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遇难人数，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根据1947年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定，“30万以上”的数字被沿用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这个数字进行了确认

　　调查受到的关注是苗李华没有想到的。调查结束后她去为一个初中生做家教，“小孩的妈妈跟我说这个是该好好调查一下，还要求我：‘要么你今天就不上别的课了，就给我们孩子讲讲这个吧。你说我们都不了解什么，这以后的孩子能知道多少呀’。”

　　而学生的父亲则提出了一个苗李华没能回答的疑问，“你说这30万是怎么来的?”

　　“大屠杀的规模与死难者的人数一直都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孙宅巍说。

　　“不只日本右翼，日本左派的朋友，还有西方一些客观的学者也没有接受30万这个数字，他们认定最高的就是20万左右。不过我以为，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学术界有不同的认知是很正常的事情，除去别有用心的政治化的表述，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很平静地讨论这个事情”。

　　对遇难人数，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1984年，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区15种书报、资料中30万人、42万人、20万人、几十万人、10万人、30～40万人等6种不同的数字，认为它们“如同恶性肿瘤般地不断出现，而且开始不受约束，随意变化”。

　　孙宅巍曾经对各个历史时期对遇难者的认定作了一个梳理。就在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中时，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根据自己的见闻，曾经对遇难人数做过估算，少至2万人，多至27万人，中有4万人、8万人、10万、12万人等多种表述。孙宅巍认为这些数字反应了一个局部的情况。

　　1946年，民国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并把相关证据提交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于1948年11月4日在《判决书》中称：“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

　　孙宅巍认为，这两个数字并不矛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这‘20万人以上’限定于‘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并补充说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它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30万以上”的数字被沿用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调查，对这个数字进行了确认。

　　而日本同时期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正是对这个数字提出了质疑。作者田中正明认为，慈善机构零星掩埋的15万尸体中，崇善堂掩埋的11万很可疑，崇善堂的记录中25天平均每天掩埋4490具尸体，可靠性不强，同时崇善堂的记录属于“后期材料”，可信度不高。而集体屠杀的19万人中，有一个鲁甦提供的草鞋峡屠杀57418人的数字，田中证明认为“连个位都数出来，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同时，“这么多俘虏除了鲁甦以外没有人见过，同样不可思议”。

　　孙宅巍认为，“抛开左翼右翼不谈，这两个质疑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一定站得住脚”。“11万具这个材料确实是孤证，又是后期材料，我们要保留一个商榷的余地，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反证证明他是伪证，我们还不能推翻。而鲁甦的证词，有一些证据能证明了这个地方有2万多人被屠杀，掩埋了数万具的尸体，印证起来我认为屠杀达到四五万是可信的，至于他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并不常采用。现在我们没办法来证明这个精确的数字是怎么来的，但是就这样把他推翻，我也不认同”。

　　“30万以上的同胞被屠杀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我们没有任何的必要来夸大这个数字。但是，事实必须得到尊重，历史决不允许扭曲。”孙宅巍说。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

　　“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

　　遇难者名单的缺乏正是和对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孙宅巍说，“我们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

　　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提到奥斯威辛和广岛的例子。2005年1月23日，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举行了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犹太人名单的活动。近700人接力朗读，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而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

　　孙宅巍说，“我们动手的时间，和欧洲人、日本人比起来，间隔比较长。他们在战后马上开始搞，他们甚至是真的把人数精确到了个位，把人的名单住址都搞出来。我们呢，抗战胜利后马上就是内战，内战后又是朝鲜战争，紧接着又是一次次的运动。民国史就成为禁区，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两大坏蛋嘛，而南京大屠杀正好是民国史的一段，所以对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43岁的吴先彬对此深有体会，小时候他生活在南京市汉中门一带，“我的外祖父常常跟我讲日本人在这里杀了很多很多人，可是小时候书里都没提到过啊，好像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但是又觉得外祖父总不会骗我吧，所以半信半疑”。吴先彬的疑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解开了，“1984年我在南京大学电教室工作，最早研究大屠杀的高兴祖老师从美国带回来一盒录像带，那时候没地方播放，就拿到电教室，我有幸陪着高老师看了一段，这才相信了南京大屠杀真的发生过”。

　　1984年，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正式开始了。从1984年到1987年，南京市完成了修史、建馆、立碑的工作，“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建了一个纪念馆，立了15块纪念碑。到今天已经是19块了”，当年亲身参与的孙宅巍说。

　　孙宅巍说，现在纪念馆内“哭墙”上的名单正是这个时候从国民政府1946年调查留下的档案中整理出来的。“那时我们也曾经想到要搞这个名单，但是也比较困难了。因为80年代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四五十年的时间了，超越了两代人”。

　　张连红认为多种因素造成不能像日本广岛那样去调查，“日本占领了南京8年，战争结束以后去做调查已经很难了。那时的南京又是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哪个人死了别人也可能不知道。另外户籍制度还不完善，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

　　“还有一个原因”，张连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孙宅巍说，现在的补救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现存的档案资料进行地毯式搜寻;“第二就像南师大他们做的，找到当时的目击者、见证人，请他来说一说，你知道你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里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什么人，他们是怎么遇难的”。

　　“如果20年前来做这个工作，会好一些。但话又说回来，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发现了这么一个不足，下大力气去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孙宅巍说。

　　而张连红已经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田野调查，“论文我以后还可以写，但是对见证者的调查，错过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