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回忆录
发布时间：2009-12-07 14: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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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天使
“深知慎处”
1941年秋的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找我去他那里谈话。他说，359 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蛮横无理，对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两个连长和排长枪决。因我兼兵团军法处长，他通知我要马上执行，我听后，吃了一惊，对此事毫无所知，怎能立即执行？我说，此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359 旅属兵团代管的部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得回去告知肖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这位部长回答说，不行！西北局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要执行！我仍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意见，我俩争执起来，谈了半天，没谈成，部长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莫主任，你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你这个主任还想不想当了？”我也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不当了，便骑马走了。回到兵团，我把此事告诉肖劲光、曹里怀等同志，肖劲光是西北局委员，他还不知道此事，他们也不同意西北局的决定。
延安城小，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出面找西北局的同志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光压是不行的，要调查，讲点道理。”后来毛主席也说话了，指示双方要进行调查。于是我和这位部长各带几个人，一起去延长县调查处理。路上走了两天，我俩一路没有话。到了延长县，我们召集有县党政领导同志参加的双方当事人开会，了解情况，双方都说是对方开的枪。我查看了县政府院内墙壁上留下的两个枪眼，像是“七九”枪的枪眼，县大队的枪均是“七九”枪，而359 旅两位干部背的是驳壳枪。我问开枪的距离，都说是离墙10米左右。我叫人用一张红纸贴在墙上枪眼的旁边，我站在离墙10 米的地方，用“七九”枪对准墙上的红纸打了一枪，墙上的枪眼与红纸上的枪眼基本大小一致。我又拿359 旅那位连长的驳壳枪向墙上打了两枪，其枪眼很小，与墙上原来的枪眼不同。这证明开枪的是县大队的人，而非359 旅的两位干部。这时，这位部长也无话可说了。我问他，怎么样？不是359 旅的人开的枪吧，还枪毙人吗？枪毙谁？他不作声，我又说：“算了吧，回去各自作检查好了！”他表示同意。这样，我们便回延安汇报，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救了两条人命。回来后，我写下了“深知慎处”四个大字，一直挂在墙上，成为警策自己的座右铭。深知，就是一定把情况搞清楚，了解事情的本质，不被现象所迷惑；慎处，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作到慎重处理问题也并不容易，往往会受到环境形势的压力和影响，这是需要有点勇气的，有时还要冒点风险。这件事也说明了在军政关系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事情上还闹得很僵。边区军政关系上存在问题这是有缘由的。
延安时期，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开始高岗在军委当科长，肖劲光是军委参谋长，肖对高不感兴趣。后来，高岗当骑兵团长、陕甘宁苏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局书记，官越当越大，掌握了边区党政大权，只差军权尚未到手。他虽然兼延安保安司令，但这只是千八百人的地方部队。当时边区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高岗一心想当留守兵团政委，但1939年秋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留守兵团司令，我为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岗继续活动要兼政委。一次肖劲光找我谈话说，留守兵团没有政委不行呵，最好请中央军委派一个来，实在派不出，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出一个人来兼呢？当时我想，没有政委确实不行，怎么办？中央已经考虑过，没让高岗来兼政委，不便再提了；上级派人来，看来一时也困难。不如让肖兼为好。于是，我并没和别人商量，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建议肖劲光兼政委，不到三天，毛主席下手令让肖劲光兼政委。这样，高岗的希望落空了，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
1939年9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突然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寒冬在即，留守兵团部队措手不及，衣食无着。朱总司令说，我没钱了，发不了饷。边区的主要领导者高岗又不给部队任何补助，军队的供给更加困难。平心而论，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却供养那么多部队、机关、学校，群众负担确实很重。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更加艰难。
但是，在部队衣食无着的情况下，边区一点也不管，一颗粮食也不发，也确是不正常。这里问题的实质是高岗在处理军政军民关系上掺杂了个人的情绪。这样边区的军政关系就不平静了，许多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仅就我经历过的事情就很有感觉。
1939年夏，毛主席《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主席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进门，他便问我：“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呵？”我听了吓一跳，真是摸不到头脑，忙回答说：“没有呵，主席把初稿给我，并写了信让我提意见，我阅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想再看，但叶子龙来电话收回去了。”主席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出版后不向部队传达呀？”这问题就更大了，我赶忙汇报说：“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要检查。”主席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我这才听出点原委。我问是谁报告的，主席说是高岗。我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便讲了军政关系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及对高岗的看法。主席静静地听着，有时“哦”了一声，没有说话。突然主席问我：“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主席的话讲得很慢，声音拖得很长。唉，怪了，主席的问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留守兵团呀！”“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啊？！”语音还是很慢很长。我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主席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后，态度严肃起来：“对了，部队住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东西，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我火了：“这是要挟中央！”我走时，主席送出门口，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多大年龄了？”“30岁”，“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主席的话，我一直装在心中，当时只感到高岗权力不小，心术不正。后来边区在一段时间里军政军民关系发生一些矛盾，其根本原因，即源于此。
至于后来高岗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恶性发展，搞反党联盟，这只能说明事情总有个发展暴露的过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在毛主席直接关怀领导下，在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抵御日寇侵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摩擦，参加边区建设等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对此，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评价说，留守兵团的工作，在西北局高干会后有成绩，高干会前也有成绩。当然，作为兵团主要负责人，我们也有错误和不足，在工作指导上也有失误的地方。但说到边区军政关系问题上决不是那么简单，肖劲光与高岗工作上存在矛盾，也不能笼统他说成是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矛盾。我认为，这段历史情况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
