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
7月19日是爸爸的忌日 此文为敬爱的爸爸四十周年忌日而作
一 出生
一八九七年冬月十一日,胶东平原上一个中等大小的村子里的一户人家里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我的爸爸。
奶奶一生生了八个儿女。前面六个都是男孩,后面两个小的是女孩,爸爸行四。十九世纪的中国,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爸爸上面的三个哥哥很小就相继夭折了,爸爸成了奶奶的大儿子。前后失去了三个儿子,爷爷奶奶便给爸爸起了一个贱名叫“讨儿”。“讨儿”的意思即讨要饭食的乞丐、花子。民间有给小孩起个贱名好养活之说。出于这种想法给自己孩子起名的,电视剧《民兵葛二蛋》里就有。爸爸成了老大,下面有二叔三叔两个弟弟和大姑二姑两个妹妹。
三叔心灵手巧,小小年纪会用泥巴捏泥人,一次能做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都是一出戏一出戏地做,人物做得形象逼真。一组组的泥人群,按戏剧里的情景,摆在村中大庙门前宽敞的平地上,村里人来来往往的,赞不绝口。但是,大概不到十岁三叔也夭折了。二叔十几岁继爸爸之后,也独自外出谋生了,离家之后杳无音讯,不知生死。
大姑结婚后,三十几岁就去世了。爸爸的八个兄弟姊妹,最后只剩下爸爸和二姑兄妹俩。
二 童年
爸爸十四岁那年春节过后,爷爷奶奶就请爸爸的姨夫把他带到东北学徒谋生。爸爸生日小,十四岁,春节刚过,实际只有十二岁。十二岁按现在还在小学就读,是少儿。
爸爸到东北之后,在一家皮铺里学徒。说是学徒,开始老板什么也不教,只是个干活管饭不拿一文钱的小伙计,给老板家里干杂活——带孩子,倒尿盆,烧水,劈柴,生炉子。
每天清晨,五点钟就得起床,拿着笤帚打扫店铺。小孩子都觉多,四五点钟起来多难受?夏天还好些,冬天就受罪了。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清晨四五点钟就更冷了,大人都不愿意起来,何况是个孩子。一个孩子。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独自在外谋生,想想,该是什么心情?铺子里不只爸爸一个小伙计,年龄差不多的还有其他人。但是笤帚不是按小伙计人数配备的,若起来晚了,就拿不到笤帚。一次拿不到,两次拿不到,第三次再拿不到笤帚,老板就让你卷着铺盖走人了。有的小伙计,怕自己早上起来后拿不到笤帚,晚上临睡前先抢一把笤帚藏起来,还有的睡觉时抱着笤帚睡。在那几年的时间里,爸爸没有拿不到笤帚的时候,也没有抱着笤帚睡觉的时候。这倒也养成了爸爸一生早起的好习惯。
买卖家整天与钱打交道。老板为了考验小伙计,一天晚上店铺关门前,故意在地上撒了些钱。爸爸起得早,第二天开门后,发现地上有些钱,就把它们一个一个地都捡起来,放在柜台上,老板来了以后就对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这件事,老板很高兴,从那以后对爸爸另眼相看。
说是学徒,根本没人教什么本事,一切都看自己的悟性,也就是“偷艺”。
爸爸在老家读过四年私塾,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老板觉得这个小孩聪明,性格开朗耿直,为人忠厚坦诚,既勤快又能吃苦,就让他帮着记账,算账,打算盘。这样,噼里啪啦地打下去,爸爸竟练就了一手好算盘。爸爸的算盘打得非常好,既快又准,一遍成功,准确无误。直到解放后回到故乡,村里有什么公共之事需要算账,就把爸爸请去,尤其是交公粮的时候。几个人在一起打算盘,最后算出的结果都看爸爸的,并以爸爸打出来的数字为准。爸爸不但算盘打得好,还练得一手“袖里吞金”的速算本事。好算盘,袖里吞金,这两样能力,对他成人以后在做买卖的交易中作用很大。
三 成年
大概到十七八岁,爸爸出徒了。出徒就有薪水了。
干了些年以后,爸爸到了成婚年龄。
爸爸人长得漂亮。白皙的皮肤,长圆脸,两道略带上挑的英雄眉下面一双略带上挑的双眼皮的眼睛,很是精神。高挺的鼻子,嘴巴也很生动,一口洁白整齐的三十四颗牙齿,谈笑起来非常好看。自己有了工作,成了柜上的伙计,着装也讲究,每年还可以手提礼盒回家探亲,看父母,看望姥姥姥爷。爸爸的姥姥家和我的姥姥家同在一村,相距很近。我的姥姥家在前街,爸爸的姥姥家在紧挨我姥姥家的后街。
