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一、母亲的童年

母亲自己记不得自己的生日了。查了家谱，才确切地知道了她的生日，家谱记载，母亲生于阴历庚申年12月7日卯时，经查，庚申年是1920年，阴历12月就是阳历1921年了，12月7日是阳历1月15日，卯时即早晨5——7点，生肖属猴。

母亲的父亲叫范金润（即我姥爷），祖籍山东馆陶南彦寺村，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我们叫大姥爷）的弟弟，生于1892年1月8日，我的姥姥耿氏，具体名字不详。我们张家祖籍也是馆陶南彦寺村，和范家住前后街，也许就是因为这亲密的同乡同村关系，从民国到抗战直至新中国建立，才发生了围绕着张、范两家这许多惊天动地，留名史册的故事。

说到抗日战争，就不能不提到南彦寺范家，因“誓死不渡黄河南”、和共产党共同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而闻名全国的范筑先将军，就是南彦寺村人。范筑先将军是我母亲的伯父（我们称呼他为大姥爷），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国、共两党都称他为“民族英雄”“抗战老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看了母亲的家谱，发现在阴历12月出生的占了绝对多数：祖姥姥胡氏11月17；大姥爷范筑先11月21；姥爷范金润12月9日；大舅范树中12月6日；母亲范树瑜12月7日；四姨范树珊12月20。阴历12月对应的阳历很难查，往往要过了新年（阳历年）。姥爷的生日辛卯年为1891年，但阳历就是1892年了。母亲的也是一样，庚寅年应为1920年，但阴历12月就是1921年了。

母亲生于上海嘉山。那时，范金润（我姥爷）在福州当一个类似于警察署长的官，家境也算可以。母亲5岁时，亲母（我应叫姥姥）去世，她和范金润只有一个孩子，即我母亲。据母亲回忆：5岁前由于有生母的照顾，又是独女，可谓是过着公主般的生活。亲母去世后，范金润又续了铉，继母张氏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小名换银、换金、换宝。大舅换银的大名叫范树权、二舅换宝叫范树生、换金姨叫范树芬。小时候，我只知道换银、换宝舅和换金姨的叫，他们的大名一直不清楚，几个舅舅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好。两个舅舅都工作在邯郸，而换金姨在家务农。

和传统的家庭一样，自从有了弟弟妹妹，继母对母亲就不好了，家里所有的活都是她干，冬天在河里洗衣服，手上裂的全是口子，还经常吃不饱。妹妹换金姨同情母亲，经常偷拿些吃的东西给母亲，所以母亲和换金姨感情很深。1960年代的困难时期，为渡过灾荒，在北京的我们家住了很长时间，人很勤快，也可以说从小带我们。

二、少年的母亲

1924年，母亲的伯父即我的大姥爷范筑先（全国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此时已是北洋陆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隶属于皖系军阀卢永祥。在和直系军阀孙传芳作战时失利而下野，退居上海。范筑先极为清廉，从不喝兵血，下野时他极力争取来的抚恤金和路费，自己分文不留，全部公平的分发给下属官兵。由于母亲的亲母病故，就和伯父生活在一起。

姥爷范金润因得关节炎辞职不干回原籍，因家贫无以为生，此时，大佬爷范筑先的朋友周建章等（周建章的弟弟周云章，我们小时称呼为周老，是一位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文革前任山东阳谷县政协主席），听说范家陷入贫困，背着范筑先私自凑了二千银元，姥爷范金润用来买地、盖房、雇工，前后不到几年，一跃成为地主。范筑先知道后大发脾气，但也无可奈何。

1927年，母亲七岁，随大佬爷范筑先返回故里。回家后继母待她很不好，每天和雇工一样下地劳动，回家承揽了所有的家务，扫地做饭、挑水劈柴、砍柴拾粪，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做。还经常吃不上饭到邻居家要，又一次父亲外出，继母不给饭吃，家里的长工王佩林实在看不过去，当街和继母吵起来，拉着母亲到邻居家讨了半块窝头。母亲童年生活在这种十分的艰难环境下，养成了她十分坚毅的性格。

姥爷范金润1940年因日寇扫荡，长期在外“跑反”，得了肺病吐血而亡。母亲的继母张氏1944年病故。

1931年，大佬爷范筑先到沂水县任县长，伯母（即范筑先夫人）把母亲带到济南，从此母亲就生活在伯母家，那年，母亲十岁。

当时，伯母家已有六个孩子，即范筑先的长子范树中（我们叫大舅）、次子范树民（二舅、抗战时牺牲）、长女范晔清（我的大姨，解放后在兰州工作）、二女儿范树琨（二姨就是后世文学作品中的范二小姐，解放后在农业部工作）、三女儿范树婉（我的三姨，解放后在新疆伊犁日报工作）、四女儿范树珊（四姨退休前在水利部工作，目前居住在北京）。

到了伯母家，母亲的生活环境好了一些。但待遇还是和伯母的亲生孩子不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说，基本上是小保姆的角色。除一日三餐能保证外，一切家务活如洗衣、拆被、扫地、擦桌子及物品、掇补等都由母亲来承担。母亲到了那个岁数，十分羡慕哥哥姐姐们能上学，但她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上学的机会，只能趁哥哥姐姐们放学回来，利用没活的间隙，在家里拿着他（她）们的书，听他（她）们讲着故事，自己对着书一个字一个字的认。就这样日久天长地、顽强地学、认了一些字。后来，母亲听说济南有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自供自学，她向伯母要求报考该学校，但伯母没有答应（伯父范筑先那是在沂水县，为减少家里开支，不同意家里雇人，所以伯母只能让母亲在家干家务）。

