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若隔世的寻访 我把2008年秋的那次故地寻访看得很重，甚至当做戊子暮春故乡之行后的又一次花甲寻梦。 回到福州之后的三四十年间，曾有两次去过霞浦。一次是1987年在省经委工作期间，一次是1995年（？）在编文明建设杂志之时，因为公事在身不由自主，都未曾到溪南去。几次与吴敦诚同志(时任宁德地区人大工委主任)说想去溪南看一看，他都对我说，要来趁早，我陪你去，我却一直未能如愿。直到2004年春杂志停办后等待工作调动，再次萌发此心，偏偏老吴得了血液病，而且一病不起，于是此事搁浅。 这次去福鼎太姥山参加一个活动，打定主意要脱身去看一下，也许此时不去，这辈子不会再去。 一 这是2008年11月19日。 早上七点半开车，两个多小时之后才听说，高速公路在霞浦段有个出口，而且马上就到，于是临时改变主意，把随身携带的行李托付给同行的年轻人，于上午10时车过霞浦出口处时下车。我雇了一辆机动车到县汽车站，一问到溪南的汽车，要到下午一点多，幸好旁边有人提示：“你要是急，就坐出租车去。”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估计也就是百把块钱，便不假思索地向出租车走去，才知这是“拼车”，车上已经坐了三个人，我一上去，车子也就开了。 我是1969年10月底下放到霞浦溪南的——那时候叫溪南公社——1972年10月底调回福州，除了这期间有半年时间在县城工作之外，都生活与工作在闽东沿海的这一块土地上。我曾先后“蹲点”的在两个生产队，一个叫大山里，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自然村，我那时候甚至能从半山腰将一百四十余斤的稻谷挑到山上的村子里；另一个叫南岸村，后来成为宁德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的一个典型，两个自然村都在公社附近。我就住在“公社”（准确地说，是公社党委的办公楼），也曾跟着党委书记吴敦诚走遍了这个公社的几乎每一个自然村，并从此与他结下了长达一辈子的友谊，直到在前两三年他溘然去世。那时二十刚出头，总有一股年轻人的激情，常常白天与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还去那边办“政治夜校”，回到“公社”之后再点着油灯读书——那一部《鲁迅全集》中的杂文与小说，以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都是在那个时候靠自学啃下来的。整整三年啊！虽然尝遍种种苦楚，毕竟是令人难忘的三年，而且是在风华正茂的岁月！ 坐在车上的几位都是溪南人，一路上不免三长两短地聊天。当他们知道已经白发苍苍的我为什么与他们一起打车去溪南时，不免也有些许对于“非同寻常”的肃然。 一位说：“那个时候的事，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可能我父亲他们会知道。按你刚才说的，有多少年了？”我回答说：“快四十年了。”他说：“那连我父亲他们都不知道了，那时候他们还在读小学。”另一位说：“你这样下来，镇政府应当接待的。”我说：“我不会去找他们的。”他很真诚地说：“我们替你去找，他们应当接待。”我赶紧说：“千万不要，我的时间相当有限，下午还要赶去太姥山呢！” 司机就是南岸村人，于是说起王朝昌、王朝庭与王朝标，这是我至今还能叫得出的名字。2001年7月，《文明大观》杂志刊载我写吴敦诚的《非常岁月》，其中写到王朝昌，恰好被他在省城工作的儿子看到了，还特地给我打电话。这才知道，王朝昌已经过世。然而，司机告诉我，王朝标也过世了，“三王”只剩一个王朝庭，听说通常都住在县城。这使我感到意外，“三王”之中，年龄最大的是王朝庭，那时他是溪南大队党总支副书记，大概已近八十岁了，王朝标是最小的，可能还不到六十岁。 出租车在我们聊天之间不知不觉地已经开了几十分钟。刚刚下放的时候，县城到溪南没有通车。从县城到溪南，要先坐汽车到沙江，然后乘小汽轮到台江，再从台江翻过一支岭到溪南，交通很不方便。那时候，项星耀邢桂芬夫妇下放在台江。邢桂芬下放前与我一个单位。项星耀还没有下来时，她感到一个人生活很不方便，便向公社要求把我从下砚村调到台江，不到半个月，我就被抽调去县城了，半年后又从县城回到公社。记得有一次，他们去公社开会，我正好与他们同行，他们的小女儿行之还是骑在我的脖子上过台江岭的。如今这位项行之小姐，早已是美国某公司在上海的代理了。想起这些，我情不自禁地望着窗外，辨别着车子已经开到什么地方。司机大概看出我的心思，他告诉我车子已经进入溪南境内，而且有意放慢了速度，让我一路看过去。