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到台湾作家席慕蓉的一段往事。

　　小的时候，她最喜欢唱李叔同的《送别》，而她一向严肃的父亲有一天忽然要她唱来听。受宠若惊的慕蓉于是认真唱起来，但只有一句，就被父亲打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不是长城外么?”席慕蓉说歌词本来就是长亭外么，说着要给父亲找曲谱来。父亲却根本不看，只是懊丧地离去，口中喃喃自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唱的是我们老家。。。”

　　席慕蓉的老家在长城以外。

　　当时看这段故事，只是匆匆，而当在外面漂泊了多年以后再读，忽然热泪满眶，终于明白对于一个离开了故乡的中国人来说，这段文字怎样的让人情何以堪。

　　邓丽君的老家，其实离长城也不远的，她的父亲邓枢为，是河北省大名人。

　　如果说荣誉和喜爱，邓丽君，大概是那个时代的歌手中所获最多的了。打开日本纪念邓丽君的网页，扑面而来的，是日本歌迷们对特蕾莎.邓(邓丽君英文名)的爱称– “亚细亚的歌姬”。

　　这个称呼不能直译，因为日文中“姬”的含义与中文不同，是“公主”的意思。

　　歌坛上的“亚洲公主”，是歌迷们给邓丽君最贴切的评价吧。

　　曾问一位日本“中华艺能”的歌手，为何歌迷对邓丽君的喜爱长盛不衰，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补充道：“美国人可以征服世界，用枪，中国人也可以征服世界，用邓丽君的歌声。”这和为邓丽君《爱人》一歌作词的日本音乐家荒木丰久的看法不谋而合。荒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因为邓丽君的性格中，有着日本女性已经没有了的那种清纯和温柔。”

　　也许，这就是中国女性传统的性格，在八十年代打开国门的时候，无论邓丽君还是席慕蓉，都曾让我们这些故宫角楼下长大的中国人，产生极大的惊讶。

　　清纯和温柔的邓丽君幸福么?

　　邓丽君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于旅行中因支气管哮喘病突然发作，又没有携带常用的药物，未及送院即香消玉殒，逝于泰国清迈，时年42岁。

　　次日，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木塔卡西正在推敲写给她的新歌《勿忘》，忽闻噩耗。“这支歌本来约好由她来日本演唱的，假如在医疗设备先进的日本，也许就不会死吧。我写这支曲子拖了半年，如果能够按期完成的话。。。那些天，我每晚酩酊，无法排遣对她的负疚。”

　　没有人怀疑三木和知道这消息后沉浸在悲痛中的歌迷们的深情，也有人探询– 邓丽君死前，最后唱的是哪一首歌?

　　邓丽君的最后时刻与歌无关，已经艰于呼吸的邓丽君，在最后的时候，始终在艰难而痛切地呼喊的是– “妈妈”。

　　邓丽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依恋，只有妈妈。

　　邓丽君所要的，不是朋友们可以给她的。

　　熟悉邓丽君的朋友这样评价她 –邓丽君的一生，单纯而平凡。一如邓丽君自己曾对好友林青霞说过：“我的出身很贫穷，可是我从来不羡慕豪门人家。”“我刚刚出道的时候老是盼着出名，那时因为家里的生活艰难，只希望多赚些钱来补贴家用。”单纯的邓丽君，容易快乐，也容易满足，然而，她的一生都在寻找着一样东西，却始终不可得。

　　那就是一片属于邓丽君自己的归宿。

　　邓丽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没有结过婚。死于清迈时，身边的男友将她送上救护车，自己竟去回房安睡。邓丽君的一生，有据可查的恋爱有六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却红颜薄命，每次都以伤心结束。屡次受伤的邓丽君，却一一原谅负心的男友，连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

　　也许，只是为了曾经有过的那份温暖。

　　只有当我们深入她的世界才会发现，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亚洲公主，长着清秀娃娃脸，宛如邻家女孩儿的邓丽君，一生都在流浪中度过。荒木丰久这样评价她：“作为人，作为一个女子的邓丽君，其实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许也是对她自身哀伤的抚慰。”