爸爸进村去他姥姥家,要经过我姥姥家门前。我姥姥家门前是个宽敞的街面,又是个十字路口,那里经常是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休闲、积聚玩耍、聊天、做手工活的地方。尤其是村里的姑娘媳妇老太太们,常在那里做针线活。爸爸路过那里,人们就指指点点,嘁嘁喳喳的议论,说这是谁家的小伙长得这么漂亮。一来二去,人们就把我的妈妈——一个白皙漂亮的姑娘介绍给了我的爸爸做妻子。
爸爸结婚时二十七岁,生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时三十四岁,即使按现在来说,也绝对是晚婚晚育的模范。
成家以后,爸爸仍在东北,妈妈在老家侍奉公婆,他们分居两地。在分居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爸爸只能每年春节回家一次。这期间,他们育有两儿一女。直到爷爷奶奶先后去世之后,妈妈才带着三个孩子离开故乡去东北,一家人得以团圆。
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爸爸积攒了点钱,就投资组建了一个小型皮革加工厂。
工厂小,人手少,一个人往往身兼多职。爸爸是皮革厂的掌柜的,也是事务员,兼管财务、后勤,有时候还到伙房帮着提水。皮革厂生产销售状况不错,年轻的爸爸衣着也比较讲究,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马褂,手提文明棍,脚踏皮鞋。妈妈买了些首饰,成匹的买布(平纹布2元/匹),成打的买高筒丝袜,有时家里成箱的买台湾橘子。那些年是爸爸一生的鼎盛时期。 爷爷在世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亩地,爷爷靠给地主家看青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冬天没有庄家可看,就做“笼头”卖。所谓“笼头”,就是一种 用芦苇草和高粱杆之蔑皮编制的拱形大锅盖。这种锅盖很好,既能吸气纳气,散气也好,尤其是大火长时间蒸煮食物,很好用。
老家没有地,爸爸妈妈手中有点钱就回老家置买了八亩地。
办得好好的皮革厂,日本人却要来统治皮革,爸爸的皮革厂被迫倒闭了,只好又与他人合伙投资办了个小型的玻璃制品加工工厂。后来又因为煤炭缺乏,玻璃工厂也开不下去了。为了生存,借助玻璃工厂的场地和部分设备,几个人又办起粮米加工厂。日本人统治得厉害,粮米加工厂的境况不好。这期间,爸爸的身体也出了问题,连续三年生了三次病,一次六个月左右,三年病了十八个月,弄得爸爸心情很不好。
心情不好,外面生计又不好维持,爸妈商定回老家去。一九五零年秋天,爸妈带着二哥二姐和我三个孩子回到了故乡。那时候,大哥在沈阳住校读书还没毕业,大姐已于一九四九年初在开原参加工作了。
回故乡后,虽然爸爸的身体好了,心情也好多了,但生活却很艰难,而且后来越来越艰难。回乡时爸爸已经五十四岁,接近老年了。
四 老年
胶东是老解放区,早在我们一家人回乡二、三年前就已经土改了。我们回家,没有得到耕畜和任何农具,幸好先前买有八亩地,可以维持当时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不久,家乡就农业互助、合作了。接近老年的爸爸,整天和村里的人一起下地干农活。此时的爸爸虽然在务农,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算不上是农民。“少小离家老大归”,接近老年的爸爸,要从头学习农业生产,掌握农业技术,难度很大,尤其是体力,实乃不支。干农活对爸爸来说很是吃力。
没干过农活,年纪大,速度慢不说,自己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气力。我亲眼见得,爸爸在地里与他人一起锄地,别人快锄到地头了,爸爸才锄了一多半;别人锄到地头拄锄站着停下来休息片刻,爸爸还在后面加紧锄,累得满头汗,脱掉上衣赤膊锄,毛巾擦汗擦得湿透了。好不容易盼到快锄到地头,可以喘口气了,可是,其他人已经小憩完了,又回头锄下一垄地,爸爸又得赶紧追。爸爸就是这样半天半天的没有一丝喘息之机。
回到故乡后不久二哥和二姐先后考上了初中。建国初期学校少,全县当时只有一所初中,离家五十华里,条件也较差。学校要求学生主食从家里带粮食,每生每月交给学校四十五斤玉米面。
