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更多地从个性角度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如果撤销《出版管制法》，那“将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23]。管制法令在出版界就像一个刽子手，在进行一场大屠杀，不仅杀死了普通的生命，而是杀死了理智，其“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24]。弥尔顿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历史上不实行言禁的国家的文化是繁荣的、进步的，而有严格言论限制的国家的文化则是封闭的、止步不前的。然后他又反驳出版管制的无理性与非法性，提出法律并不能起到禁言的作用，但人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理智判断书的好坏，禁恶书同时也毁灭了对善的认识，因而要提倡兼容并包的读书方法，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来颁布这样一项出版管制法。

　　接下来，弥尔顿又说“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娱乐活动”[25]，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而说明言禁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再加之许可制检查员的品质，因而管制法令“首先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侮辱”[26]，“对于健在的明达之士说来是一个莫大的侮辱，对于已故的贤者流传后世的著作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害，对整个的国家都是一种污蔑和损害”[27],“对我们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28]。弥尔顿不断强调出版许可制“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29]，不但没有任何好处，而是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弥尔顿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受西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影响甚为深厚，自然法学派主张天赋人权，自然法“赋予人类一系列普遍的、永恒的自然权利，即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30]且“人的本性应当得到合理发展”[31]。他不断地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甚至宗教学中来寻找自己观点的理论支撑[32]，以期自己的观点更接近民众及国会议员的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从而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可，达到最终废除出版管制的目的。

　　由于我国近代社会所处的形势和状况，我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的延续，梁启超更多地从政治角度与社会责任使命上来阐述自己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与弥尔顿宣扬的个人追求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不同，梁启超把更多的关注放在报业界上。他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33]。“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34]。梁启超认为国家应批准多设报馆，不仅各行各业要有行业报，“有一学即有一报”[35];而且为防止“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36]，还应办妇女报、孩孺报;至于出报时间，则从季报、月报到日报、半日报不等。若国家“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37]。

　　鉴于“去塞求通”之功用，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又写道，“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8]，因而报人、报馆对于天下万世之功罪是有责任的。梁启超将报纸对于国事的功劳片面夸大，认为“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39]，强调资产阶级舆论在革命斗争和政治中的作用。实质上，如同典型报道在大跃进、“文革”时期受高大全的政治宣传口号影响而发生异化一样[40]，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也因当时的政治状况和传统文化而异化。

　　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是建立在传统中国化的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解读的基础之上的，政治论、工具论色彩浓厚，追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比较弥尔顿学理化、理论化风格不同的是，梁启超更偏重于实践性和应用性。

　　从论述角度来看，弥尔顿重点在指责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危害，“重制度批判，忽略了制度建设”[41];而梁启超重点在指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利处。二人论据不同，论证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新闻言论出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