1941年秋的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找我去他那里谈话。他说，359 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蛮横无理，对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两个连长和排长枪决。因我兼兵团军法处长，他通知我要马上执行，我听后，吃了一惊，对此事毫无所知，怎能立即执行？我说，此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359 旅属兵团代管的部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得回去告知肖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这位部长回答说，不行！西北局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要执行！我仍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意见，我俩争执起来，谈了半天，没谈成，部长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莫主任，你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你这个主任还想不想当了？”我也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不当了，便骑马走了。回到兵团，我把此事告诉肖劲光、曹里怀等同志，肖劲光是西北局委员，他还不知道此事，他们也不同意西北局的决定。
延安城小，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出面找西北局的同志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光压是不行的，要调查，讲点道理。”后来毛主席也说话了，指示双方要进行调查。于是我和这位部长各带几个人，一起去延长县调查处理。路上走了两天，我俩一路没有话。到了延长县，我们召集有县党政领导同志参加的双方当事人开会，了解情况，双方都说是对方开的枪。我查看了县政府院内墙壁上留下的两个枪眼，像是“七九”枪的枪眼，县大队的枪均是“七九”枪，而359 旅两位干部背的是驳壳枪。我问开枪的距离，都说是离墙10米左右。我叫人用一张红纸贴在墙上枪眼的旁边，我站在离墙10 米的地方，用“七九”枪对准墙上的红纸打了一枪，墙上的枪眼与红纸上的枪眼基本大小一致。我又拿359 旅那位连长的驳壳枪向墙上打了两枪，其枪眼很小，与墙上原来的枪眼不同。这证明开枪的是县大队的人，而非359 旅的两位干部。这时，这位部长也无话可说了。我问他，怎么样？不是359 旅的人开的枪吧，还枪毙人吗？枪毙谁？他不作声，我又说：“算了吧，回去各自作检查好了！”他表示同意。这样，我们便回延安汇报，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救了两条人命。回来后，我写下了“深知慎处”四个大字，一直挂在墙上，成为警策自己的座右铭。深知，就是一定把情况搞清楚，了解事情的本质，不被现象所迷惑；慎处，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作到慎重处理问题也并不容易，往往会受到环境形势的压力和影响，这是需要有点勇气的，有时还要冒点风险。这件事也说明了在军政关系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事情上还闹得很僵。边区军政关系上存在问题这是有缘由的。
延安时期，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开始高岗在军委当科长，肖劲光是军委参谋长，肖对高不感兴趣。后来，高岗当骑兵团长、陕甘宁苏区党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局书记，官越当越大，掌握了边区党政大权，只差军权尚未到手。他虽然兼延安保安司令，但这只是千八百人的地方部队。当时边区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高岗一心想当留守兵团政委，但1939年秋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留守兵团司令，我为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岗继续活动要兼政委。一次肖劲光找我谈话说，留守兵团没有政委不行呵，最好请中央军委派一个来，实在派不出，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出一个人来兼呢？当时我想，没有政委确实不行，怎么办？中央已经考虑过，没让高岗来兼政委，不便再提了；上级派人来，看来一时也困难。不如让肖兼为好。于是，我并没和别人商量，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建议肖劲光兼政委，不到三天，毛主席下手令让肖劲光兼政委。这样，高岗的希望落空了，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
1939年9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突然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寒冬在即，留守兵团部队措手不及，衣食无着。朱总司令说，我没钱了，发不了饷。边区的主要领导者高岗又不给部队任何补助，军队的供给更加困难。平心而论，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却供养那么多部队、机关、学校，群众负担确实很重。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更加艰难。
但是，在部队衣食无着的情况下，边区一点也不管，一颗粮食也不发，也确是不正常。这里问题的实质是高岗在处理军政军民关系上掺杂了个人的情绪。这样边区的军政关系就不平静了，许多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仅就我经历过的事情就很有感觉。
1939年夏，毛主席《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主席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进门，他便问我：“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呵？”我听了吓一跳，真是摸不到头脑，忙回答说：“没有呵，主席把初稿给我，并写了信让我提意见，我阅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想再看，但叶子龙来电话收回去了。”主席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出版后不向部队传达呀？”这问题就更大了，我赶忙汇报说：“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要检查。”主席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我这才听出点原委。我问是谁报告的，主席说是高岗。我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便讲了军政关系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及对高岗的看法。主席静静地听着，有时“哦”了一声，没有说话。突然主席问我：“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主席的话讲得很慢，声音拖得很长。唉，怪了，主席的问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留守兵团呀！”“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啊？！”语音还是很慢很长。我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主席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后，态度严肃起来：“对了，部队住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东西，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我火了：“这是要挟中央！”我走时，主席送出门口，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多大年龄了？”“30岁”，“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主席的话，我一直装在心中，当时只感到高岗权力不小，心术不正。后来边区在一段时间里军政军民关系发生一些矛盾，其根本原因，即源于此。
至于后来高岗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恶性发展，搞反党联盟，这只能说明事情总有个发展暴露的过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在毛主席直接关怀领导下，在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抵御日寇侵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摩擦，参加边区建设等斗争中，做出了贡献。对此，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评价说，留守兵团的工作，在西北局高干会后有成绩，高干会前也有成绩。当然，作为兵团主要负责人，我们也有错误和不足，在工作指导上也有失误的地方。但说到边区军政关系问题上决不是那么简单，肖劲光与高岗工作上存在矛盾，也不能笼统他说成是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矛盾。我认为，这段历史情况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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