我说，这地方我走过，但不熟悉，倒是开到台江的时候，能不能停十分钟，让我下去看一看，再到海边拍几张照片。司机说，这要看他们几位同意不同意，几位“车友”颇为善解人意，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同意！” 出租车一直开到台江的海边在停了下来，这是司机专门为我开过来的。 我还记得，当年曾与老项一起在这海浪拍打礁石的海边漫步，也曾与几位同是从省文化系统下放在霞浦的别的公社的干部坐在礁石上拍照留影。那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眼前这海边，似已没了那海浪拍打的景象，也没了那被海浪拍打的礁石。那个退潮后只剩滩涂的不算太大的海湾中停着几条动弹不得的机帆船，海湾外是一片人工养殖的海蛎。 我还是拍下了这镜头，虽然这不是我想要的。 汽车路过台江村时缓缓而行，我知道这是司机以及“车友”们的一番好意，于是干脆下车步行。那时候项星耀就在这个村子的一间只靠嵌着一块玻璃的天窗采光的小阁楼上，寒暑易节，孜孜不倦地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日后巴金老人说项星耀翻译出版《往事与随想》，替他偿还了一笔拖欠了几十年的大债，这项工程就是在这里起步且至少完成了一半译稿的。我在两边都是店铺的村中的水泥路上边走边看，却怎么也看不到那房子的踪迹了。 二 毕竟是几十年之后的旧地重游，车到溪南街时，我有点莫名的兴奋，谢了司机，别了车友，似乎急着要去见什么久别重逢的故人，忽然想起，其实此地早已没有我要找的人，于是便毫无目标地沿街走去。当然，说是“毫无目标”也不甚得当。这条溪南街是以前走过不知多少次的，但那是石子路，也没有那么多的店铺——卖服装的，卖水果的，卖杂货的，什么都有。我就这样一路走去，一路不断地压下数码相机的快门。快走到街头的时候，想起当年这地方有一所小学，里面有一位叫林源泉的青年教师曾与我多有交往，知道他早已离开此地，这小学怎么也不见了踪影。当地人告诉我，街边那个幼儿园，就是原先小学的校园。 往回走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条比较冷僻的路。看到有人坐在路边晒太阳聊天，我就向他们打听当年公社党委的办公楼。那几位楞了，上下打量着我，半晌才说：“哪个时代的公社党委呀！”我说：“吴敦诚当书记的时候。”那人又说：“吴敦诚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呀！”旁边又有一位说：“你说的都是故人了。”说话间，四周已围了不少人，听到有人在那边说：“他找谁呀！”我说“我谁也不找。”又听到有人在那边说：“好像听他说什么吴敦诚呢！”就在这时候，一位大约已快七十岁的人说话了：“吴书记呀，怎么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的，你要找的那个楼早已拆了，那地方还没有盖房，你想看我就带你去。” 我跟着他走去，看到的果然是一片废墟。地基似乎还在，上面堆着房子拆掉后的石条、木柱子和砖瓦，没有堆东西的地方，也已长出了青草。我在辨认着，哪里是大门，哪里是天井，哪里是食堂，哪里是我曾住过的房间。我甚至想起了传达9.13事件的前一天晚上的情形——聚集在我房间中的下放干部们纷纷猜测着他们本来已经猜测到大半的事，恰好吴敦诚进来了，于是就想从他的口中探出一点什么口风，他却是守口如瓶。“到底什么事呀，那么神秘兮兮的，”我盯着他说，“能不能先透露一点，一点点也行。”吴敦诚说：“不行，一点点也不行，这是纪律，”他故意看了看表，“只有十个钟头了，十个钟头也等不了吗？”我伸出了一个食指说：“是不是这一个？”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后又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你说的，我可什么也没有说。”如见其情，如闻其声，一切都还在眼前，一切都已成过去，连当年在此颇有口碑的老吴也已成“故人”。人哪，在这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中，显得多么渺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芸芸众生之中有不少人皈依佛门，正是因为解不开这无头无尾的时间与无边无际的空间之迷。 我依然一路拍着照片过去，拍着那些与几十年前没有多大区别的老屋与巷子。身后有人发话了：“你是下来采访的记者吗？”