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闵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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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mcjzp ]创建于2015年04月04日

难忘的昨天——胶东肃托

发布时间:2015-04-10 11:57:31      发布人: mcjzp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胶东“肃托”,到1940年春达到了高潮。还是在鲁南岸提干校学习时,小牟才知道苏联共产党内有过托洛茨基派,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也有过托洛茨基派,刘仁静和陈独秀就先后成了托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抗战开始,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和山西阎锡山的统治区,曾有叶青、张慕陶等托派在进行活动。但他却从不知道甚至也从未想过,在胶东我革命队伍的内部也有“托派”。 事实是冷酷的。 1940年3月28日的夜晚,当小牟正在小煤油灯下伏案编排稿件时,同屋的几个同志不知什么时候都悄悄地离去,他却毫未留意。突然,几个持枪的便衣大汉闯进屋里将他逮捕,两臂被反剪捆起,头上被用黑布套罩起,带到了区党委所在的皂户村,并押在一家农户的磨房里。 区党委社会部长王鼎臣连夜对他进行了第一次突击审讯,开门见山地要他交代“托派关系”。可怜的小牟再也想不到自己竟会被当成是“托派”而逮捕,但这意外的遭遇倒使他冷静下来。他申辩自己不是“托派”,也不知道谁是“托派”,交待不出什么“托派”组织关系。于是,无情的刑法施加到这个还不满十七岁的孩子身上。压杠子,这是小牟经受的第一次刑罚,钻心的疼痛使他想放声大哭,但他却咬着牙没有哭出声来,他把委屈的泪水咽到肚子里了。黎明,他被拖回磨房。“祸不单行”,小牟腰间长的一个疖子这时也化了脓,还患了鼻炎,他倦曲着身子躺在磨道的铺草上,低低地呻吟着、喘息着。第二天的晚上,他又被提审,还是逼着要他交待“托派组织关系”,他回答不出来,又被用细麻绳捆住双手的大拇指和双脚的大脚趾,鸭子浮水般地反吊在房梁上,手脚和头脑由痛疼到麻木,失去了知觉。但酷刑仍然没有逼出口供。回到磨房里,刑伤和疮痛使他浑身发烧。第三天的夜晚,审讯又在继续。从家庭到学校到参加革命部队,小牟的经历并不复杂,他把自己家庭的成员、上小学和中学时期的老师、同学和参加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及到部队后所接触的人统统又重述了一遍,但却无法说出哪个是“托派”。审问者便追问他和薛峨和胡治兴是什么关系?当时他并不知道薛峨和胡治兴已被当成“托派”抓起,而是认为薛峨是他参加革命的带路人,胡治兴是他要好的战友。审问者又反复盘问了他在蓬莱崮寺店小学遇到的两个同学的情况,他说那是和考察团的同志一起去的,没有单独接触。(以后他才听说,考察团的团长王培英曾向区党委社会部实事求是地谈了他当时的表现,为他说了好话。这使他衷心感谢和铭记。可惜的是他以后再也未见到王培英同志,1949年王培英随军渡江南下,曾任江苏镇江地区副专员,后因病逝世。他深深悼念这位在他处于危难时援手救助过他的领导者。)后来,审问者又拿出一张信纸,声色俱厉地逼问他:“这封信是谁写的?”“这一行字怎么涂掉了?”“是写的什么?”“是谁涂掉的?”……原来这正是父亲写给小牟的那封家信,他一直保存着,这次被捕后,信被搜查去。他平静地回答说,信是父亲写给我的,是由我们的代表团从莱阳带回的,带来时就那样。但不管小牟说什么,审问者都不相信,于是他又坐了一次”老虎凳“,两只腿的上部被捆在长凳上,脚跟下边被垫上了六块砖,他晕过去了,又被用冷水喷激过来。连续受刑的两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两个执刑者用黄裱纸给他熏了一阵子,又架着他在院子里遛了许久,才把他送回了磨房。常言只说“好事多磨”,可有谁知道这连续的严刑逼供的滋味又是多么难磨呢!小牟的双腿不能动,审讯停了一个夜晚。第五天的晚上,又继续审问,审问者和被审问者都是重复那些说过多次的话,之后,小牟被押到村外,他下意识地感到可能是要被处决,竟天真地向押送者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想给妈妈写封信!”没有人理睬他。他被拉到一个小山沟后,刚刚站定,便听到身后有拉枪栓的声音,接着“砰”地一声,子弹从他的头上飞过。不过他没有倒下,也没有丧失意志,他又被拉了回去,原来这只是一次恐吓性的“假枪毙”。 4月4日,也就是他被逮捕的第七天的夜晚,小牟又被带进审讯室,出乎他意外的是这一次不是审讯。王鼎臣以平和的语气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不是托派。现在放你出去,但不再回报社,要调到胶东青联去工作。林江同志在青联负责,到那以后由他和你谈工作。出去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这几天哪里去了,就说出差了,不准对任何人讲这几天的事情。” 七天,短暂的七天,是难熬的七天,也是难忘的七天。“肃托”,几乎摧垮了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但他从死亡的边缘又回到了生命之路,并将开始新的生涯,这是命运的侥幸。不过等待着他以后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他心悸、迷惘。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报社,没有见到报社的任何人。1988年8月,他收到在石家庄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工作的丛笑难同志寄给他的一本由《烟台日报》社编印的《战火中的胶东报坛》,也许是由于他的情况“特殊”,书中根本没有提及他曾在《大众报》社工作过的事,只是在一篇由刘岳峰写的题为《回忆 <大众报> 片段》的文章里写道:“……这当中也有过失误,肃反工作中有的同志受了冤枉,后来相继得到纠正。”这是他看到的唯一一处关于那段历史悲剧的公开的简短记叙。 (节选自牟闵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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