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昨天

——回忆和纪念父亲牟闵

牟承晋

1978年9月，父亲牟闵和母亲李云肃调天津工作。

天津历史上是冀东的门户。抗战胜利后，父亲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陈伯钧从延安到冀东，先后在冀东军区十四分区、十五分区、唐山警备部队和军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等，经组织介绍结识了我母亲并结婚，直至1949年编入二野教导二师南下。父亲曾奉命率领潮河剧社负责香河“安平事件”军调处的接待工作；曾出席十四分区英模大会；曾办了一份《战地通讯》油印小报；曾与十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满盈、民运科长段明等军队代表，坚决抵制批评了土改中“左”得吓人的做法和言论；曾参加十五分区攻打车轴山、韩城据点和保卫秋收等战斗；在解放唐山的战役中，亲手草拟了致古冶守敌的劝降书等。父亲和母亲对冀东是很有感情的。

父亲祖籍山东烟台，“七•七”事变前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天福山起义部队，曾任胶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直属武装“抗日少年先锋队”副大队长、《大众日报》社国内新闻编辑、《大众报》社国际新闻编辑科长、胶东青联执委兼宣传部副部长等。父亲参加了38年3月攻打烟台和伏击日寇、11月反击伪满军赵保原部、39年夏季鲁中反扫荡、40年6月胶东反扫荡等战斗。

1941年5月，父亲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西进干部队奔赴延安，四过平汉路，太行山遇险，浴血征尘鲁、豫、冀、晋、陕五省，出生入死一年八个月，一行108人只剩了72人。由于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叛变，党中央在新疆开办空军、炮兵技术干部学校的打算落空，各地陆续调集延安的干部重新分配，父亲被派任385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先后在宣传科工作的有胡克光、金锋、陈辛火、王继贤、廉子真、章力挥、孟冰、周洁夫、韦必克等同志。父亲负责编辑《生产通讯》油印小报，还负责管理图书资料，曾获旅直属队“冬训模范干部”称号。离休后，父亲将在延安大生产中，用自己的生产奖金购买的一条粗羊毛毛毯，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重庆解放，父亲和母亲随部队集体转业到川东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厅工作。父亲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川东区人民代表和党代会代表。1950年冬，父亲作为川东区文化工作负责人，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戏曲改革工作会议。文化部拨款，父亲负责组织修缮了大足石刻和缙云山古寺，还在缙云寺内设立了一所佛学院。

父亲曾长期在地质系统工作。曾任地质部政治部宣传教育处长，负责主编《地质通讯》和《政治工作通讯》，当选为地质部第二届党代会代表。父亲33岁担任南京地质学校校长、党委书记，曾当选南京市党代会代表，南京市第四、第五届人大代表。1956-1963年毕业的南京地校学生，后来不乏全国地质系统骨干，1957年毕业的宋瑞祥曾任青海省省长、国家地质矿产部部长、十五届中央委员。1963年，国家批准李四光的提议，建立“地质部海洋地质科学研究所”，地质部党组决定由关士聪、朱夏、业治铮、刘光鼎4位院士和部办公厅主任等5位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组成筹建领导班子，父亲被任命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所长、党委书记，为我国海洋地质科研事业的主要创建执行人之一。

我祖父1925年北伐时期秘密加入国民党，曾是三、四十年代胶东著名的爱国抗日文人，50年代初客死台湾。40年胶东肃托、43年延安“抢救运动”、55年肃反审干等，都因此揪住父亲不放，反复审查。虽然延安整风甄别结论“历史上无政治问题”、“与其父亲无任何联系”、“胶东‘肃托’是错误的，党中央已有结论”、“无叛变自首行为”等，“文革”中，父亲还是被强加多个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批斗关押，两度被非中共党员的造反派、“工宣队”头头宣布开除党籍，长期监督劳动、排斥使用。

“三反”、“五反”中，有人逼迫女大学生跪玻璃碴子交代问题，父亲坚决制止。“反右派”中，父亲坚持不上报可定可不定人员，没有完成上级规定的反右指标，59年“反右倾”中多次受到批判。1979年，父亲回到南京地质学校，挨门逐户地向当年被错划“右派”的同志当面赔礼道歉。2012年，原海洋地质科研所的同志和亲属聚会，父亲在医院困难地写了一张纸条给我：“‘文化大革命’不是基层哪个人或哪些人的责任。许多人当时都是热心的盲从者，犯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何况犯错误的也只是极少数人，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宽容、宽恕、宽厚，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当胸怀宽大，感情用事是不应当的。”

调天津后，父亲奉命与陈洁民、孙五川、厉鸣皋、吴公绍等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天津日报》社“查报”。“文革”中，江青曾八次来天津活动，时任天津市主要负责人及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等跟得很紧。工作组坚持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经充分调查研究，认为报社中没有与“四人帮”组织上联系的死党，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

父亲曾在白桦、陈冰、肖元三位市领导直接领导下主持市委宣传部的日常工作，还曾兼任过市委对外宣传小组组长、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天津分会副会长等，曾当选天津市第九届人大代表和本届人大历次会议副秘书长、天津市第四届党代会代表、天津市临时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心想把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的时间补回来。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彻底打破“文革”十年精神枷锁，拨乱反正、繁荣发展我国文艺事业的一次重要盛会。天津市组成了文学、戏曲、美术、音乐、舞蹈、摄影、电影等各界50多位知名人士的代表团，父亲任团长、书记，陈洁民任副团长。父亲去北京报到的当天凌晨，我外祖母病逝，他顾不上料理后事，挥泪登车而去。会议期间，父亲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我祖母又告病危，待父亲匆匆赶回，祖母溘然长逝。14天里，父亲两位至亲的母亲相继去世家中。父亲强忍着极度悲痛，仍参加完了全程会议。他说，他要以更努力地工作告慰逝去的亲人。