我回头一看，那人似乎也上了年纪，于是说：“都已经退休了，还采访什么！”没想到他突然睁大了眼睛，提高了嗓门：“那你这边拍那边拍地想干什么？”这口气倒是似曾相识，这里曾是“海防前线”，“对敌斗争”的警惕性普遍很高。我猜测着，他是把我当做安东尼奥尼，还是怀疑我系海峡彼岸所派遗。于是反问：“你今年多少岁了？”那人回答说：“五十六。”我一算，那时候他也不过是个中学生，于是笑笑说：“算了，与你还真说不清楚呢。” 三 大山里是肯定去不成了，虽说也是公社附近，但那个村在山上，时间来不及。南岸村就在溪南街的边上。我说当年“白天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还来办政治夜校”的，除了大山里，就是这个南岸村。插秧、耘田，什么都干过，还叫王朝标手把手地教我用手扶拖拉机耕田。既然到了溪南，怎能不来看看这南岸村？ 在街头的饮食店吃了一碗面条后，我就向南岸走去，远远看到一幢新式二层楼房上有间隔地树着八个大字的牌子：叫做“平安南岸和谐发展”。山上的草木依旧，山下的老屋照旧，村里静悄悄的，我很随意地走着，边走边看，有时也随手拍下几张照片。在路口碰到一个人，听我说是几十年前的下放干部，曾在这里待过，他茫然不知所措，那时候他大概还没有出世。恰好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背着一把锄头出来，他赶紧说：“你问他，他会知道的。”那老汉与我年龄相近，当年正在部队当兵。我于是说起“三王”之中尚存的王朝庭。“听说他都住在城关，是吧？！”那老汉说：“这几天在家，我就带你去。”话音刚落，余音犹在，他已带我已进了一幢老宅。 桌子边上围坐着几个人，他们正在打牌，还有立在一边旁观的。我一眼就看到了王朝庭，戴着皮毛帽子，穿着蓝色中山装，正抽出一张牌往下甩。下来两三个钟头了，总算见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不由大声叫喊：“朝庭同志，你还认识我吗？”我想他会辨认半晌后突然说：“你是老宋”——尽管当年我才二十出头，他们都叫我“老宋”——我等待着这个戏剧性的场面。然而，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反应，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后，摇摇头说：“不认识。”我于是又说：“我是宋××呀，那时候在这里包队，你与朝昌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他还是一脸茫然，沉思一会后，终于摇摇头说：“我想不起来了。” 此时，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站起来说：“走，到我家去坐一会。”带我来的与我年龄相近的老汉说：“她就是朝昌的老伴。” 王朝昌家住的还是以前的泥墙屋，他老伴忙着给我倒蜜水——这可能是他们这里款待客人的礼节。我如实相告，自己只想喝一杯热茶，她又去为我泡了一杯茶。其实，她对我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只是因为前些年听她在福州工作的儿子说起过，所以我一说，她就明白我是谁了。我们当然会说起朝昌，于是知道，当年南岸生产队的队长王朝昌，在“文革”之后还曾当过溪南镇的党委书记，然而，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已有二十四个年头。说话间，王朝庭也过来了，他还是“没有想起来”，只是确信我不是骗子，只是感到他应该过来。我不像知青那样与他们朝夕相处，而且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我想，如果是王朝昌在此，他一定会记得我的。 离开王家时，我与王朝庭以及王朝昌的老伴一起合影，就站在那幢泥墙屋的门前。我说，“我一定会给你们寄来的。”说完就向他们挥手告别，等我走远了后回头，他们还在那边目送着这位不速之客。 离开溪南之前，我进了溪南镇党委与政府的大楼。党委与政府的牌子挂在里面，路边看到的牌子是派出所的。到了传达室门口，看到墙上挂着的党委与政府一班人的姓名照片与职务，我问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党委书记和镇长都还不到四十岁吧？”那位工作人员端详半天后方才吐出三个字：“差不多！” 我打消了上去看看的念头。对于他们，我这位不速之客，还真恍若隔世呢！ 2009-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