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命的真谛 —— 一位“生死学”专家的思索 《南风窗》杂志记者 项 梓 1997年10月16日上午，台北市台大医院安宁病房来了一位奇特的客人。他的任务是向那些浑身插满各种导管、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临终病人们讲生死问题。客人走进病房，被一幕从未见过的景象震惊了，心中一阵阵的不自在：他看到了一个绝症患者脸上那毫无生气的表情，看到了肃立在一旁那些家属们探询的目光，也看到了医护人员和“牧灵员”静默的脸色。他仿佛到了另一世界，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 客人名叫郑晓江，1957年6月生，现任江西南昌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今年来，这位哲学教授以“生死学”为研究方向，他开设的“生死哲学”的课程，全校有1365人报名选修，占学生总数的1/3；他的《生死智慧》等著作在台湾畅销一时。应台湾“中华安宁照顾协会”之邀，他于10月3日到17日访问台湾，先后进行了13场演讲，轰动宝岛。 如今，郑晓江正面临着此行中最严峻的考验，虽然当天凌晨2点他就起床准备了。 “死”是人生中最严肃也最重大的问题。在郑晓江看来，只讲人生观是不够的，要真正把握人生，必须讲死亡观。一个人，只有坦然洞察生死的奥秘，获得生死的大智慧，才能提升生的质量；同时也消除死的恐惧，平抑死的悲伤，最终超越死亡。 多少个日日夜夜，在对“死”的寻觅中，郑晓江逼近着生的真谛。 生死大热门 几年前的一个清晨，郑晓江狭窄的家中来了一个学生。他说有个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要来向研究“中国人生哲学”的郑老师请教。 习惯于熬夜苦读的郑晓江强打精神听着，一听不禁大吃一惊。 “我想来想去，觉得人生真没啥意思。无论是穷是富，是强是弱，是国家首脑还是平民百姓，到头来都是一抔黄土，伴着枯草瑟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看着年少，转眼已是青年；刚想品尝一下人生滋味，又到了中年、老年；稍一迟疑，阎王的小鬼又拿着催命绳来了，哎，真是没有意思！” 学生的话撞击着老师的心。郑晓江心想，自己在课堂上讲了那么多中国古代圣贤的人生智慧和处世方法，怎么到头来学生反而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联想到不少年轻人轻易自杀弃世的新闻，郑晓江的心中沉甸甸的。 听着学生的话，郑晓江又想起认识的一位富豪的经历。这位富豪对金钱和享受有着永远充沛的欲望。有一天当他突然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他痛苦不堪，精神上一下子就崩溃了，他经常抓着医生的手说：“我怎么能死呢，我有几千万财产呢！” 也许是一种突然地领悟，郑晓江发现：谈人生而不涉及死亡，则所谓“人生学”只是一门经不起提问的死学问。“我不能只是教导别人怎么树立思想，善用时间。如果不把‘死亡’纳入人生智慧的研究范畴，那么我们不可能真正把握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观’和‘人生观’一样重要。” 从此，郑晓江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死亡”。他发现，在近现代社会以前，人类尤其是西方人对“死”和“生”是同样重视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狱中临死前还从容地和狱友谈论“灵魂不死”的哲理，他说，我何必畏死？因为死，我可以回到智慧之神那里，回到已去的朋友身边。基督教文化对“死”的看法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人们从耶稣之“死”中体会出“死”的意义，即：追随耶稣，拥有信仰，一生赎罪，从善去恶，死后进入天堂获得永生。 “死”是有意义的，一个人对“死”的认识会影响他“生”的过程。郑晓江在研究中迈出了他的第一步。 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的飞跃，人类成为世界的主人，求利、重生、追求现世享乐成为人生的中心。人类生存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生”而忽略于“死”。对“死”的不解、担心、焦虑、恐惧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心理。现代医学愈是拉长人的生命，人对死的恐惧和思虑反而愈加严重。 郑晓江发现，从19世纪开始，“死亡”的命题又被人们重新拾起，甚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19世纪，地理学家阿尔伯特?海姆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险些遇难。