　　繁花之后，是一个漂萍一般的邓丽君，她对家的那份深情渴望，无论歌迷们怎样爱她，都没有办法满足的。

　　而邓丽君对家的渴望和失落，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到金门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广播。。。”

　　这是邓丽君在台湾国民党军马山广播站向大陆广播时固定的开始语。这也是大陆开放初期对邓丽君的歌曲采禁的真正原因。至于所谓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的说法，则不值一晒，在出境的时候签那样的字，不过是两岸都在政治挂帅时代，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已。

　　看到这里，或许有些朋友会感到黯然，对于歌手的邓丽君来说，政治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其实，谈邓丽君，是无法避开政治的，邓丽君在政治上的所为，正是她与大多数艺人不同的一个方面。

　　“籍贯河北省大名市，出生于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

　　邓丽君这样的身世决定了她同时深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喜爱，却又深陷两岸分裂的政治漩涡不能自拔的命运。邓丽君的父亲抗战中从军报国，是黄埔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下级军官，1949年从营口随军撤退台湾。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中，出入皆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兵，不免让对祖国的思念与爱恋深植于幼年邓丽君的心中，并伴随了她的一生。然而，这种背景也同样注定了邓丽君的政治立场。毫不奇怪– 她本来就是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后代 –不过，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军人的后代。她从小所知道的“中国”，就是那面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国，如果说有些艺术界人士是无意间卷入政治漩涡，那么邓丽君则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邓丽君在台湾期间，热心于为国民党军作劳军演出和军中广播，甚至她去世后国民党方面曾专门派现任代主席，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伯雄为她的棺椁覆盖了青天白日旗。

　　邓丽君自己承认，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响。所谓眷村，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家庭。而国民党军的军人，今天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他们一样有自己的亲人，一样有好人和坏人，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国人罢了。而他们的军人身份，出入于生死之间，又使眷村的相当多事情，同样能够让大海这一边的人为之感动。

　　比如，有个长在眷村，和邓丽君背景相似的台湾空军子弟曾经这样记述小时候的事情–那时每天眷村的小孩儿都到村口去等大人下班回来，他们的爸爸多是台湾空军的飞行员。其中，关艾丽(飞行员关永华的女儿，关永华在一九五六年失事身亡)也和他们一起去。孩子们就笑她，说你又没有爸爸要等，来干什么呢?这时，交通车上下来的飞行员蔡冠伦听到了，马上走过来，一把抱起关艾丽，说：以后你每天来接叔叔好不好?

　　虽然蔡冠伦后来进入了黑社会，成为台湾四海帮的老大，是正人君子心目中的所谓社会渣滓，而这一瞬间的蔡冠伦，赢得了我这个局外人永恒的尊敬。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邓丽君，对于这些阿兵哥，和他们忠于的那面旗帜，是怎样的心态，当可以想象，也可以想象如果看惯了戎马父辈的邓丽君，看到今天的台湾的兵们对阿扁“你是我的巧克力”的谄媚，又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邓丽君活到今天，她会是怎样的呢?她的闺中密友林青霞怎样做的，已经让我们略可想象了。

　　小时候得邓丽君酷爱照相，这是她自己跑到附近的照相馆所照的照片，还摆出了一个蛮大人的姿势

　　其实，写邓丽君和政治的关系时，依然给人一种心中澄净的感觉。因为，和大多数涉及政治的人不同，邓丽君从未利用她的政治活动中捞得什么好处，只是一次一次尽着她从心底认为“爱国”所应当尽的义务。邓丽君之于政治，一如她的歌声一样单纯。只是，歌声可以随心而转，而政治，对于单纯的邓丽君来说，带来的只有一次一次的伤害。