1934年，姥爷范金润把母亲接回（也是为了家里有个不要工钱的劳务），继母虐待如前，但母亲稍大，又在济南接触了一些新事物，所以不再忍气吞声，不满意能讲出道理了。

14岁的母亲默默的忍受着继母的虐待，天天盼望着“天下大乱”，那样就有“自由”了，她和换金姨关系好，听说西边有山，山里有洞，就鼓动换金姨和另一个小女孩，趁天黑跑出家，幻想着住进洞里以寻求“自由”，天黑了，又不认识路，换金姨和另一个小女孩哭了起来，再也不敢往前走了，母亲再三鼓动，无奈也是又冷又饿，值得护送她们俩个回家，逃跑计划失败，回去就挨继母一顿打骂。

1936年，大姥爷范筑先任职聊城，出任山东省第六区（聊城专区）专员。母亲随其侍伯母也住在了聊城。那年，她15岁。

三、参加革命、成长在鲁西北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于9月间侵入山东，鲁西北的抗战形势日趋紧张。16岁的母亲反倒是兴奋起来，认为天下大乱，追求解放的机会可来了。大佬爷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协助下奋起抗战，聊城成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每天都有很多的青年投奔到这里，共产党也在聊城创办了《政治干部学校》。

1938年8月，范筑先送母亲到该校学习，这是母亲迈出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年轻的母亲（17岁）的兴奋异常：太高兴了！能上学校学习了，多年的梦想实现！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使自己得到解放、得到自由、还能得到知识，这一步终生难忘。

终生难忘的这一天（指参加政干校的那天），母亲把它当做自己参加革命的日子——1938年。

母亲当时极为兴奋，尽管年纪小（还不到18岁）、没上过学、文化程度低、理解力差、学习起来很吃力，但母亲靠着毅力顽强的挺过来了，那段时间，经常没日没夜的苦读、请教，这段经历，使她一直铭记在心。

政干校是共产党所举办的，校址设在原省立第二中学，其教学内容、教学制度完全和延安抗大相同，也沿用毛泽东为延安“抗大”题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主要教学内容：军队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国际问题、中日问题、社会科学常识、游击战争、抗日歌曲等。

经过学校的短期培训，毕业后就分配到鲁西北各地担任各种抗日工作。政干校的生活是充实的，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干校经常组织学员下乡宣传。那时年轻的母亲，工作的情绪非常高涨，学校的实践活动，是她最喜欢的事了，可以满世乱跑、去接触社会、看外面的世界。用母亲的话说：“那时年轻，腿跑肿了不知累、一天不吃饭不觉饿”。每到一地，忙着召呼群众给做宣传工作。她们所到之处，受到鲁西北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纷纷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报名参军，在鲁西北形成一股抗日的热潮。

我脑中能想象到母亲那时忙碌的影子，那带有肢体的语言、那用山东话动员群众的景象、那在乡村田间活蹦乱跳、疾步快走的情景，年轻的脸闪动着兴奋的汗水，这就是三十年代进步青年的精确写照。小时候，常听母亲和二姨范树琨兴奋地讲着当时的情景，二姨得意的炫耀：“我会骑自行车”，我们就哈哈大笑。孰不知，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能骑自行车也可算一门“绝技”，普通农民哪有机会练就这门“绝技”。

形势的发展是严峻的，政干校的学习由于战争的进程被破坏了。1938年11月12日晚，国民党勾结济南日寇进攻聊城，情报报告，日寇已到了东阿鱼山渡口，准备进攻聊城。按照部署，14日黎明，全体政干校的师生要向莘县撤退，在姬家、燕店、张鲁集一带驻留。母亲回家，想要争取留在聊城参加战斗，在家里见到了大佬爷范筑先。

范筑先问她：“敌人已迫近聊城，不是安排你们出城吗？怎么还不走？赶快出城！”

母亲说：“你怎么不走？我要留下和你们一起战斗。”

范筑先讲：“我还要指挥部队，你赶快出城到冠县找第十支队，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万分紧急。”

母亲这才赶快出城，谁知这一面，竟成了她和大佬爷范筑先的永别。等母亲赶到冠县，聊城已经失陷了，母亲这才知道大佬爷范筑先临别时的用意，那是让她去找共产党（十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后跟共产党走。

母亲没有辜负她伯父的期望。

聊城失陷后，政干校的领导在张鲁集开了紧急会议，学员们则面面相觑，情绪低落。对于政干校的前途，意见纷纷，领导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到大峰山、有的主张遣散回家、有的主张到冀南、有的主张干脆打游击等等。最后，有一部分学员回家了，绝大部分到了冠县投了十支队。母亲当时就在十支队，和这些同学又汇集在一起。

1938年底，为了培养干部和纪念范筑先，共产党决定在鲁西北继续开办学校，以原来那些学生为底，又招考和保送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在母亲的老家馆陶县正式开学，学校改名为“筑先学院”。母亲又继续回校学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