苏醒之后，他回忆起濒临死亡过程中的一些奇特心理体验，并广泛收集世界各地的这类“临终体验”，于1892年公布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他指出，濒死者的主观体验有惊人的相似处，如听到宛如仙乐的声响等等。 1975年，雷蒙?莫蒂的《生命后的生命》一书问世。该书分析了150例濒死者的经历，认为“死”是一种无法用日常语言破译的、不可定义的奇特现象。 1985年，美国康奈狄克大学成立了“国际濒死经验研究协会”。 1988年，纽约世界民意测验所专门进行有关濒死经验的大规模调查，结果令人目瞪口呆：有800万美国人宣称他们有过濒死的经验和感受，比如“安详和轻松”“意识逃离体外”“进入黑洞”“与亲友欢聚”“与宇宙合一”等等。 目前，美国出版的《生死学》《死》杂志都很畅销。日本近年出版了《生与死的思考》《人的临终画卷》等畅销书。世界发达国家有数以千计的学校把死亡教育列入教育计划。 在台湾，“死亡学”的书籍近年来屡出不穷。台湾各大医院都设立了安宁病房（临终关怀的医治部门），著名的台湾大学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甚至有23名青少年把他们对死亡的认识写出来，汇成《人生不可承受死亡》一书出版。郑晓江赴台湾期间发现，台湾最漂亮的建筑有三种：学校、寺庙、陵墓。他专程从台北坐车赴金宝山去看大歌星邓丽君的墓，但见肃穆气派无比，只需在电脑上按动自己喜欢的歌曲，邓丽君的歌声便从地下袅袅升起，弥散四周，音容宛在。在台湾各大医院的安宁病房，都有所谓“牧灵元”的角色，“牧灵员”类似修女，陪伴临终病人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人去之后还要祈祷，安慰人的灵魂。这一角色的设立，据说是认识到人生前有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死后仍有灵魂的需要，人是身、心、灵三者的统一体。 在中国大陆，对死亡问题的全面关注是与一例“安乐死”事件分不开的。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出现了一例病人家属要求大夫行使“安乐死”的事件，后来医生以杀人罪被提起诉讼，经过6年多的漫长诉讼才被宣判无罪。这一漫长的诉讼，有了一次深刻的认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对“安乐死”展开了专题讨论，收到了几百封听众来信，其中还包括了邓颖超同志的来信。她在1988年1月26日的信中谈到：“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人工和药物抢救的办法。” 1991年，在中美学者联合召开的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上，公布了一份“中国居民面临死亡最关心的是什么”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经过对3179人的调查发现，他们最关心的五个问题依次是：感到亲人的责任未完成；死亡可能很痛苦；不能再有任何经历；所有的计划都得结束；我的亲友哀伤。 ?????? 当“死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时，人类对生命本身发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叩问。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人在问：为什么在美国，每10万人中每年就有10~13人自杀？为什么在法国，年轻人的死亡原因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不是艾滋病，不是吸毒，而是自杀？！在中国，一些先行者也发出他们的声音：“在我们的整改科学及教育的体系中，只有生的教育，而没有死的教育；只有优生学而没有优死学；只有计划生育而没有“计划死亡”；只有人生观而没有人死观；只有生的崇高而没有死的光荣。试想，如果没有死亡人口数量无限制地增长，地球资源被吃光用尽，人类还能生存发展吗？” “生死互渗”说 郑晓江把他在生死研究中的结论归结为四个字：生死互渗。 一般人之所以在死亡问题上产生极大的困惑和恐惧，关键在于他们把生死割裂开来，认为二者是对立的。生是拥有，死是丧失；生是温暖，死是冰凉；生是可知，死是莫测。生与死之间，仿佛有着天然的鸿沟，无法沟通。 郑晓江则认为：生死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渗关系。 “死”并非出现于生命的终点，处于人生过程的最末尾，而是渗透于人生的整个过程之中。 首先，从生理学来看，在人生的过程中，人体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生”与“死”实质上是不停地交替发生着。 其次，从时间角度看，人“活”的过程同时就是“死”的过程，“生”一日也就意味着“去”了一日，“死”了一日。 再次，从意识角度看，人生中，总会产生死亡意识，它和生命息息相关。