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2001年，恰逢复旦大学对口支援西藏，时任复旦大学生科院教师的钟扬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后，又成为第七批援藏干部，先后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西藏大学校长助理等。

十多年间，钟扬先后15次自费进藏，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在林芝、日喀则，在那曲、阿里，都留下了他和学生采集野生植物标本和DNA样品的影子。高原生活的种种困难，只有钟扬自己知道。刚到西藏时，钟扬花了整整5年来克服高原反应，后来体检时，他发现高原环境还是对自己的心肺功能造成了损伤。尽管如此，钟扬每年仍要去西藏大学工作150天以上。有时，他一天要在海拔相差4000米的两地工作。

为什么要去西藏？在钟扬看来，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多米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高山流石滩气候恶劣，但植物随处分布，极具研究价值。钟扬曾说，“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

“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钟扬曾说，植物最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

如何保护和研究西藏地区的植物资源？“培养出一支西藏地区的地方队伍显得很重要”。去西藏后，钟扬觉得，单靠一个人干不行，西藏的同行研究生物多样性有天然优势，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学科建设好。

收集植物种子是研究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一环，钟扬给自己的目标是，每个标本收集5000颗种子，而按照学术规范，两个样本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0公里。有时，钟扬一天就要走800公里，每走50公里，看见一个种子，赶紧收集那几个，装上麻袋，然后开车去另一个点。

有一次，钟扬发现了一种和平原上的毛桃完全不同的西藏毛桃，他想办法采摘了两麻袋毛桃。为了把这些毛桃核完好无缺地取出来，他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去啃毛桃，5000颗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洗净。

钟扬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他认为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虬劲。援藏期间，钟扬的实验室培养出了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西藏大学也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钟扬曾说，他的梦想是把西藏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

因为研究领域类似，都做青藏高原植物研究，都在西藏工作，且年龄也差不多，中科院昆明植物园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平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与钟扬相识。杨永平告诉南都记者，他和钟扬早年曾合作研究青藏高原植物，2007年至2012年间，他们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他主要在藏北，钟扬主要在藏东南。在杨永平眼中，钟扬是个身体很好、知识面很宽、非常善于表达的人，“他钟情于西藏”。他说，除了采集种子，钟扬还做青藏高原的植物适应、演化研究。

杨永平是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科考生物生态组的牵头人，他告诉南都记者，如果钟扬没有去世，也会参与到青藏高原二次综合科考中来。昨日下午，杨永平得知钟扬突然离世，非常遗憾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