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孝彭自述
发布时间：2010-10-13 09: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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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孝彭
一九九八年
我1920年出生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清华官司费留美，回国后一直在铁路工作，1935年逝世，我还在高中读书。1936年初，一二九运动波及南京，我目睹日寇入侵华北，蒋家王朝采取不抵抗主义，非常气愤，我卷入了一二九运动，到国民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抗日，又到日本总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口号。这样触怒了蒋介石政府，当晚派兵包围了学校，参加游行的学生都被押上了囚车，送进宪兵营房，关押了一夜，第二天允许取保释放，从此南京中学被关闭，这件事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我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立志走航空救国之路。四年学习使我爱上了飞机设计专业，我的一生和飞机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后55年中，我基本上始终从事飞机设计专业工作。毕业后曾在国民党的飞机工厂参加过设计木质飞机，但基础太差，搞不出什么名堂。1944年底，国民党航空工业局选派一批人到美国学习飞机设计，想和美国合作设计高亚音速战斗机，我被派到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工作了将近两年，因谈判失败，又到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英国人要价低些，终于谈判合作设计。我在英国将近三年，我提出的总体设计方案被英国人选中，当生产图已进行设计，少数零件已经投产时，因国内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已濒于崩溃，下令停止合同，要我们撤退至台湾，英国人则希望我留在格厂工作。我正彷徨在十字路口，真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恰好同窗好友虞光裕收到从解放区寄给他的三本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拜读之余，使我茅塞顿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真理，深感这真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在虞光裕的鼓动下，决定和他一同到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49年7月到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踏上了回国的轮船，终于在8月抵达北京，被军委航空局接收参加工作。以后曾参加过机场修建和飞机大修理工作。1956年中央决定开始自行设计新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成立第一设计室，自行设计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通过一年多的方案论证和木质样机评审，军委于1958年初下达型号研制任务，要求在一百天内完成生产图设计、原型机生产和首飞上天，任命我为歼教1主管设计师，主管全机设计工作，要我保证设计质量，并规定每张生产图上必须有我的签字，车间才能投产。这副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光荣感和紧迫感。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代，我们牺牲了全部节假日，春节也不休息，夜以继日，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按期发出全部生产图，车间生产也很顺利，真的在一百天内飞上蓝天。工厂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全机静力试验也恰好通过了100%加载试验，使我们全体设计人员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我深深地理解到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没有毛泽东思想精神力量的鼓舞，很难想象能在短短一百天内完成新机型的试制任务的。
在大跃进年代，刚掌握高亚音速飞机设计技术，就被遗弃，马上向超音速飞机进军，空军要求迅速设计一种高空高速歼击机和一种超音速低空强击机。我被任命为强击机的主管设计师，借调到南昌飞机厂，和高镇宁合作设计超音速强击机――强5。高是优秀的技术干部，我们先后合作了廿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强5任务完成后，高被提升为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后又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不幸去年因肝癌逝世。强5的试制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当生产图已发到车间，零件生产已完成80%，装配型架已基本完成时，航空工业面临全面质量整顿运动，下令全部按苏联资料生产，自行设计全部下马，强5的计划被取消，经费被砍掉，面临夭折的危险。我写了万言书报告厂党委，如果现在下马，浪费惊人，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建议抽少数人力，坚持试制，避免浪费。厂党委决定调我到试造车间兼任副主任，亲自抓强5试造，采取见缝插针办法，利用停工时来制造强5零件。最后，试造车间只剩下4名铆工、2名工艺员、5名设计员、1名调度员、1名资料员，连我共14人坚持不走。我动员技术人员全部参加劳动，集中铆接机翼，共了两年时间，最后工厂又抽调一部分铆工来帮助，才铆成了第一架静力试验用的机体。当我们敲锣打鼓，将这架飞机推往强度试验室时，道路两旁挤满了闻讯自动赶来的工人群众，向我们热烈鼓掌，这幅动人的场面，至今犹牢记难忘。强度试验开始很顺利，但试至最后一个项目时，全机悬空加载试验时，因一根加载钢索断裂，导致机身提前折断而宣告失败，当我们悲痛万分，寝食不安。三机部孙志远部长，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第六研究院唐延杰院长等闻讯赶到南昌调查，我将强5的设计指导思想，研究过程，试验失败原因等详细向孙部长等作了汇报。