世上不相识者的死亡和追悼，会提醒我们死亡的存在；亲人之死会给我们心头烙上刻骨铭心的痕迹；对自我之死的认识也会在某一天自觉不自觉地萌生。人是“万物之灵”，除人以外的任何动物对其生其死都茫然不知，因此也不可能产生死亡的恐惧。人摆脱了动物存在的混沌性，自觉到生存、生命于人生，知道如何经过努力去获取生存的顺畅、生活的幸福与人生的享受，得到了与万物相比更好的生存状态。而与此相应的代价就是失去天真无知的状态，觉察到死亡的必至，产生对死亡的恐怖感，有了死亡痛苦的意识。 从“生死互渗”的观念出发，郑晓江进一步提出了“由生观死”的人生哲学。 他发现，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再活过来时，人生观都会发生巨大改变。如吝啬的人变得大方，小气的人变得仁厚。古罗马的农民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在当奴隶时，曾有一回被迫作“生死斗”的濒死经历，和他决斗的奴隶在可以刺死他的时候放弃了决斗，而扑向了奴隶主，被残酷处死。从此，斯巴达克斯抱定了一个信念：决不再进行“生死斗”。就连起义大军捕获的奴隶主之间，他也不安排“生死斗”。 郑晓江认为，在当代社会，一个具备正确死亡观的人，常常能在思想意识上“先行到死”，站在人生的“终点”观察人生。只有“由生到死”，我们才能真正察觉自我的生命缺少了什么，人生中应该去追求什么，而且也会真正明白人生幸福与快乐的含义，更加珍惜生命，善待此生。一个人只关注“生”，未必能很好地“生”，只有透悟了“死”，并能立于“死”的视角观察“生”，才能更好地“活”。 理解了“生死互渗”的观念，真正能做到“先行到死”“由死观生”者，必然能从根本上消解对“死亡”的恐惧与害怕。既然“死”同时相伴于“生”，与生死密不可分，我们又何惧之有？相反，在浓厚的死亡意识中，更能凸显出人生创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死”的意识、“死”的必至性转化成规划人生的资源，转化成促进人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人们能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这就叫自“死”而得“生”。 中国现在每年有700多万人死亡。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我们将更多地面临死亡问题。然而，国内一次对上海、天津市民的调查显示，接受调查者中49.4%的人“非常少想到”和“很少想到”死的问题，另有38.8%的人“偶尔会想到死”。中国的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教育显得非常薄弱，“死”与“生”一样正常，但人们总是把它视作异常而难以接受，谈“死”似乎是一大不吉利。这忌讳本身就说明我们不能正确地平静地看待死亡。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这方面可谓是我们的一个良好的借鉴。密特朗很早就思考死亡问题，并完全摒弃了对死亡的恐惧。他说：“人老了，就像坐在一架飞机上，总有一天会撞上一座山，不善人不敢正视这点，或怕谈这点，但我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对那一天毫不惧色。”直到临终之前，他还为专门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心理医生玛丽耶所著《宣布死亡》一书作序，他写道：“如今物质文明空前丰富了，精神生活却相当匮乏，对死亡的态度也不够理想，因此更值得坦率地讨论。”美国因特尔公司董事长葛罗夫在查出患前列腺癌后，继续坚持工作，同时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冷静寻求医治，并自己在Internet上查寻治疗方案，最终转危为安。他经常一个人在周末乘飞机到西雅图的医院化疗，周一一早又出现在办公室。他说：“如果你自己管理自己的投资，那么我想你也应该管理自己的生命。做调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别把任何人的话当成圣经。 从某种角度看，一个对“死”缺乏正确认识的人，他的“人生态度”也必有偏颇。 人生三重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台湾大学医院安宁病房，听听郑晓江对生死问题的回答。 参透了“死”之后，郑晓江对“生”有了新的领悟，他称之为“生命三重性”‘也就是说，生命分为三个层次：“生理生命”“内涵生命”“超越生命”。一般人往往过于看重“生理生命”的价值，故在“死”面前始终无法做到恬然心安。实际上，生命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长短，更在于“内涵生命”与“超越生命”的丰富程度。 郑晓江把“内涵生命”定义为“一个人在一生中经历的不同的人生事件的总和”，而“超越生命”则是指人死后留在世界上延续的那部分“生命”。