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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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5-03-18 11:50:30      发布人: 永远的爱

                  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副会长

                  郑州抗癌俱乐部会长         徐发根

    我叫徐发根,1944年生,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退休干部。19985月,我被确诊为食道中级鳞癌,癌瘤长10.5厘米,同时还发现我腹腔内左肾旁、胰腺旁、腹主动脉旁到处都已经是淋巴结转移癌了,已丧失手术机会。我一米七多高的个头,当时瘦的体重只剩九十多斤,连医生也都认为我是“水多面少——活(和)的稀”了。

    当时和我同时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同一个病区一起住院朝夕相处的食道癌患者连我一共有十人,其他九位癌友的病情都比我的轻:一是他们的癌瘤都没我的癌瘤的个头大;二是他们都没有出现像我这样的腹腔内广泛癌转移;三是他们都还能手术。很显然,要战胜癌症,我比我的这九位癌友难度要大得多。

    后来经过医生为我进行了三十多次放疗和两个半疗程的化疗,症状得到控制和缓解,这使我看到了生的希望,但同时也使我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因为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也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么三招。而对于我来讲,“手术”的机会从开始治疗之前就丧失了;“放疗”(癌症患者都习惯地称作“烤电”)也烤够数了,不能再烤了 ;“化疗”也只有最初的半个疗程我坚持下来了,后来的两个疗程我都没能坚持到底,由于化疗药物对造血功能和肠胃功能的严重毒副作用,我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所以后来两个疗程的化疗都是还剩两三天的药没打完,就不得不半途停止了。当时我的病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

     正当我对自己的病茫然不知所措之际,郑州抗癌惧乐部组织抗癌明星到肿瘤医院举行报告会。这些抗癌明星们的一条共性的康复经验就是: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北京的抗癌明星们还把他们的康复经验编成《抗癌歌》唱:“得了癌症莫悲戚,精神振作是第一。手术机会莫错过,放疗化疗要适宜。扶正祛邪中药饮,病急切记乱投医。郭林气功要坚持,身体康复全家喜”。按照这一抗癌模式去做的结果是:在郑州抗癌俱乐部里,其五年以上生存率远远高出医疗卫生机构公布的统计数字,他们中已康复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抗癌明星比比皆是。这些抗癌明星的现身说法,极大地增强了我战胜癌症的决心和信心。我想,既然他们能康复,我为什么不能康复?于是,我也学着这些抗癌明星的做法,转变观念,开始了我抗癌历程中的新阶段。

    重新认识了中医,走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抗癌之路。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对癌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人体比喻成“人类社会”,把癌细胞比喻成“坏孩子”。治癌如治国,把坏孩子抓起来杀掉比较容易,但如果不对孽生“坏孩子”的“社会环境”(就癌症发生而言,如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免疫系统崩毁、虚弱等人体内在小环境)进行一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那么,杀掉了坏孩子张三,很快就又冒出坏孩子李四、王五、赵六来,这就如同肿瘤的转移和复发一样。对于西医和中医,我们不妨打个比方:西医如赳赳武夫,对病灶进行杀戮,或切除(手术)或烤死(放疗)、或毒杀(化疗),很有战斗力,然而难免会“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且对“社会动乱”的根源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不能解决癌症治疗的全部问题。中医如治国能臣,主张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严打和教化两手一齐抓,致力于构造一个和谐社会(就癌症治疗而言,主张标本兼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以食道癌为例:刚确诊时,食道梗阻,吞咽困难,这时应尽快消除梗阻,疏通食道,是当务之急。在抢救治疗(治标)阶段,中医不如西医,应首选西医,以中医为辅。通过手术、放疗、化疗等手段,以解当务之急。在这个阶段,中医可对放疗、化疗起到减毒增效等辅助治疗作用,以保证放疗、化疗顺利完成。经过手术、放疗、化疗,症状得到控制和缓解后,癌症的治疗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这时亟需对大伤元气的身体进行调理,恢复元气,调节免疫力,防止肿瘤转移和复发,因而尚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治疗期治本。据统计,手术、放疗、化疗后一年内肿瘤转移复发率高达69%,三年内复发率高达85%以上。因此,做好康复治疗这一点至关重要。不然,就极有可能会使花费了一大笔医疗费才取得的手术、放疗、化疗的治疗效果前功尽弃。在康复治疗阶段,西医就不如中医了,应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弄明白了这些道理,也就“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癌症药到病除”了。基于这一理念,我坚持服了三年多中药,这三年多的中药,改善了我体内的内环境,消除了肿瘤转移复发的土壤。同时,我还认真刻苦地学练具有抗癌健身功效的郭林新气功。我从确诊为晚期食道癌的第二个月起直到现在,每天早早起床,外出晨练郭林新气功,不论寒冬酷暑,大风雨雪,常年坚持,一日不辍。

     当年和我在一起住院的那九位食道癌病友,正因为当时他们的病情都比我轻,而且他们的手术、放疗、化疗的效果也都不错,因而他们对继续做好康复治疗都没能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当时我曾劝他们也坚持吃一段时间中药,对自己大伤元气的身体进行一番全面系统地调理;也天天坚持练郭林新气功,肯定会对自己身体的康复大有好处的。但他们都嫌中药水子太苦不肯吃;都认为“骑马做轿,不如黎明睡觉”,都不肯早早起床到户外去进行体能锻炼。如今我那九位癌友早就统统成了新鬼,而且他们九人都没能活到21世纪。只有我一人彻底康复了,我的原发病灶和转移病灶早已经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而且我患癌十年来一次感冒都没有再得过。

     我康复后又踏踏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五年时间。2004年底我退休后,郑州的癌友们推举我接任郑州抗癌俱乐部的“癌司令”。每当念及我那逝去的九位癌友,我都情不自禁地为他们扼腕叹息。这“九死一生”的教训和经验启示世人:“观念”决定生与死,只为当初观念不同,致使今日生死两界!为此,我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用正确的抗癌理念帮助更多新癌友走向康复,为人类的抗癌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应北京立品图书编辑张惠玲约稿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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