孙部长迅即召开了全厂干部会，会上讲了强5问题，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表扬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即宣布恢复强5试制工作，决定再试造3架新机。1架重作强度试验，两架进行试飞。从此工厂又将强5试造列入重点。至1965年初，3架飞机试造完工，2架运往樟树机场进行试飞，1架留在工厂顺利通过了静力试验。空军曹副司令亲自到樟树指挥试飞，于6月的一个蒙蒙细雨天，强5首飞上天。到12月已飞完全部科目，性能达到了设计要求。由于空军急需强击机，年底即通过国家鉴定，批准初步设计定型。1966年强5原型机转场至试飞研究所进行全面试飞，以便积累数据，编写飞行员手册。因当时试飞所没有强击机试飞员，飞不出低空性能数据，又于1968年转到空军强击机师试飞低空性能和空地打靶，取得良好战绩。该师写报告给空军司令部要求装备强5飞机，空军又转呈毛主席批准，同意进入成批生产。以后按使用方的要求，进行多种改进改型，使强5的战斗性能较原型机有较大提高，至今各型强5飞机已装备空海军近700架，成为空军的主力机种，在历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下了战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已外销至亚非友好国家，创汇1亿数千万美元。我也因此被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为强5改型机总设计师，提升为南昌飞机厂副厂长、设计所所长，并被授予总设计师荣誉状，航空金奖、全国劳模等。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8个月，1969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把我解放出来。8个月的折磨并没有打掉我对飞机设计的热情，反而使我更加坚定信心，珍惜来之不易的设计飞机的权利，我立即投入歼12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歼12的无外挂起重量不超过4吨半，空战格斗性能非常优越，是世界上超音速歼击机中最轻的。当时我主张采用跨音速面积律对机身修形，但许多人不同意，他们认为米格19、米格21都不是蜂腰机身，歼12也不必采用，最后我的意见被否定。试飞结果表明，歼12的各种性能都很好，就是跨音速加速性差，平飞速度飞不上去，大家都很惋惜，叶帅要求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立即进行第二轮试造。第二轮歼12的跨音速加速性大有改进，平飞速度一举达到了设计要求。但为时已晚，由于空军的战略思想改变，歼12不予列装而作为战略储备机种，使我终身引为憾事。
1981年我接受部里下达的变后掠技术研究课题，花了将近8年时间，对变变后掠技术有了实质性进展，掌握了设计变后掠飞机的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年过七旬，1991年切除了结肠肿瘤，手术很成功，已过五年，可望无事，但年老多病，只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我现在做一些先期性的研究工作和跨世纪展望，把研究成果留给下一代继续完成。
我曾任五、六、七届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被推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西省人民政协在南昌市青山湖老干部公寓分给我一套住房，出门便是湖滨，环境优雅，空气清新。我经常在那里读诗学字，以此自娱，十分有利于身心健康和思考，经常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用诗歌的形式写回忆录，内容包括科技、游历、回忆、思想、人物、气功等方面的内容，有益于陶冶情操和用爱国主义、科教兴国鼓励后代。本文以七律一首作为结束语：
湖上风光美景多，朦胧淡日照银波。
三日偷闲成隐逸，半宵憩睡又何愁。
垂老功名空自许，一生毁誉任东流。
不如归去操纸笔，坐失良机叹蹉跎。
一九九八年
我1920年出生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清华官司费留美，回国后一直在铁路工作，1935年逝世，我还在高中读书。1936年初，一二九运动波及南京，我目睹日寇入侵华北，蒋家王朝采取不抵抗主义，非常气愤，我卷入了一二九运动，到国民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抗日，又到日本总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口号。这样触怒了蒋介石政府，当晚派兵包围了学校，参加游行的学生都被押上了囚车，送进宪兵营房，关押了一夜，第二天允许取保释放，从此南京中学被关闭，这件事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我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立志走航空救国之路。四年学习使我爱上了飞机设计专业，我的一生和飞机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后55年中，我基本上始终从事飞机设计专业工作。毕业后曾在国民党的飞机工厂参加过设计木质飞机，但基础太差，搞不出什么名堂。1944年底，国民党航空工业局选派一批人到美国学习飞机设计，想和美国合作设计高亚音速战斗机，我被派到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工作了将近两年，因谈判失败，又到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英国人要价低些，终于谈判合作设计。我在英国将近三年，我提出的总体设计方案被英国人选中，当生产图已进行设计，少数零件已经投产时，因国内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已濒于崩溃，下令停止合同，要我们撤退至台湾，英国人则希望我留在格厂工作。我正彷徨在十字路口，真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恰好同窗好友虞光裕收到从解放区寄给他的三本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拜读之余，使我茅塞顿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真理，深感这真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在虞光裕的鼓动下，决定和他一同到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49年7月到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踏上了回国的轮船，终于在8月抵达北京，被军委航空局接收参加工作。以后曾参加过机场修建和飞机大修理工作。1956年中央决定开始自行设计新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成立第一设计室，自行设计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通过一年多的方案论证和木质样机评审，军委于1958年初下达型号研制任务，要求在一百天内完成生产图设计、原型机生产和首飞上天，任命我为歼教1主管设计师，主管全机设计工作，要我保证设计质量，并规定每张生产图上必须有我的签字，车间才能投产。这副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光荣感和紧迫感。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代，我们牺牲了全部节假日，春节也不休息，夜以继日，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按期发出全部生产图，车间生产也很顺利，真的在一百天内飞上蓝天。工厂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全机静力试验也恰好通过了100%加载试验，使我们全体设计人员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我深深地理解到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没有毛泽东思想精神力量的鼓舞，很难想象能在短短一百天内完成新机型的试制任务的。
