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中顼

    【摘 要】本文从自然地理、传统民俗和地域方言三方面论述了周立波的小说对益阳风土人情的充分表现，说明了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与益阳山水、民俗等等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周立波的小说是益阳山水、自然生态和民风习俗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周立波 小说 益阳风情

    周立波是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赵树理并称为“南周北赵”的描写农村生活的圣手，是一位能驾驭多种题材的大师。我们从他所写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铁水奔流》、《湘江一夜》等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最能够体现他成熟的艺术风格，代表他艺术成就顶峰的，应当还推他的《山乡巨变》。他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南方农村题材小说，其故事背景基本设定在益阳山乡，这些小说都显示出与益阳风情的密切联系。

    一、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与益阳山水自然

    周立波南方农村题材小说与益阳山水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小说差不多全是写的益阳农村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与益阳的山山水水、竹木生灵、田园村舍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首先表现为他小说中对益阳地形特点的准确绘写。益阳地处湘东山地与湘西山地之间的过渡带，属于湘中丘陵地区。这里有山而不高，有水而不急。境内最著名的河流是资水。资水两岸是低缓的山丘与山间平地，益阳人把这些平地叫做“塅”。周立波在小说中对这种地形作了准确的描绘。《山乡巨变》中描绘清溪乡的地形状貌时写道：“这个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四围尽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中间是一片大塅，一坦平阳，田里的泥土发黑，十分肥沃。一条沿岸长满刺蓬和杂树的小涧，弯弯曲曲的从塅里过。”除此之外，小说中不少地方，尤其是写那些依山面塅而建的房屋，都间接地写出了这种平地与山丘相间的地形状貌。

    其次凸显周立波小说中益阳山水自然特色的，是他对竹乡自然生态的描画。益阳素来有“竹都”、“竹乡”之称，益阳之竹在全国享有盛名，九十年代这里曾四次举办竹文化节。虽然五十年代对于益阳之竹并没有这样的重视，但益阳山乡确实是处在竹木丛生的自然环境中的，那时的竹林比现在还要多。周立波的小说中对“竹乡”就有生动的反映。如上文的例子中，作者虽然没有大段细致地描绘竹林，但是一笔总写：“四围尽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就写出了这个丘陵乡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树山和竹山”不仅“四围尽是”，“连绵不绝”，而且长得“黑洞洞的”。益阳竹乡之风貌跃然纸上。他的小说中不仅有对竹乡的总貌描写，也有对竹乡环境的局部描写。《山乡巨变》中邓秀梅所见的“亭面糊”和“菊咬筋”两家房屋所处的环境就是这样。如王菊生的家：“王家村的村口，有幢四缝三间的屋宇，正屋盖的是青瓦，横屋盖的是稻草，屋前有口小池塘，屋后是片竹木林。……淡青色的炊烟，正从屋顶上升起，飘在青松翠竹间。”小说中还不时地借人物的谈话，写出整个益阳山乡到处是竹子。如邓秀梅路遇亭面糊的谈话中，亭面糊说旧社会“普山普岭(的竹子)，都是人家财主的”，农民“要夹个篱笆，找根竹尾巴，都要低三下四去求情”。又如陈大春在讽刺符贱庚被人利用，当了“竹脑壳”时也说：“偏偏，我们这个山村角落里有的是竹子。”

    周立波小说中表现益阳竹乡风貌的另一方面，是他对益阳农民的农事与日常生活中竹器的大量描写。益阳竹器的使用是很多的，如晒垫、档折、竹扁担、竹畚箕、竹箩筐(又分板篾箩与篾丝箩)、竹椅子、凉床子(也叫“竹铺子“)、竹筛子、竹撮箕、火架(夹)子、烘篮子等等，难以胜数。周立波的小说中随处可见益阳的竹器。如《山乡巨变》中邓秀梅来到乡政府所在的白垛子大屋，走进大门就看见“方砖面地的这个大厅里放着两张扮桶，一架水车，还有许多晒簟、箩筐和档折”。《桐花没有开》中写盛福元泡禾种就用了篾丝箩、竹筲箕、竹撮箕和晒垫等好几种竹制农具。除了农具，益阳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竹器也不少。《禾场上》一开头就写道：“太阳落了山，一阵阵晚风，把一天的炎热收去了。各家都吃过夜饭，男女大小洗完澡，穿着素净的衣裳，搬出凉床子，在禾场上歇凉。”这篇小说中的一段对话也写了益阳人生活中常用的竹器：“要你多嘴，你这个鬼崽子!’王五堂客斥骂她的崽;接着她又问：楠竹入了社，日后玉个火夹子，织个烘篮子，都要到社里去买吗?”而益阳的坐具在他的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是竹椅子，如《艾嫂子》中的刘艾珍坐的是一把小竹椅子，《胡桂花》中老卜来访坐的是竹椅子，《山乡巨变》中刘雨生去访盛佳秀，也是坐在一把竹椅子上。竹篙晒衣，是益阳农村极普遍的现象。邓秀梅到亭面糊家“进了门头子，里边是个小小的地坪。当阳的地方，竖着两对砍了丫枝的竹尾做成的晒衣架子，架上横搁着几根晒衣的竹篙。”至于竹篮子，如六角篮、腰篮子、圆篮子等等各色各样的就更多了。

