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坤山（原名罗凤山）出生于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东北罗家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给地主雇工喂马，因被马咬伤得了破伤风无钱医治而死，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被迫改嫁。迫于生计我的父亲将当时还年幼的三个妹妹送给了人家做童养媳，自己于1931年3月十三岁时怀揣一把由一位老汉送的黄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川阳（汉川，汉阳）游击队，从此他就走上了一条为穷人求解放的道路。当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党组织安排战争年代一直没有能回家乡的同志回去看看，找一找在战争年代因国民党迫害而失散的亲人，父亲也抽时间回到了家乡，但家乡的村子被国民党烧掉已不存在了，亲人已经流离他乡，他好不容易才将几个妹妹找到，兄妹见面时感叹万千，妹妹们向他述说了在他参加革命后国民党对家乡乡亲的迫害及烧杀奸掠；他还去寻找当年那位给他一把黄豆使他能够走了将近四十里路参加红军的老汉，但已经物去人非，他和那位老汉一别遂成永别，这使他感慨不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对这位老汉始终难以忘怀。在他晚年生命即将逝去时，还向我们子女述说这件事情。是人民哺育了革命战士、革命军队；这位老汉帮助了一位少年，同时也使共产党的队伍里多了一位勇士、一个战士、一位将军。 我父亲参加革命队伍后由于表现好，能打仗，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特务队。并经他当时的排长刘选栋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父亲为实现劳苦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一生参加大小战役、战斗54次，负伤九次，其中六次重伤，三次轻伤，共和国建立之初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我父亲年轻时身体较好，又无牵挂，敢于承担任务，所以常常挑重担子。战斗中只要上级令下，他就勇猛冲锋在前，同志们送给他一个绰号“罗子”。在1935年初时，那时红军由于装备简陋，又无兵工厂，使用的弹药较少，主要靠缴获敌人的，战斗中能省就省一些，往往利用敌人的弱点夺取敌人的弹药杀伤敌人。在一次战斗中，红军的弹药即将用完了，这时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并往红军阵地上扔手榴弹，看着同志们受伤，我父亲的心里很不好受，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地想到，如果利用手榴弹拉弦后还有几秒钟才能爆炸的间隙，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拣起扔过去就能打击敌人了。此时他大喊一声“同志们，捡敌人的手榴弹扔过去打击敌人啊！”，他带头跳出阵地，拣起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向敌人扔去，他的战友们看到后也纷纷跳出战壕，拣起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扔向敌人阵地，敌人被红军战士的气势所压倒，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狼狈逃窜，红军趁势发动进攻并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在战斗中，父亲的右手被手榴弹炸伤，伤好后，右手落下残疾。有一块手榴弹片留在了右手的肉里近二十年，全国解放后才动手术取出来。 父亲一生中参加了许多次战斗，但他负伤最重的一次是1947年8月的榆林战役。这次我军已是二打榆林了。在前一次打榆林的战斗中，我晋绥野战军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人倚靠坚厚的城墙，据高临下并布置了较强的火力，我军伤亡较大，攻击失利，加上敌援军即将赶到，我军不得不放弃攻击，退出战场，进行转移。此次战斗的失利使我野战军领导认识到，在我军武器装备不占绝对优势时，对付敌人倚靠坚固的城墙进行防守，我军必须利用地形地貌进行掩护，既可减少伤亡，又可隐蔽的接进敌人阵地，迅速的发起攻击，不待敌增援部队到达，就结束战斗。当时就准备待夏末秋初，青纱帐起。有高杆庄稼的掩护，部队可以开到距敌人城墙更近的地方，减少伤亡。发起冲锋就更快地接近敌人，以避免一打榆林受敌火力压制，使冲锋部队受阻于城外，不能顺利地炸开城墙之不利情况。这次攻打榆林，当冲锋号响起时，我军战士如潮水般的向敌人城墙冲去，但敌人的火力仍很猛烈。我军冲锋的战士在敌人火力的打击下，成排地倒下。此时升任我晋绥野战军358旅715团团长的父亲看到此情景，十分愤怒，就不顾自己生命安危，从战壕中站起，抓起一挺机关枪，带头向敌人冲去。但不幸的是在距离城墙几米处，一排敌人机枪的子弹向他和他的战友射来。父亲的左胸中敌人机枪子弹，子弹由左胸射入并在距心脏不足一公分处贯出，幸亏当时的卫生队长刘安龙叔叔抢救及时，将父亲从战场上救下后，用担架抬着，并做了紧急手术处置，用大号注射器从父亲胸腔里抽出几百毫升积血。这样，父亲躺了几个月，才恢复了身体，又重归革命队伍。