生儿育女是延续，艺术创造和科学技术成果是延续，富翁对大学、医院等公益机构的捐助也是一种延续。名闻天下的哈佛大学的前身是一所1636年创办招生的学校，最早只有12名学生。当时镇上有一位名叫约翰?哈佛的传教士，突然身患重病，临终遗言，把他的全部藏书400册及一半的财产（几百英镑）捐给学校，从此学校改名为哈佛。哈佛本人死时只有31岁，但他的名声却传之久远。相形之下，有多少富翁生前吃喝玩乐，挥霍财富，死后却犹如粪土。何故？他们的生命缺乏“超越生命”的价值。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因为这样的人只有“生理生命”，形同行尸走肉，对他人和社会毫无贡献，而只有索取甚至危害。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因为他们的“内涵生命”轰轰烈烈，丰富无比，常留在亲人和他人的记忆中。他们的“超越生命”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流芳百世，泽被万里。 不同的“生”的方式，导致了“死”的不同。郑晓江告诉那些临终者们：“‘死’不是完全的消失，一个人的生理生命的完结并不等于整个生命的完结，他的‘超越生命’还会延续下去。也就是说，他不是去‘死’，而是一种‘新生’。” 接着，郑晓江给大家讲了《荀子?大略》中的一个故事。说是又一次孔子与学生子贡聊天，子贡平时学习异常刻苦，非常疲倦，所以这天他对老师说：“我现在已厌倦学习了，想去侍奉君主以得到休息。” 孔子抚须作答：“《诗经》里曾讲过，侍奉君主从早到晚都要温和恭敬，做事要认真谨慎。可见，侍奉君主是很难的啊，怎么能得到休息呢？” 子贡有些窘，想了一下又道：“那我回家去侍奉父母以获得休息。”孔子严肃地说：“《诗经》里也讲到了，孝子的孝行要永不停止，天才会赐福于你。可见，做一个孝子，周到地侍奉父母也是很难的啊！你怎么可能得到休息呢？” 子贡听后有些着急：“那我就回家去，与妻子儿女为伴，总该得到休息了吧？” 孔子面露笑容，缓缓道来：“《诗经》里说，首先在妻子和兄弟那里立礼法，以身作则，然后才能去治理国家。可见，操持家务也是很难的啊，怎么能休息呢？” 子贡无可奈何地道：“那我就去与朋友交游，总能喘息一下吧？” 孔子又摇头：“《诗经》里讲到，朋友间要互相帮助，这样才能仪表威严。可见，与朋友交游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怎么可能得到休息呢？” 子贡思索了半天，又道：“那我就去务农，不要花脑筋，也没什么规矩，不就可以获得休息了吗？” 孔子还是摆头：“《诗经》里说，白天要割茅草，晚上要打草绳，急急忙忙修补屋顶，来年一开始，又要播种庄稼。可见务农也是很难的啊，务农怎么可能得到休息呢？” 子贡完全绝望了，双手一摊：“老师，照您这么一说，我就没有可以得到休息的地方了吗？” 孔子一脸肃穆，眼光移向远方，用手指着说：“你看那旷野里的坟墓，好似高高的堤岸，好像雄伟的山巅，又犹如巨型的鼎，看到那个，你就知道何处才是君子休息的地方。” 子贡听完，回味良久，猛然醒悟，他感慨万千地说：“死亡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君子安息了，小人休止了。” 这段记载也许是作者的假托，但它相当完整地展现了儒家超越死亡的智慧。它启示人们，人之一生都应专注于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的培育，一生当中都没有懈怠与喘息的时间与地方。无论他是学习、从政、侍奉父母，还是操劳家务、交结朋友，乃至于务农，等等，都要全力以赴，勤奋努力。他受内在的道德良心和社会规范的召唤，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有放纵、休息的时候，惟其如此，也只有在这万般辛勤劳累之后，“君子”们才会觉得“死”是一种最好的休息，从而能享受道“死”作为永恒的甜蜜之乡的巨大价值所在。 没有奋斗的“生”，不配享有安乐的“死”。郑晓江安慰那些临终病人：“你们一生中也许有坎坷，有苦难，但它们正是‘君子’们必经的人生之路。对经历过奋斗和苦难的人来说，‘死’是一种快乐的休息。” 人生大讨论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它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 苦难是不幸还是财富？巴尔扎克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维克多 弗兰克（“意义治疗法”创始人）说：“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环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和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 财富是乐趣还是包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我所知道的穷人，就是除了金钱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宁愿生命中没有金钱，但要有目标。” 