    周立波的小说与益阳山水自然相联系的第三方面，是对益阳常见的动植物的描写。益阳种植最广的农作物就是水稻，因此周立波的小说中对这里的水稻种植作了最多的叙写。《张满贞》中写张满贞和几个乡干部路上所见的景色是水稻;《桐花没有开》中写的水稻育秧的故事;《三乡巨变》中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水稻;《在一个星期天里》也是写水稻种植。当然他的小说中也写了其它益阳常见的农作物，如《在一个星期天里》的清晨劳动中乡党委书记杜清泉对妇女部长说：“老班子总是利用园边土角栽一块麻，蓄一盆棕叶，又在地头上栽些桐子树，种点棕树。这些东西不要费力打收管，又都顶有用。”妇女部长说：“家有三百棕，子孙不受穷，一批棕树，用得几辈子。”益阳丘陵中，除了竹子和树木，最显眼的就数茶子花。《山乡巨变》的《入乡》写了清溪乡的地形之后，就有一段对山上茶子花的描写：“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如果说这里写的茶子花还只是青松翠竹中间的点缀的话，我们再看看书中龚子元与符贱庚谈到的茶子花盛开的景象：“你看这一季，茶子花开得好茂盛呵，落了一批又开一批，普山普岭，好像盖了一场大雪。’‘是呀’符癞子往四围扫了一眼：‘明年捡得一年好茶子。”“普山普岭，好像盖了一场大雪”，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道出了益阳山乡茶子花盛开时节的宏丽景致和铺天盖地的气势。

    周立波小说中关于益阳动物的描写，也是他表现益阳大自然的一部分。益阳除了常见的猪、牛、鸡、鸭等动物外，还有如阳雀子(杜鹃鸟)，落莎婆以及各种蛇类和青蛙。这些动物虽然不都是益阳特有的，却是益阳常见的。我们来看《在一个星期天里》的一段叙述：“山肚里，阳雀子发出幽婉的啼叫，水田里田鸡越叫越带劲，他们好像在比赛嗓子，又像是举行庆祝会，进行大合唱。”又如《禾场上》中的两段话：“一只喜鹊，停在横屋的屋脊上，喳喳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对门山边的田里，落莎婆不停地苦楚地啼叫，人们说：‘它要叫七天七夜，才下一只蛋。”“田野里，在高低不一的、热热闹闹的蛙的合唱里，夹杂着几声落莎婆的幽远的凄楚的啼声。”除了这些益阳山乡常见的鸟类，他的小说中还有关于益阳山乡常见的蛇类的描写。如在《调皮角色》里作者通过林仲鸣的口，对益阳常见的蛇类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这里有“围身上有红圈、绿圈，打扮得非常好看”的百步蛇，有叫做“烂谷麻”的毒蛇，有只要碰它一下，它就弹起来，把人都吓死，却并不咬人的山溜公，有一见到人，就飙起好高的青竹飙，还有一种，身子很短的狗婆蛇等等。林仲鸣的话中除了水蛇和菜花蛇之外，益阳山乡常见的蛇几乎都说到了。尤其是他对于“青竹飙”和“狗婆蛇”的介绍，既生动，又有益阳民间传说的风味。

    由于周立波的小说中生动地描绘出了益阳山乡的地理形态，植被状貌，竹乡风景，动植物特点等等，从而使他的小说中浓浓地透出了益阳山水自然的情韵。

    二、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与益阳民俗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益阳山水中的益阳人也必然具有不同于别处人们的风俗习惯。一地的民风习俗，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更在人们的岁时祭祀，婚丧嫁娶等民间礼俗中表现出来。民俗文化在新时期的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理论界的大力提倡，创作界的互相竞赛，使表现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成为了一种潮流和时尚。但是，周立波小说创作的时代却正是我国文学突出思想主题，淡化民俗文化的时代。因此，周立波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益阳民俗，就成为他的小说区别于当时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具有特别的意义。他的小说中又是如何表现益阳民俗文化的特征的呢?