我们那一带主食以面食为主。家家自己都有石磨,想吃什么面,粮食往磨顶上一倒,套上牲畜,让它在磨道里走就行了。土改前我家故乡没有人,前面说了,没分给我们耕畜。一家人回乡安家到处需要钱,两个孩子要读书,没钱买耕畜。每月一个孩子四十五斤玉米面,两个孩子就是九十斤。为了让孩子读书,这些玉米面,都是爸爸抱着磨棍推动磨盘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转磨道走下来的!磨好之后,爸爸把面放到独轮车上,推车步行送到学校,放下之后,转身就往回返,往返一百里地呀!除此之外,爸爸还要抱着磨棍推动磨盘一步一步地再磨出我们三个人的口粮。
艰难的初中二哥二姐读下来之后,他俩又先后考上了高中,二哥在莱阳一中读书,二姐就读于黄县一中。到外地读书费用更多。五十年代,一个普通的农家几乎同时期供两个孩子读书,实在很难。再难爸爸也坚持让孩子上学,并且说:“要饭吃也要供孩子读书!”为了供孩子读书,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节俭,妈妈把哪怕能值一分钱的东西都拿去卖了。那时候农村交易要到集市上去,这种交易大一点的集市才可能有收获。可供妈妈交易的集市离我家十华里。妈妈每次赶集都要在天蒙蒙亮时就起床,梳洗完无暇做饭吃,两个包裹系起来搭在肩上,前后各一个,两只小脚扭打扭打地赶到集市,席地而坐,等待人买。快到中午只花五分钱买块红薯吃。太阳偏西,集市上的人稀疏了,才往回返,冬天也是这样。有时候一天也卖不到二、三块钱,即使这样,每逢集日还得去,周而复始了好多年。
高中毕业后,二哥二姐又先后考上了大学。别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学爹妈发愁,我们家孩子考上学了爸妈发愁。妈妈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卖了,为了“要饭吃也要供孩子读书”,妈妈只好四处借钱,村子里能借的都借遍了,只能到外村找亲戚借。两只小脚扭扭哒哒走了好几里路到了姥姥家,进屋刚说明来意,姥姥就说,咱们村某某家孩子没读书,某某家孩子也没读书,都挺好的,你们家的孩子怎么就非得读书?读书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穿?姥姥一分钱没借给妈妈,反倒把妈妈数落了一顿。妈妈两手空空往回走,一路走,一路哭。正在一家人万般无奈时,大姐寄来了钱,这才令爸妈不再为难了,二姐也可以继续读书了。
爸爸一生爱学习,这种习惯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老年人爱学习思想就不落后,年轻人就愿意与之交谈。二哥读大学时的一个寒假里,有同学来家看二哥,在与爸爸交谈中,他惊讶地发现爸爸的思想能与时俱进,与年轻人没有隔阂,他说,大爷,您的思想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和您说话很高兴。
家里有个小的暗红色的皮箱,那是爸爸的文具箱。里面装有笔、纸等用具。其中有一本《十五音》字典,一本《女子白话尺牍》。读写中遇到不会写或者不认识的字,爸爸就翻看他那本字典。
那时候没有什么阅读资料,尤其是农村。遇到什么读物,哪怕是残缺不全的甚至只有半页,爸爸也拿来认真地读。不但读,有的还在上面加批注,之后,视为珍宝地保存起来。我至今还保留着年近七旬的爸爸生前读过的六五年的《农家历》的部分,页面上有爸爸亲笔书写“加强保存此物有些重要用途”的眉批。
爸爸六十一岁时患了高血压症。开始经常头迷糊,自己和家人都不知道原因。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知道是患了高血压。但是,那时候人们的保健意识很淡薄,医疗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差,尤其在农村,很少看大夫。大哥经常从青岛给爸爸带些脉通之类的治高血压的药。爸爸头迷糊,走路不敢快,有的时候还需要扶着墙或者什么东西走,回头时需要停下脚步整个身子向后转,病魔折磨得老年爸爸很痛苦。由于动脉硬化,后来发展到眼底出血,再后来脑溢血。一九七三年爸爸七十七岁,于七月十九日(农历六月二十)离开了我们,至今已经四十年了。
四十年里我经常想起爸爸,常常想得流泪。为释放思念之情感,如今,我给爸爸妈妈在网上建了个双人纪念馆,经常进馆看望二老,看看二老的慈容,回想二老的教诲,至今不忘,并将永生不会忘!
阿福 2013年6月23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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