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
陈望道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某学者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陈望道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他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为了紧跟形势,为了救出自己,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虽然欲说还休,但忧虑之情可掬。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陈望道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陈望道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