    首先是日常生活中民俗文化的描述。先看一段表现益阳居室文化的例子：“邓秀梅远远望去，看见一座竹木稀疏的翡青的小山下有个座北朝南，六缝五间的瓦舍，左右两翼，有整齐的横屋，还有几间作为杂屋的偏梢子。石灰垛子墙，映在金灿灿的朝阳里，显得格外的耀眼。”“走近禾场，邓秀梅看见，这所屋宇的大门两边，还有两张耳门子，右边耳门的门楣上题着‘竹苞’，左边门上是‘松茂’二字。……进了门头子，里边是个小小的地坪。……麻石铺成的阶矶，整齐而平坦。阶矶的两端，通到两边的横屋，是两张一模一样的月洞门，左门楣上题着“履中”，右门楣上写着“蹈和”’都是毛笔书写的端端正正的楷书。”这正是那个时代及以前益阳山乡的典型民居。这类民居的院子大门的两边墙上，常常装饰性地挖出两个对称的小门洞，叫做“耳门子“，像头上的两只耳朵。凡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如过去的地主、富农家的房子大多盖成中间是正屋，两头与厢房连接的样式。对着正屋的是一道院墙，院墙的中间是院门，走进院门就可以看到一个被房子和院墙围住的小地坪。所以小说中说邓秀梅“进了门头子，里边是个小小的地坪……阶矶的两端，通到两边的横屋”。这两边的“横屋”即是厢房。人们从“竹苞”“松茂”的题字，可见山乡农民的生活同竹木的密切关系;从“履中”与“蹈和”又可以看出，房舍过去的主人是个有些儒文化修养的乡村绅士。当然，贫苦农民家的房子并没有这样气派和讲究，如前面说到的王菊生家的房屋就只有一正一横，没有形成院落。但是，从它正屋与横屋相连的架构中，仍可看出益阳农村民居建筑的基本格局。

    周立波的小说体现益阳民俗文化的又一方面，是对益阳山乡岁时节日的描写。如他写的陈先晋过春节时每年“封财门”和“接财神”的礼数：“每到大年三十夜，子时左右，总要把一块松木材打扮起来，拦腰箍张红纸条，送到大门外，放一挂炮竹，把门封了，叫做封财门，守了一夜岁，元旦一黑早，陈先晋亲自去打开大门，礼恭毕敬，把那一块松木材捧进来，供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里。柴和财同音，就这样，在陈先晋的心里，财神老爷算是长期留在自己家里了。”发财是每个农民一生的期盼，益阳农民尊奉财神很普遍。他们不仅在正月初一把财神迎进来，而且在正月初十，甚至十五之前，连家里的垃圾，都扫在屋角里，轻易不倒出去，怕失财。小说中对益阳年节礼俗的描写是很地道的。

    益阳婚丧嫁娶的民俗也是周立波小说中着意表现的内容。他的小说中对益阳山乡“哭嫁”、“送亲”、“婚礼”“闹房”“听壁脚”等一整套礼俗都有描写。益阳的姑娘出嫁时，也兴哭嫁。《山乡巨变》里作者通过盛佳秀之口进行了介绍：“那时候的女子呀，在娘屋里就有人讨厌，说是别人家里的人。’‘那为什么上轿要哭嫁呢?’盛淑君问。‘那要看是哪一个人哭了。’盛佳秀说，‘有真哭，也有猫儿哭老鼠。娘哭三声抱上轿，爸哭三声关轿门，哥哭三声亲姐妹，嫂哭三声搅家精。”从这段对话中可见哭嫁的习俗在汉族为主的益阳，也是有的，并非少数民族才有。不过我们可以看出益阳的哭嫁，主要是新娘的家人哭，不像少数民族的哭嫁那样还请人来哭。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哭嫁带有某种仪式的表演性质，则益阳的哭嫁更显出家人亲情的自然流露。

