠基人的角色”。

    为缅怀唐国安在清华建校、治校方面的功绩，清华校方特意为他制作了一面铜质壁牌，上面写着“纪念校长唐国安君”的字样。

    遥想一百多年前，有一段中国人到美国的特别旅程：都是从中国上海登船，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登陆。然后，转乘火车穿越美国大陆，最后到达康涅狄格河畔的春田(“Spring-field”)。1872至1875年间，清政府分四次派出了120人的官派留学生，走的就是这条路线。那时，少年唐国安是留学生中的一员。历史意味深长之处在于，36年后唐国安又沿着当年赴美留学时走过的路线，把一批中国少年送往美国学习。

    “中国最早的一百人”之一

    唐国安的少年时代，正赶上中国自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说法：“1860年至1905年间，清朝廷和各省官员都试图广泛吸收中国所需的西方技术和思想：大炮、轮船、电报、新式学校、工厂、商会和国际法等。虽然其关注的重点不断变化，但其目标一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提出了一个选派成批中国学生留美学习的计划，他说这是“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经过18年的争取，“留美幼童计划”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终于获准。

    1873年，经族叔唐廷枢推荐，15岁的唐国安入选第二批留美幼童生。当年农历5月18日，他与容闳的侄子容揆等30名幼童踏上了去美国求学的道路。他先入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新不列颠中学，6年后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笔者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在那里的状况，但是当时的《纽约时报》对留学生们有过这样的一段报道：“(他们)机灵、好学、智慧，能这样克服困难而学业有成，是吾美国子弟难以达成的。”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清廷中断了“幼童留美计划”，1881年8月，未及完成学业的唐国安与其他学生分批乘船返回中国。回国时，没有列队的迎接，也没有虚席以待，不要说宏图待展，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此后，唐国安先是到开平煤矿、京奉铁路等处任职，后来又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1905年，他和好友颜惠庆为上海《南方报》开辟英文版，读者面向旅居上海的外国人。该版每期发表社评一篇，二人轮流执笔。他所写的社评，敢于对时弊直言正论，不畏权势，曾抨击租界工部局所置的设施不利当地中国居民，所订的规章有悖法理，为此几乎被逐出租界，但他坚决不退让。唐国安受的是美国教育，但是在民族立场上毫不含糊。

    尽管唐国安一直没有机会实现更大的作为，但是正如拉法博士(T. E. la Fargue)在《中国最早的一百人》(China’s First Hundred)书名而言，他毕竟属于“中国最早的一百人”。“他们给中国官场输进了心血，身体力行，勇于任事，与过去暮气沉沉的官僚迥然不同”，书中还写道，“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开始崭露头角，绝大多数在中国现代化的蜕变中做出相当的贡献。”

    重走36年前的求学路

    1907年，是唐国安生命中的特别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个转机。一是唐国安这一年入京任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尽管还是不太起眼的人物，但是他终于有了发挥所学的地方。

    另一个转机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采纳了传教士斯密斯、大学校长詹姆士关于“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要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被迫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要向侵略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偿清。因“美国所收的庚子赔款过多”，经过中国驻美大臣梁诚的争取，美国终于愿意“退还”部分款项，用于中国向美派遣留学生，不得挪作他用。按照中美双方的约定：从1909年起，头四年每年选派人数不少于100名，第五年起每年50名，直至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此外，清廷要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便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由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都由此而始。由于是用赔款费用兴建，清华便有了“赔款学校”、“国耻学校”之名。

    加入外务部后，唐国安开始参与了派学生留美的具体运作。1908年6月，清外务部与学部协商成立游美学务处。左丞参周自齐任总办，候补主事唐国安任会办，范源濂任兼职会办。唐国安因“中西学问，均属精通”，所以由他主持工作，在游美学务处支全薪，因此又被称为“坐办”;周、范二人支半薪，称为“走办”。

    1909年8月，第一批赴美留学学生的考试终于举行了。与36年前不同的是，许多少年竞相报名，本着坚持标准、宁缺毋滥的原则，最后从630名投考者中录取了47人。当年10月，唐国安亲自护送47名学生去美国。抵美后又与驻美游学监督容揆对学生逐个甄别，根据个人情况分别送入不同的学校、年级就读，最后见到“所有教授，管理诸法，均甚相合，诸生皆安心向学”，这才放心。回国后，唐国安由“候补主事”升职为“主事”。