但从此他只有一个右肺，而左肺完全萎缩成一个拳头大小的包块，左胸形成一个空腔，使他走起路来身体略向左倾斜，对父亲一生的生活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全国解放后，父亲长期在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上辛劳工作。虽然几次心脏病发作，险些要去他的生命，但他每次都是化险为夷，坚强地挺过来了。这来源于他从小艰苦的生活经历，部队长期戎马生涯的磨练。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初期，林彪一伙为了达到打倒贺龙伯伯的目的，凭空捏造了所谓的以贺龙伯伯为首“地下黑军事俱乐部”。由于父亲长期在贺龙伯伯领导工作，在红三军特务队期间曾给贺龙伯伯担任过警卫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120师担任过警卫营营长，全国解放后是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委员。林彪一伙派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工作组到沈阳，将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职务的父亲找来，让他交代所谓贺龙伯伯的“黑军事俱乐部”之事；工作组抓住父亲长期在贺龙伯伯部下工作这一事实，大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手段，他们诬陷贺龙伯伯一九六四年夏天在吉林省长春市密谋策划“黑军事俱乐部”，并让父亲交代有关情况。实际上事实是这样的：当时全国运动会一九六四年将在长春市召开，做为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伯伯到长春市检查体育工作，此时任吉林省军区司令员职的父亲向既是国家体委主任同时又是军委副主席的贺龙伯伯汇报工作无可厚非。就个人感情上来说，我父亲他从十几岁参加革命就在贺龙伯伯领导下冲锋战斗，从洪湖根据地出发一直到解放了全中国。他孤身一人参加革命队伍，少年时即在枪林弹雨中博杀，可以说，贺龙伯伯对于他，有一种超乎于亲人的感情；同时，在战争年代的实践也使他认为只要跟随贺龙伯伯就能打胜仗、就能走向胜利，贺龙伯伯代表的是党的形象和化身。在进城以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的父亲自五十年代军事学院毕业进东北工作，与贺龙伯伯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作为曾长期在贺龙伯伯指挥下工作和作战的老下级，父亲也渴望能多见贺龙伯伯几面，亲耳聆听贺龙伯伯那充满湖南口音的亲切教诲，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贺龙伯伯的生活照顾好，这是他的感情和责任。这样，他就到贺龙伯伯下榻的长春南湖宾馆次数多一些；有一次，由贺龙伯伯之子贺鹏飞驾驶宾馆的车辆，父亲陪贺龙伯伯坐车出去转一转，游览一下长春的市容市貌，可这也成了工作组追究贺龙伯伯搞军事活动的所谓证据，让我的父亲交代问题，借以达到打倒贺龙伯伯的目的。但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向工作组说：我和贺龙同志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你们说贺龙同志是军阀，我不同意；由于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要说军阀作风是有一些，但说他是军阀是不实的，如果他是军阀，怎么可能领导一支队伍从小到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到今天？当时他跟共产党闹革命时，共产党并没给他什么高官厚禄，也没想到今天能成为元帅，当时是要掉脑袋的；我是因为穷没有饭吃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而走向革命生涯的，我家乡一带闹革命的共产党队伍是由贺龙领导的，我是跟共产党闹革命，不是跟什么人的。父亲义正词严的拒绝了工作组要其揭发贺龙伯伯搞所谓“黑军事俱乐部”的无理要求。虽然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父亲无法从正当的途径知道贺龙伯伯的情况，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贺龙伯伯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同时工作组又让他交代问题，从这种种现象可以分析出贺龙伯伯的情况不太好，但他坚信共产主义信念和党的领导，坚信人民的力量，决不做违背共产主义信念和人民利益的事；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同志提拔上来，有些曾是他的下级但现已成为他的上级或同级，而他却在原职没动，在完成组织上安排工作的同时，他始终坚持学习报纸和马、列著作，不向林彪一伙的淫威低头，体现了一个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将军的铮铮铁骨、一身正气。 一九七零年，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修建一条从东北大庆油田到大连、秦皇岛以及进关到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厂的大口径地下输油管线。修建这样长距离的输油管线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对外称为“八·三工程”。