    周立波对益阳的送亲场面也有精采的描写。我们看小说《林冀生》中的一段：“新娘子来了。’那孩子说完，跟别的同伴们一起，跑到街道的一边找了一个好位置，站住观看。不久，上首出现两个大汉子，挑两担箩筐，一闪一闪过来了。……他们看见第一担箩筐上，一头放一床叠起的红地绿花的被窝，另外一头搁一口皮箱。第二担箩筐里装的是饰了大红剪纸的茶壶、茶碗、罗汉，以及梳妆镜子，等等。‘大红大绿，还是经看。’一位中年妇女研究了被窝，这样发表评论说。‘红配绿，看不足。’一个年轻女人答白道。……一会儿，一顶大红绣花的彩轿，四个人抬着，慢慢过来了。一顶绿呢轿子紧跟在后面两个人抬着。‘自己长了一双脚，为什么要人抬呢?’林冀生发议论了。‘这是规矩，新娘子不坐新娘轿，像个么子?’中年妇女说。轿夫走得快，林冀生还是看清了，轿衣是绣了牡丹花的红缎子，从玻璃窗口，可以看见新娘子低头端坐在轿里，头上披一条长长的下垂到脚的红纱。轿门没有锁。‘你看，’中年妇女说，‘轿门都没锁啊。’‘为什么要锁?’林冀生好奇地寻问。‘怕新娘子跑了，像祝英台一样。’‘轿门落了锁，要是路远，新娘子要解小手呢?’旁边一个青年这样问。‘解手可不兴。’中年妇女说，‘我那时上轿，整整一天没喝水，也没吃饭。当新娘子，你以为是容易的呀?如今的妹子哪里晓得啊!”那个时代结婚的嫁妆实在是简陋的。但是，我们从那挑担的将一场红底绿花的被子，一口皮箱，还有茶具、细瓷罗汉、梳妆镜子等等搁在箩筐上头挑着，似乎看到还有点显摆的意味，因为在当时，新娘陪嫁有了这些东西是不寒碜的。

    周立波在他的小说中不仅带读者路观了益阳的送亲，也引领读者去看益阳人结婚的新房，参加结婚的典礼。《山那边人家》中这样写道：“到了门口，我们才看见，木门框子的两边，贴着一副大红对联，红灯影里，显出八个端正的字样：‘歌声载道，喜气盈门。’……把茶子花献给了新郎，我们往新房走去。那里的木格窗子上糊上了皮纸，当中贴着一个红纸剪的大“喜”字，四角是玲珑精巧的窗花，有鲤鱼、兰草，还有两只美丽的花瓶，花瓶旁边是两只壮猪。我们攀开门帘子，进了新娘房。……窗前一张旧的红漆书桌上，摆了一对插蜡烛的锡烛台，还有两面长方小镜子，此外是贴了红纸剪的“喜”字的瓷壶和瓷碗。在这一切摆设里头最出色的是一对细瓷半裸的罗汉。他们挺着胖大的肚子，在哈哈大笑。”小说接着写了一个时代性很强的婚礼：“仪式开始了，主婚人就位，带领大家，向国旗和毛主席像行了一个礼，又念了县长的证书……”接着写了新郎、新娘具有时代特点的讲话等等。结婚仪式中最热闹的时候是“闹房”，在《山乡巨变》中作者对此也进行了一番描写：“新娘(盛佳秀)把茶盘端到盛清明面前。他不接茶，笑着说道：‘你一个人单干吗?我不领情，请两位费力抬抬。’大家凑着趣怂恿，刘雨生只得过去，跟新娘一起抬着茶盘，把那放了桔饼丁子的甜水一盅一盅敬遍满房的宾客。‘吃抬茶是老规矩，含着好事成双的意思。’李月辉解释说。”在这场闹房中谢庆元议论说：“‘你比如说，新娘子下轿的时刻，婆家要找人撑把雨伞遮住神龛子，这是什么讲究呢?’‘这是……’李槐卿环视房里，看见新娘和女宾都不在，才继续说‘新过门的女子见不得祖宗。”接着是大家对这种旧观念的批评议论。

    《山那边人家》中作者还绘声绘色地介绍了益阳山乡“听壁脚”的习俗，即偷听新人在新婚之夜的情话。那时的农村青年对于“爱”平时是羞于言表的，只有在甜蜜的新婚之夜或许才会彼此言表。作者写道：“从前，我们这带的红花姑娘们在同伴新婚的初夜，总要偷偷跑到新房的窗子外面，板壁下边去听壁脚，要听到类似这样的私房话：“喂，困着了吗?”她们就会跑开去，哈哈大笑，第二天，还要笑几回。”