年老是悲还是喜？顾炎武说：“有一日未死之年，则有一日未闻之道。”“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我们需要从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漩涡中超越自我，拿出人之为人的智慧，高扬顽强向上的精神。 郑晓江不无遗憾地指出：现代社会使人更加“个我”化了，不少人越来越强调“自我”，强调个体的我，而忽略了自己作为群体的我、“类我”的存在。不断增加的自杀现象正说明了这种观念的危害——自杀者很少考虑对于家庭与社会的责任，而只顾及自我的需要。 同时， 社会也应该对作为个体的生命更多一些关怀，尤其是心理与精神关怀。郑晓江说，就医学而言，最早的医学与哲学是合为一体的，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后来它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在医学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了迅猛发展，在提升人类保健水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人由身、心、灵组构而成，身体的病患可以由医学科学技术来疗治，心的病患可以用近几十年来迅猛发展的心理学来治愈；而灵的方面，则还是要靠信仰的、哲学的、文化的等等观念来治疗。因此，医学发展迫切需要补充人文性的东西。在现代社会，要成为一个好的医护人员，决不能仅仅局限在掌握精湛的医疗技术，还应该去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去涉猎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哲学的知识，具备一种全新的人文医学观念与素养，才能在对病人甚至临终者的精神抚慰的过程中，把医疗水平大大提升一步。 郑晓江预言，21世纪中国将兴起新的人生观大讨论。本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爆发过一次“科学人生观”与“玄学人生观”的论战。参加论战的三派力量代表着中国当时的三大思潮——欧化思潮（科学人生观）、俄化思潮（唯物史观的人生观）、和传统思潮（玄学人生观）。将近80年过去了，唯物史观点人生观在中国得到了胜利。“欧化人生观”因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人生观因其家族主义、保守顽固都受过严厉的批判。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人生规模式达到了空前和高度的统一。但一场“文革”却打碎了这种人生观的“神圣”。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多元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在中国形成。从1980年由潘晓来信引发的“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讨论，1982年因大学生张华舍己救人引发的讨论，到90年代出现的“人文精神”讨论、“新三字经”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再造热潮，我们的社会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始终没有停止。“欧化”“俄化”和“传统”人生观不断以新的形态出现、融合并发生变异。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生活节奏的加快、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新旧价值观念的交替，人生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中国正日趋显著。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由几个学者得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但是，学者的敏锐和求索却可以强烈地提醒我们，在我们考虑把一个怎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的时候，也许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国人？他们需要怎样的文化和精神？ 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携起手来，上下求索！ （本文转自《南风窗》1998年第3期独家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