    1910年7月，第二批70名放洋;1911年6月，第三批63名放洋，唐国安另保送幼童生12名。仅仅在前三批留学生中，就出了众多的学术界、教育界、实业界、法政界的专业精英、学术泰斗。其中尤为人称道的有：后来掌管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掌管北京大学的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掌管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掌管东南大学的邹秉文等人。

    历史把唐国安推到了如同当年容闳的位置。台湾学者林子勋认为，唐国安的所作所为是当年容闳留美行动的延续和恢复，他“扮演了第二次中国学生留美奠基人的角色”。

    动荡年代坚守清华园

    第一次招考结束后，唐国安等人感到不安，没能达到原定的派送100个学生的目标，很难挑到够数量的合格人才。于是，建设留美预备学校被提上日程，目的之一是“教习学生充分科目”，使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

    游美学务处积极筹备肄业馆，经过一番探查，他们选中了京城西北郊的王府旧园——清华园。久经岁月的风雨清华园荒芜不堪，经过一番修整，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肄业馆全部迁入了清华园。当年4月29日，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一所百年名校从此诞生。那天是星期日，从此清华都以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校庆日。学堂成立时，周自齐兼任学堂监督，唐国安、范源濂任副监督。

    清华的历史刚刚掀开新的一页，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庚子赔款的退款被袁世凯挪作军费，学校经费断绝，加之人心惶惶，学校宣布停课，学生解散回家。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外务部的唐绍仪组建内阁，学堂其他领导人纷纷就任高职，周自齐当上了山东省总督，范源濂当上了教育部的次长、总长。寂静的清华园只剩下了唐国安。唐国安与唐绍仪当年同是留美幼童，又同是珠海唐家湾人，凭着这样的关系，唐国安若要在新政府中谋个职位应属不难。

    但是，唐国安却选择了留在清华园。在动荡的时局中，他的侄子、庶务长唐孟伦关闭了校园，扩大了护校队，并给护校队增发枪支，保证了清华校园未受破坏。

    在唐国安的努力下，1912年5月1日，清华学堂正式复校上课。因复校有功，他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当年10月17日，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出任第一任校长。

    为使清华学校走向正规化，唐国安主持修编了《清华学校近章》。在整肃校内封建遗风的同时，他提出：既然是办留美预备学校，那就要与美国的教育体制相衔接。所以，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生活习惯等都仿效美国，校内活动和教学大都用英语，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教员也是从美国聘请的。唐国安大刀阔斧地改变学制课程，将高等科设置等同于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充实教学内容，实行文(文法)理(理工)分班，并规定了各自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将原定“注重专业教育”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提升了学校的档次，也使得中国学生读完清华学校，就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高年级。

    “自请免官，荐贤自代”

    唐国安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在了学校事务上，呕心沥血。在学校开办之初，有太多的事务需要他去奔走呼吁，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学校经费。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挪走美国“退还”的赔款接济兵饷，为追回这笔款项，唐国安专门向外交部递交报告。报告中说：“国安焦灼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处磋商，乃无一路应手，彷徨无措计，惟有吁请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询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他还专门写报告倡议专款专用，经他多次呼吁，清华经费渠道终于被理顺，拖欠之经费得到偿还，危机终于渡过，为清华学校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上的保证。

    然而，唐国安自己却累倒了。1913年8月21日，唐国安向外务部递交了“自请免官，荐贤自代”的报告。报告中说：“视事以来，时虞郧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他对自己在做着什么，对于自己的身体，都了解得非常清晰，他的态度又是那么从容，令人钦佩。

    唐国安已然预感到自己生命之将逝，只是没有想到的是，病情发展得那么急，未及报告批复，第二天下午就因病辞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的藏书全部献给清华学校图书馆。

    清华校友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还忆起唐国安：“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

    民国国史馆在他去世后不久撰写了《唐国安先生传略》，赞誉他说：“若先生者，乃真耶教之信徒、社会之义士、而中华民国之忠仆也。其赤诚为国大公无我之行，载之口碑，必能使四百兆同胞永矢勿忘吾中华民国有唐氏第一人。”

    为缅怀他在清华建校、治校方面的功绩，清华校方特意为他制作了一面铜质壁牌，悬挂在工字厅门口的东墙上，上面写着“纪念校长唐国安君”的字样。可惜，屡经动乱的岁月，这面壁牌早已不知去向了，只留下空空的墙壁。