    办丧事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民俗的。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对益阳人办丧事，也进行了传统民俗与时代性相融合的描写。《奔丧》一节写亭面糊的岳母去世后，面糊婆婆的哭诉：“妈妈，你醒转来吧，醒来再看看你的亲人，我不晓得你就是这样去了哪，我的妈妈呀，晓得这样，我没早几天来，陪你多谈几天讲。你睡在这里，为么子不开口哪?我的亲娘，你没有享你女儿一天的福，临终以前还把一件新棉袄脱给我穿，我的妈妈呀，你这样心痛女儿，叫我如何舍得你?你不醒来，我何得了哪，我的妈妈呀!”这样的哭丧就很具有益阳风俗的特点。湘中湘北地区的丧事中，妇女们大多是这样边哭边诉的。而且“我的亲娘呀!”“我的妈妈呀!”这样的句子在哭丧中，很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具有极强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往往使前来吊唁的乡亲也陪着洒下同情的泪水。这与其它地方的哭丧是不同的。书中接着写了一个体现益阳民俗，同时又反映那个时代特点的简单的丧仪：“左右邻舍都来了。有的劝慰哀哭的人们，有的动手帮忙了。一位上年纪的婆婆，叫男人们出去，把房门关了。婆婆子指挥几个年轻的妇女，在房里给死者装洗。……房门开了。遗体穿好寿衣和寿鞋，从床上移到地上一铺席子上，脚端点起一盏清油灯，人一走过灯焰就摇漾一下。”五十年代强调“破除迷信”，一切的民俗礼仪也从简，然而，死者脚头的一盏青油灯还是不能少的。尽管当时不许谈神论鬼，但农民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人死了就会变成鬼，下到阴间。要是一脚没走好，就可能掉入受惩罚的地狱中去，挖心、掏肺、下滚油锅等等。为了让自己死去的亲人不落到这样可怕的下场，因此在死者的脚下点一盏青油灯照“路”。周立波的小说中通过这些描写，将益阳的民俗生动地呈现出来，这既让读者从中得到了益阳民俗文化的审美享受，也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浓郁的益阳风情。

    三、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与益阳方言土语

    地域文化当然是包括了地域方言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从语音语词的角度设定了地域文化传播的区域。周立波小说的益阳风情，也从他小说中那些益阳味浓郁的语言中表现出来。这突出体现在：方言词的运用;益阳人常用的俗语;益阳人特有的表意用语等等方面。周立波小说中独具特色的方言土语，既使他的小说与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明显地区别开来，也使他小说中的益阳风情更加生色。

    周立波小说中的方言土语历来是为评论家们所称道的。在语言现代化，尤其是词汇不断现代化的今天，有许多方言土语都在迅速湮没。周立波小说中的许多方言词，不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们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同时也保留了益阳方言的真实历史面貌。中老年读者今天读他的作品，还能唤起对那个时代的生活与话语的亲切回忆。

    周立波小说的语言能充分表现益阳风情，首先是他小说中方言词的运用。如《山乡巨变》的开头：“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向对岸划去。”“横河划子”——摆渡船，就是益阳一个典型的方言词。这种“横河划子”有双桨，有竹篙，水深处用桨，水浅处用篙子撑船。益阳乡间有河流的地方，就有这种“横河划子”。“四海”即“大方”之意，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益阳方言词，外地人是不会用“四海”来表述大方的。邓秀梅刚进村遇到盛淑君，盛淑君就请邓秀梅介绍她进工厂。邓秀梅说：“你真四海，才认得我，就要我帮忙。”又如邓秀梅去拜访陈家时，陈先晋托故走了。陈雪春埋怨说：“爸爸真像样子，客来了，弦也不弹，自己走了，一点礼信都不讲。”“弹弦”即“谈话”’别处就不这样说。益阳人，尤其是老辈益阳人说“欺骗”，叫“诒试”。《山乡巨变》里，亭面糊晚上在开会中睡着了，陈大春把他弄醒来，面糊还没完全清醒，问道：“天亮了?”“早饭都相偏了，你还在睡，有人诒试他。”这个词在书中还多处使用，如王菊生同他堂侄的一段对话。他堂侄说：“入社自愿，不愿入的，单干也行。”“真的吗?你听哪一个讲的?”“报上讲得很明白。”“你不诒试我?”“只有菊满满说的是，我诒试你做什么呢?”除了这些，他的小说中还有“开山子”(斧头)、“料”(棺材)、“牵子”(上眼皮上的疤痕)，“小意”(没有架子，对人体贴入微)、“开砖口”(皮肉皴裂)、“冬粘子”(当时对晚稻的称呼)、“地生”(看风水选择墓地的人)、“香干子”(豆腐干，益阳人常用来比作脸面)、“还债”(指儿女听话，孝敬父母)、(阳雀子”(杜鹃鸟)、“框壳子”(劳什子)、“逗耍方”(开玩笑)等等。这些词都是益阳人常用而外地人不用或极少用的方言土语。