由于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是由部分被解放的老干部及造反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掌权，惟有部队的领导体制比较健全，同时军队又有一部分干部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任职，这样就组成了以沈阳军区肖全夫、罗坤山为正副领导小组长的“八·三工程”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八三·工程”建设。虽然在当时，我的母亲已经被造反派勒令劳动改造，走“五·七”道路，去了辽宁省盘锦地区插队劳动；但父亲仍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拖着战争年代多次负伤致残的身体，奔波于白山黑水之间。有一次，父亲发完高烧，身体尚未恢复，就带着工程技术人员，从黑龙江的嫩江开始，时而乘车，时而步行，沿途勘测，实地查看管线敷设线路，有时为了取得准确的数据，他带领工作人员同当地人员吃住一起十几天，找有关人员座谈，了解当地的水文地貌，父亲由于在战争年代腹部负过伤，解大手必须坐姿，可在农村没有条件，他就找来小板凳靠着解大手；后来，工作人员看他实在不方便，就做了一个折叠式的小坐便器，才解决了问题。在嫩江边上，为了解决管线穿江问题，他请来军队的舟桥部队人员，同地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讨论研究管线过江的具体技术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他多次乘船在江上查看，当大家对管线在江中具体能落多深定不下来时，父亲对大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自尝一尝。”他以花甲的伤残之身，率先垂范，率领人员，挽起裤腿，涉水观察，江水尚冷，寒风刺骨，他的小腿被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江水扫的裂开一道道小口子，但他依然带领大家坚持勘察，使广大技术人员深受感动。 当“八三工程尚未完全峻工时，一九七五年，父亲按照中央军委战略安排，调任昆明军区工作。当时，军队正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进行整顿；整个军队系统都在蓬勃开展抓整顿、抓军事、抓训练。同时，由于我国周边环境发生变化，西南地区正在为对越自卫作战进行准备。父亲一到昆明军区，就投入到工作中，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军人，他对久违了的战火中的硝烟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带领参谋人员分几次几条线路，看望及了解军区边防情况，同时勘查边境地形和当面敌人的部署、工事、当地社会状况，他硬是拖着伤残的身体到了驻防云贵地区的每一个团级单位和边境的每一个边防站。父亲当时看地形，不是坐在汽车上转转，走马看花。凡是曾经发生过战斗和他认为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方，都要亲自到现场，观察分析一番，他曾和秘书说：“不要以为只是一座山包、一条小河，打起仗来，在地图上红铅笔一戳，就不知道要死伤多少人呢，一定要搞细，心里对地形地貌有数，才能下定正确的决心”。边防地形复杂，不少重要的制高点坡陡路险，汽车开不上去，他就骑马和拄着木棍步行也要爬到山顶，常常累得大汗淋漓。他将我的两个弟弟先后调到昆明军区来，并让他们去基层锻炼，向他们讲清西南边陲的重要性，要他们向基层官兵学习，取得经验，学会军事上过硬的本事，当一名合格的部队带兵人。虽然因为身患癌症，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父亲当时在三零一总医院动手术不久，但他心系前线，每天都打几次电话给军区有关部门，了解军事情况，掌握军事动态。当他一能下地走动，就立即飞赴西南前线，投入到为国家、为人民的战斗中去。 父亲逝去已经十五年了，每当父亲的老战友以及他们的后代提起我的父亲时，每当我看到父亲的遗物和他的照片时，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眼前浮现，他的谆谆教导在我的耳边回响；在我的记忆中，由于他工作繁忙，我经常见不到他，我和我的兄弟们都希望见到他，因为只要他在家，他就会在午休时，将我们叫到床边，问我们的学习，我们这帮淘气的小男孩，在床边排成一排，回答他的询问；此情今生只有天上有了，我多么希望此情此景能够重现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我的父亲和母亲，当时只有一个跟了我们家多年的老阿姨带着我们，家中的公务人员全撤了，秘书也造反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兄弟们坚信我的父亲一定会回来的，他还会叫我们站在床边。 今天，我终于写出了父亲的一些事情，也从心中唤起了对他深深的思念，在我小的时候，当时都是在学校住宿，父亲工作也忙，我和他很少见面，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离开他，到了外地工作，当他暮年时，我和他见面也少，可我心里一直感觉到他的存在，内心很充实；当他逝去后，我的心里就一直觉得空空的，我经常从睡梦中醒来，眼前浮现父亲的容貌，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听到了他匆匆的脚步，我感觉到他又出门了，他又去开会，他又去下部队了，他又去看地形了，他在为他一生的理想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