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文物被送上了拍卖市场。徐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文物珍品通过这一渠道流出国门。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总是倾尽全力保护着国宝，不使它们流出国门。

　　一次，徐先生得知自己极其珍视的、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夫人滕芳女士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她想让徐先生同她一道去，徐先生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不去了，但希望夫人跟李主席谈谈购买《高呼与可》的意义。

　　滕女士深知徐先生向来把国事看得比家事重，却故意开玩笑说：“我不谈。第一，我不是故宫人;第二，我不是徐邦达，不懂书画鉴定。要谈，你明天同我一起去谈。”徐先生默不作声回自己卧室就寝了。

　　躺在床上的徐先生，却无法合眼，半夜起身去敲夫人卧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说，“我睡不着，我想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但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环主席处，徐先生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他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

　　从李瑞环那儿出来，徐先生异常兴奋，拉着夫人说：“走，到昆仑饭店上海茶馆吃包子去。”滕芳嗔怪道：“应该由故宫请客。”

　　这个被称为“国宝护神”的老人，为国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不下三四万件，而他自己家中除了自己的画作和仿真的古书画，几乎没有古董文物。谈到这一点，老人这样回答：“作为鉴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这个姓了“公”的鉴定家，“文革”结束从干校重返紫禁城，丢下锄头首先想到的还是利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这时的徐先生已届古稀，可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带领杨新(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国80%以上的省、市、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对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

　　此次考察车马劳顿，耗时五六年，行程数万里，鉴定书画作品约四万件左右，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确实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如若不是徐先生慧眼识之，这些稀世国宝的命运恐怕不是至今还压在箱底就是被随意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