　　讲政治对邓丽君的伤害，并不是泛泛而谈。而伤害她的不仅仅是政治。

　　发生在1979年的护照案对邓丽君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台湾艺人为了出入境方便都购买一本外国护照，邓丽君也用有一本印尼护照，本来这已经是心照不宣事情，却突遭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此事背景复杂，和邓丽君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过于走红有极大的关系。这时，日本拒绝她入境，台湾又借口她逾期不归拒绝她回来(也可反证邓丽君“特务”身份的有名无实)，大陆以当时的环境又不能去，邓丽君四顾茫然，几乎无家可归。她只好在香港安顿下来，努力发展–而邓丽君当时不懂粤语，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她性格坚韧，终于克服困苦重新走上成功之路–这时，台湾方面看重邓丽君的影响，大开绿灯劝她回台，把她作一张政治牌来打;而日本，又以歌迷的压力而一反初衷，请邓丽君回日本发展。

　　人情冷暖，大概这数年间邓丽君已经体尝遍。此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末最终失去了回归大陆故乡的希望，使邓丽君颇受打击，她的身体日益衰弱，而旅居在外的生活，只能让这种衰弱越发严重。

　　也许，这就叫做魂魄无家。

　　对最后十年的邓丽君来说，家在哪里，实在是很难清楚表达的事情。

　　大陆。邓丽君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召开一次演唱会 –“在露天，买不到票的观众也可以听到”。但是，这个愿望由于政治原因终于未能实现–而这个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邓丽君的政治立场和她坚持的信念。从一九八五年，中国青年报上就登出了邓丽君的照片和介绍，邓丽君的粉丝，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大陆的人们，是很遗憾她没能过来的。

　　大陆从未谋面的故乡，邓丽君是望而却步的。

　　台湾。生在台湾，但生命最后几年的邓丽君似乎并不太愿意回台湾而宁可在香港，法国等地辗转。有人说这是1979年邓丽君因“护照案”返回台湾时，被台湾当局以“逾期不归”为名拒绝入境有关。而我的看法，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外省人”的邓丽君不可能没有觉察。邓丽君最后一次回到台湾，是1994年，参加《永远的黄埔》晚会。今天的“中华民国”，只怕早已不再是邓丽君幼年时热爱的那个中华民国了吧。

　　故园，或已不是当年的故园。

　　日本呢?那里有无数邓丽君的歌迷，也是她演艺生活最集中的地方。1979年，因为“护照案”在日本深受欢迎的邓丽君被日本拒之门外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同时，尽管歌迷们的热爱让邓丽君感动，那里终究不是自家的地方。邓丽君在日本的签名，始终不忘用中文来写，虽然，日文中没有“邓”这个字给她带来不少麻烦。

　　一如巴黎美国，良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

　　邓丽君，只有继续流浪，无论身，还是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邓丽君在台北金宝山的墓地，台北的天气阴天居多，但奇怪的是每到邓丽君的忌辰，往往会变成一个晴天。难道，天也怜惜这个流浪的女儿?

　　2007年，日本决定为邓丽君摄制纪念性的电视剧，计划于6月杀青。当我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时，不禁动容。

　　那题目是 – 《特蕾莎.邓 –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 一时间，竟有一种莫名的哀愁占据了我的心 –邓丽君，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家在山的那一边，还是在海的那一边么?

　　胡不归去? – 我能归向何方?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也是邓丽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首歌。然而，歌中让人感觉最痛切的，还是她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和无法归去的忧伤。

　　狭义上邓丽君热爱的，也许是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而广义上，她所爱的，更是这片我们共同的土地。旗帜可以变化，这在老百姓的眼中也许并不怎样重要，而这片土地万古长存。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邓丽君的爱国，也不是邓丽君的政治立场，说这些我感到词不达意，我想说的是–

　　大人们把国家造成了两片，海的这边一半，海的那边一半，却让一个小小的女子来承担这其中的伤痛，是邓丽君的不幸，又是何等的不公平。

　　对邓丽君这首歌，我们也可以忘掉其他的歌词，只记住邓丽君唱得最动情的那一段–“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山的那一边。”

　　这已经足够。

　　忘不了的何日君再来，忘不了那最后声声对妈妈的呼唤。

　　也许，对那份清纯温柔的追忆，对那份无助伤痛的同情，也是邓丽君逝去十二年后，依然有这样多中国人念着她的原因之一。

　　邓丽君，孤独的中国女儿，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