    周立波小说的语言中表现益阳风情的又一方面，是他用了不少益阳山乡农民的俗语。亭面糊在向邓秀梅介绍他在旧社会几次倒霉的过程时说：“退财折星数，搭帮菩萨，人倒是好了。”“退财折星数”就是说丧失了钱财，也消退了灾祸。谈话中亭面糊说自己老了，大不如从前，邓秀梅称赞他“你还很英雄”。亭面糊说：“这还不是正合一句老话：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这是说没有钱的老人，也要像年轻人一样干重活，不能因年老而少干或干轻活;如果是有钱人，即使正当壮年，也可以称老不干累活、苦活了。邓秀梅问：“你老人家今年好大了?”面糊说：“痴长五十二，命好的，抱孙子了。我大崽一死，剩下的大家伙，都是赔钱货。”益阳部分有旧思想的农民认为，姑娘嫁到别人家，不仅以后不能帮自己家里做事了，而且还要陪嫁妆，所以这类农民总把女孩叫做“赔钱货”。女性意识特别强烈的邓秀梅对于重男轻女的思想是极反对的，一有机会就要宣传妇女的能力，因此合作社成立后，“在讲话里，邓秀梅特别提到了以盛淑君为首的姑娘们的贡献”。“她说：‘从前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男当家，女插花”。这就是说，女子们只配做男人家的玩物，我们的姑娘们的活动完全证实了这一句话是封建的鬼话。”’

    益阳地方有一种认为，男子汉性格不刚烈是不好的，所以李月辉的伯伯“看他不起，总是说他没火性，不像一个男子汉。‘女子无性，乱草漫秧;男子无性，钝铁无钢。’他常常拿这话骂他”。益阳人说众人难心齐常用“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来形容。《山乡巨变》中符贱庚在合作化动员会上，反对说：“一娘生九子，九子连娘十条心，如今要把几十户人家绞到一起，不吵场合，不打破脑壳，找我的来回。”这句俗话既生动，又在益阳用得很普遍。话中的“来回”二字也是益阳方言词，即指“麻烦”之类。这些俗语，不仅透出浓浓的益阳味，而且也反映了益阳的某些乡俗和品评人物的标准。

    周立波小说的语言中表现益阳风情的再一方面是他小说中有不少益阳特有的表意用语。如“扎气门子”(益阳人把说使人伤心的话，或做使人痛心的事叫做“扎气门子”)，“绿戏”(指坏事)，“墨水”(指女子的姿色)，“棉花耳朵”(耳根子软)，“绿麻鬼”(鬼主意)，“吃松活饭”(做轻松事)，“脚路”(指关系)。这些用语在别处的话语中是没有这类意思的，而益阳人给这些用语赋予了特殊的含意。如小说中刘雨生追问符贱庚，受了秋丝瓜什么挑唆，符贱庚对刘雨生说：“你是说秋丝瓜么?他教我扎你的气门子，要我说你连堂客都团结不好。”当盛叔君等姑娘在宣传合作化时，就有人说闲话：“会出绿戏的，你看吧。”符贱庚没有女子看得起他，他却“口口声声，说要娶个标致的姑娘，墨水差点的，还看不上。”陈先晋入社时，李月辉怕是他家里人逼着他入社的，对陈先晋说：“我怕他们对你来了一点冒进，该没有吧?”陈先晋说：“我的耳朵又不是棉花做的，光听他们的?”邓秀梅同李月辉从秋丝瓜家里出来，她对李月辉分析说：“他是不是想用离婚的手段，来挫折老刘的情绪?难说。秋丝瓜肚里是有绿麻鬼的。他们兄妹，又都爱吃松活饭，他平常说城里太没有脚路，说不定这回是想把他的老妹许给城里的买卖人。”这些特有的益阳表意用语，为他小说的益阳风情更增添了一重亮丽的色彩。

    周立波的小说真正是益阳山乡风情和民俗的镜子，它们生动地反映了益阳山乡的地理状貌，自然生态，风俗人情以及其它益阳文化的鲜明特色。读周立波的小说，如果读者是益阳人，即使远在天涯，也会好像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那丘陵起伏的家乡山水之间，进入了处处乡音盈耳，翠竹森森，茶子花盛开的美妙的益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