在大跃进年代，刚掌握高亚音速飞机设计技术，就被遗弃，马上向超音速飞机进军，空军要求迅速设计一种高空高速歼击机和一种超音速低空强击机。我被任命为强击机的主管设计师，借调到南昌飞机厂，和高镇宁合作设计超音速强击机――强5。高是优秀的技术干部，我们先后合作了廿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强5任务完成后，高被提升为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后又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不幸去年因肝癌逝世。强5的试制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当生产图已发到车间，零件生产已完成80%，装配型架已基本完成时，航空工业面临全面质量整顿运动，下令全部按苏联资料生产，自行设计全部下马，强5的计划被取消，经费被砍掉，面临夭折的危险。我写了万言书报告厂党委，如果现在下马，浪费惊人，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建议抽少数人力，坚持试制，避免浪费。厂党委决定调我到试造车间兼任副主任，亲自抓强5试造，采取见缝插针办法，利用停工时来制造强5零件。最后，试造车间只剩下4名铆工、2名工艺员、5名设计员、1名调度员、1名资料员，连我共14人坚持不走。我动员技术人员全部参加劳动，集中铆接机翼，共了两年时间，最后工厂又抽调一部分铆工来帮助，才铆成了第一架静力试验用的机体。当我们敲锣打鼓，将这架飞机推往强度试验室时，道路两旁挤满了闻讯自动赶来的工人群众，向我们热烈鼓掌，这幅动人的场面，至今犹牢记难忘。强度试验开始很顺利，但试至最后一个项目时，全机悬空加载试验时，因一根加载钢索断裂，导致机身提前折断而宣告失败，当我们悲痛万分，寝食不安。三机部孙志远部长，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第六研究院唐延杰院长等闻讯赶到南昌调查，我将强5的设计指导思想，研究过程，试验失败原因等详细向孙部长等作了汇报。
孙部长迅即召开了全厂干部会，会上讲了强5问题，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表扬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即宣布恢复强5试制工作，决定再试造3架新机。1架重作强度试验，两架进行试飞。从此工厂又将强5试造列入重点。至1965年初，3架飞机试造完工，2架运往樟树机场进行试飞，1架留在工厂顺利通过了静力试验。空军曹副司令亲自到樟树指挥试飞，于6月的一个蒙蒙细雨天，强5首飞上天。到12月已飞完全部科目，性能达到了设计要求。由于空军急需强击机，年底即通过国家鉴定，批准初步设计定型。1966年强5原型机转场至试飞研究所进行全面试飞，以便积累数据，编写飞行员手册。因当时试飞所没有强击机试飞员，飞不出低空性能数据，又于1968年转到空军强击机师试飞低空性能和空地打靶，取得良好战绩。该师写报告给空军司令部要求装备强5飞机，空军又转呈毛主席批准，同意进入成批生产。以后按使用方的要求，进行多种改进改型，使强5的战斗性能较原型机有较大提高，至今各型强5飞机已装备空海军近700架，成为空军的主力机种，在历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下了战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已外销至亚非友好国家，创汇1亿数千万美元。我也因此被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为强5改型机总设计师，提升为南昌飞机厂副厂长、设计所所长，并被授予总设计师荣誉状，航空金奖、全国劳模等。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8个月，1969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把我解放出来。8个月的折磨并没有打掉我对飞机设计的热情，反而使我更加坚定信心，珍惜来之不易的设计飞机的权利，我立即投入歼12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歼12的无外挂起重量不超过4吨半，空战格斗性能非常优越，是世界上超音速歼击机中最轻的。当时我主张采用跨音速面积律对机身修形，但许多人不同意，他们认为米格19、米格21都不是蜂腰机身，歼12也不必采用，最后我的意见被否定。试飞结果表明，歼12的各种性能都很好，就是跨音速加速性差，平飞速度飞不上去，大家都很惋惜，叶帅要求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立即进行第二轮试造。第二轮歼12的跨音速加速性大有改进，平飞速度一举达到了设计要求。但为时已晚，由于空军的战略思想改变，歼12不予列装而作为战略储备机种，使我终身引为憾事。
1981年我接受部里下达的变后掠技术研究课题，花了将近8年时间，对变变后掠技术有了实质性进展，掌握了设计变后掠飞机的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年过七旬，1991年切除了结肠肿瘤，手术很成功，已过五年，可望无事，但年老多病，只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我现在做一些先期性的研究工作和跨世纪展望，把研究成果留给下一代继续完成。
我曾任五、六、七届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被推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西省人民政协在南昌市青山湖老干部公寓分给我一套住房，出门便是湖滨，环境优雅，空气清新。我经常在那里读诗学字，以此自娱，十分有利于身心健康和思考，经常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用诗歌的形式写回忆录，内容包括科技、游历、回忆、思想、人物、气功等方面的内容，有益于陶冶情操和用爱国主义、科教兴国鼓励后代。本文以七律一首作为结束语：
湖上风光美景多，朦胧淡日照银波。
三日偷闲成隐逸，半宵憩睡又何愁。
垂老功名空自许，一生毁誉任东流。
不如归去操纸笔，坐失良机叹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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