1979年9月，天津重型机床厂钳工车间主任、作家蒋子龙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在天津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天津发表了批评文章，《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肯定文章。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要求天津市委宣传部要旗帜鲜明地贯彻“双百”方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一致认为，无论从政治标准还是从艺术标准看，作品都是好作品，作者也是好作者。市委常委听取了汇报，第一书记陈伟达和第二书记黄志刚都同意宣传部的意见。四次文代会期间，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给父亲看了胡耀邦的批示：“同意穆之同志的处理意见。我翻了一下这篇小说，不能说是一篇了不起的作品，但根本谈不上是一篇坏作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本领不大，又不发奋图强，占了领导岗位，但又不虚心向人请教，反而拿棍子打人，这是不能容允的。这是‘四人帮’的霸道作风的流毒。一定要教育这些同志猛醒过来。请考虑发表一些言论，帮助那些自以为是的同志改正错误。” 周扬、茅盾、夏衍在四次文代会的讲话中也对《乔》文给予了相当评价。但是，这起被天津干部群众戏称为“书记厂长之争”的事件纠扯了一两年之久，宣传部被置于矛盾一方。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致信陈伟达、黄志刚书记，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个别领导抵制与反对市委、中宣部和耀邦同志批示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围绕《乔》文的问题，远不是一个作品的评价问题了”，阐明了自己“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党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的坚定立场。

1980年9月，父亲作为党委书记、副团长与张映雪、谢国祥率天津京剧团访问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这是“文革”后中国走出国门的第一个“国剧”团，任务重，影响大。在墨西哥访问21天演出16场，总统和女儿、母亲、妹妹以及众多内阁部长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仪仗军官上台向女演员赠送了花篮，在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演出观众更是达到两万人。在巴西访问36天演出28场，总统和联邦区首脑、最高法院院长、联邦政府部长们观看了首场演出，数万华侨争相看戏，场场爆满。在阿根廷访问27天演出25场，其中在世界著名的科隆剧场连续演了6场，场场座无虚席，最后一场竟然谢幕13次之多，日本、美国、罗马尼亚等外交使节也在中国驻阿根廷大使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反响强烈。历时88天，在拉美三国演出70场，绕地球飞了一圈，回到天津时，父亲紧握着到机场迎接的白桦同志的手说：“我们全团65个同志全部平安地回来了！”

父亲一向认为，宣传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都必须明确。他反对播放诲盗诲淫的影视节目，不赞成美女招徕的广告。他提倡创作和播映对青年人能起积极教育作用的影视作品，提倡创作和演出能鼓舞人的意志的健康歌曲和给人们美的享受的抒情歌曲。父亲认为，宣传工作（包括报刊、影视、广播等工具和手段）必须注意教育青年人、教育下一代树立爱国情操和共产主义理想，提倡艰苦奋斗和奉献精神。他认为，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只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他告诫子女，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严于律己，一定不能忘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能忘记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定要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堕落腐败。

父亲主张京剧演出要推陈出新。他很重视京剧团、歌舞剧团等青年演员的进步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天津歌舞剧院青年演员李青举行了上百场独唱音乐会，他多次到场聆听观赏，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

父亲说，做人要讲骨气、有节气。节气，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父亲说，共产党员决不能靠剥削和投机去发财致富，一定要清贫做人、洁白做人、正直做人。父亲说，讲骨气，不是要自我清高、傲视一切，而是对人民、对真理要甘于低头，甘于当“孺子牛”。父亲一向不齿趋炎附势、馅媚事人，他要我们永远学习铮铮铁骨、耿耿忠心的先哲前贤和仁人志士，做一个仰俯无所愧怍的人。

1983年，父亲年近60岁，他主动向市委常委会提出退下来，让49岁的同志当副部长。1985年1月和6月，他又两次书面申请离休，市委常委研究保留他的社会职务，内定为下一届市政协常委，他表示既然离休就一步到位，不愿保留和担任任何职务。

1985年10月24日，市委终于正式下达批准他离休的决定。父亲填词《南乡子》一首：

“痴情欲补天，风云变幻瞬息间。金陵春去梦如烟。回顾，轻舟已过万重山。    莫道桑榆晚，笑对人生话暮年。老有所乐心地宽。放歌，西风落叶下长安。”

1988年2月，父亲写了题为《从军行五十周年祭》的诗：

“寇深祸亟山河残，敌幡竞悬国门前，匹夫不甘亡国恨，慷慨悲歌赴国难。

烽火遍地檄文传，雄风表海卷巨澜，少年豪气走万里，风雨漫漫五十年。

丹心争著祖生鞭，寇仇未灭身先捐。往事难忘情难已，血凝大泽碧空寒。

缘尽梦断沂蒙山，音容宛然忆当年。烈士英名载史册，星光璀璨耀九天。”

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父亲一身伤病未能得到良好治疗。17岁在肃托中被严刑逼供，落下了严重的腿关节伤疾；20岁遭日伪军门闩砸伤左额，落下了昏厥、癫痫、视神经严重萎缩等严重疾病；21岁在延安患肺结核，并于冀东、重庆、南京（文革）多次复发。晚年的最后几年，看不见、听不清、走不了。2014年12月3日，父亲病逝于天津总医院，享年92岁。

父亲在天津工作、生活了36年。天津是他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