    “自强不息”诠释清华精神

    清华大学校史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们，总是满怀自豪地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细数清华的辉煌：清华拥有全国最强的学科，现有国家重点一级学科22个，居全国首位;清华拥有国内最优秀的师资队伍，院士人数继续位居全国高校首位;单单从清华走出的大师，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是，清华究竟何以成为今天的清华?追根溯源，清华人都会提到“国耻学校”的历史，提到清华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早在建校之初，以唐国安为代表的清华人就提出了“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口号，他们“想起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常常晚上睡不着觉”。梁启超1914年来到清华演讲，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此勉励清华学生：“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者，非清华学习，行将焉属?”受此启发，清华人就一直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虽然改了4个字，但“自强不息”始终未改，建校90多年来一以贯之。而清华学校从一开始就向美国高校看齐，这并非是简单的模仿，其根本用意还是着眼于中国的改造和建设。

    5月末的一个下午，记者驱车来到唐国安的家乡——珠海唐家湾镇鸡山村。从珠海市区到鸡山村不过一二十分钟的路程，但是寻找唐国安故居，却似乎用了更久。这是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在一片高大的民宅之中，如果没有当地人指点，恐怕很难找到。据《唐国安族谱》记载，唐国安离家赴美之时，家道中落，留学期间还把政府发的零用钱攒下来寄回家乡供养亲长。归国后他一直在外忙事业，无暇顾及家事，家中的房子也没有扩建。唐国安似乎没有中国传统读书人衣锦还乡的心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关于唐国安的资料非常之少。对此，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杨义认为，唐国安的首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庚款办学”执行者的两个身份，都使他成为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的主要兴办人之一，大概由于他在任时间较短，人们对他的贡献与历史价值认识并不充分。他说：“在清华的历任校长中，人们一般比较认可周诒春、梅贻琦和蒋南翔对学校发展的贡献，但是，唐国安给继任者留下的基础却被人们淡忘了。此外，唐国安选人不是很准吗?临终之际，他推荐副校长周诒春接任校长职务;而梅贻琦正是1909年游美学务处时期经他选送到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这些都与唐国安密不可分。”

    杨义说，包括唐国安在内的很多留美幼童，都是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熏陶的一批人，他们不是会刻意为自己著史的人，他们更乐于用自己的行动来说话。在杨义看来，从唐国安身上体现出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种融合，不仅要与人为善，还要切实地帮助别人，要有实实在在帮助别人的能力，清华的务实精神、学以致用的观念源头都在这里。

    □唐国安大事年表

    唐国安(1858—1913)，字国禄，号介臣。香山县唐家镇鸡山村人。

    ●咸丰八年(1858年)：10月27日唐国安出生。

    ●同治十二年(1873年)：被选为第二批留美幼童，入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新不列颠中学。6年后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

    ●光绪七年(1881年)：因清政府中止留学政策，学业未竟提前回国。曾到开平煤矿、京奉铁路等处工作，后来到上海圣约翰书院任主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和颜惠庆二人为上海《南方报》开辟英文版，面向旅居上海的外国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7年)：调到北京，任外务部司员，兼职京奉铁路。

    ●宣统元年(1909年)：2月，由中美两国发起的、有13国代表参加的首届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唐国安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专员代表(正代表)。

    ●宣统三年(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成立，唐国安兼任副监督。

    ●民国元年(1912年)：4月，任清华学堂监督。10月，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成为第一任校长。

    ●民国二年(1913年)：8月21日因病“自请免官”，8月22日下午与世长辞。

    □链接·同代撷英录

    王文韶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咸丰二年(1858年)进士，曾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云贵总督。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1896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山海关奏设成立北洋铁路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与同年诞生于上海的南洋公学和稍早一些创立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人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大学，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学堂创立伊始，就采用欧美大学原版教材，重金聘用英籍教师，以口授、笔记为主要教学形式。1900年，学堂第一届学生17人毕业,是中国最早培养的土木工程学科专门人才。

    范源濂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乡人,近代教育家。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毕业，赴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法政大学法政科。1904年回国，在长沙呼吁女子赴日本留学，并带领十余名湘籍女学生到东京。

    1905年后任清廷学部主事、参事，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次长。是年7月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继任赵秉均内阁教育总长。1915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7月兼代内务总长。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组织尚志学社，邀美国学者杜威等来华讲学。1920年8月署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次年12月辞职。再赴美国考察乡村教育。

    1923年7月北京国立高等师范正式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为首任校长，提倡人格教育。1927年12月在天津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