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照静 译 来源 一财网特约 2010-08-10 15:53

　　托尼•朱特(Tony Judt)乃煌煌巨著《战后欧洲史》的作者，评论美国外交政策、以色列民族国家和欧洲未来的政论作家，其犀利的风格使之成为里程碑式的公共知识分子。上周五，他在曼哈顿寓所撒手人寰，卒年六十二岁。

　　纽约大学发表讣告，悼念在此任教多年的托尼朱特。他死于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称卢格里格病，2008年9月被诊断患有此疾。数月之内，疾病使他至瘫，只能靠器械支持呼吸，而托尼朱特仍然继续讲课和写作。

　　他在《纽约时报书评》一月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多么有效啊，肌无力是没有言语的监狱。”

　　朱特生为英国人，受英国教育，但职业生涯中多年在美国大学任教，起初是战后法国思想史专家，多年来拥蹙法国式的知识分子及其参预意识。

　　朱特年少时是慷慨激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年坚信农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后成为“普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深刻怀疑左倾的意识形态、身份政治、也怀疑美国崛起而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他对欧洲逐渐发展的兴趣，包括对前东欧集团的兴趣，使得他在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丝绒革命中采取积极的角色;最终写成《战后欧洲史：1945年以来》(2005)，包罗万象，细节丰富，囊括英国和巴尔干半岛诸国的整个欧洲，以一个评论员的角度看来，具有“惊悚小说的节奏和百科全书的广度。”

　　朱特在《纽约书评》、《新共和国》、《时代周报文学增刊》和《伦敦书评》上屡有政治和时事文章发表。

　　哥伦比亚大学思想史教授Mark Lilla评价道，“他视野广阔，能放眼大局，而同时又直指事件本质，大多学界人士两边都够不上，只在中间徘徊，但托尼确能展示全局，又能解释历史与当下的联系。”

　　朱特全名为托尼•罗伯特•朱特，于1948年1月2日生于伦敦东区，在Putney长大。他的父母没有宗教信仰，是不沾染政治的犹太人，却鼓励他参加劳动党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主要是为多交朋友，他成为了犹太复国事业的狂热追随者，好几个夏天都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上工作，1965到1967年间还任该组织的秘书。

　　在《纽约书评》二月号上，朱特在自传中写道，“我是个理想的招募对象：敏于言辞、忠于理想、意识形态上不妥协的盲从者。”

　　朱特之后通过考试，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六日战争期间是以色列军队的外国援军，在新攻克的戈兰高地为其他志愿者担任翻译。然而，也就是在彼地，他失掉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趣，开始视以色列为犹太国家的侵略恶棍，把国家搞得完全“无政府主义。”

　　朱特返回英国，抛去了以前的信仰，对于在剑桥周遭挥之不去的激进政治浪潮，开始保持高度怀疑。朱特于1969年与国王学院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在巴黎高师学习一年，又重返国王学院，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一战后法国社会党的重新崛起，在法国以”La Reconstruction du Parti Socialiste: 1921-26”(1976)为题出版。1979年，他随之写出《1871至1914年间的普罗旺斯社会主义：对于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的研究》，1986年，他又出版《1830到1981年间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左派：对法国劳动和政治的研究》。

　　对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促使朱特进一步反思法国战后的思想史，因而在1994年写出《过去的不完美：1944年到1956年间的法国知识分子》，并在1998年出版《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二十世纪的法国》。

　　朱特决心与这些非意识形态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命运。雷蒙•阿隆和加缪都敢于批评苏联和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他对萨特和其他人的猛烈批判震惊了许多法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而他对其批判目标的判词则是“一代怀有不平的良心和怯懦的道德观的知识分子。”

　　朱特文笔流畅，叙事强如海涛，论战笔锋更盛，他的两部法国战后思想史论著确立了其作为历史学家的独特地位，即他能够在过去中洞见未来，使得其著作充满独特的时代感。逐渐，他的著述打通学科关系，广泛的跨学科兴趣则体现在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重新评估：反思被遗忘的二十一世纪》中。

　　他在2006年时接受在线媒体“历史宣告”的采访，认为“历史学家必须也是人类学家、哲学家、道德主义者，还需要了解他所研究时代的经济学。”朱特说道，“虽然学科界限都是人为划分的，当然也确实存在。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如何跨越这些边界，方能写出智者之言。”

　　1987年，朱特已在剑桥、伯克利、牛津任教，他又在纽约大学再执教鞭。1995年，他通过作家Erich Maria Remarque的遗孀Paulette Goddard的馈赠帮助建立了雷马克(Remarque)学院。在其管理方针下，雷马克学院成为欧洲研究的重镇，迄今仍负盛名。他对欧洲联盟的未来也极度怀疑，并于1996年出版手册长短的论战短篇《伟大的幻觉?：欧洲笔记。》

　　朱特前两段婚姻皆以离婚告终。他的遗孀是舞蹈批评家Jennifer Homans，育有两子，Daniel和Nicholas。

　　朱特对以色列的研究使他日渐极端化。2003年，他投身一场剧烈的论战，在《纽约书评》上撰文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合并国家，一了百了解决所有问题，以色列应该接受两国共治，世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平权的国家。

　　2006年，朱特本来应邀于曼哈顿的波兰领馆发表讲话，却突遭取消，原因众说纷纭，但或多或少来自于两个机构的压力，即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和美国犹太人协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反诽谤联盟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联盟总部设在美国纽约。负责对抗反犹太主义思想，针对反犹太人的不当言论作出封锁以维护犹太人利益。1913年成立。最初目的是保护被诽谤的犹太人，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公民和制止歧视。在全美国拥有百多个下级组织。

　　《新共和国》的文学编辑Leon Wieseltier在纽约观察家采访中谈到，当时朱特对于以色列的观点“足以使知识分子唾弃自己的偶像。”朱特一度是杂志社的特约作者，发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国治论后，被从刊头除名。

　　因一时一事一文而被从刊头中除去大名，朱特表达了些许的惊诧，称公众正义没有品位，滋味当然不好受，公众争议也刺痛了他。

　　朱特在2010年1月接受伦敦《卫报》采访时自嘲道：“如今，在纽约大学校园之外，我是个兔巴哥狂想症疯子，左派的自我憎恶的犹太共产主义者;在校园之内，我又是个典型的老牌白人男性自由派精英主义者。我太喜欢这样了，脚踏两只船实在让我舒坦。”

　　2008年，他被诊断患有肌无力。疾病从未延缓他的工作，也不能阻止他继续写作和教学。去年十月，朱特在纽约大学对700名听众演讲关于社会民主问题。他裹着毯子，坐在轮椅上，戴着呼吸机。讲演内容最终成书为《悲兮斯土》，企鹅出版社今年三月出版此书。

　　这是朱特生前的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告诉听众，一些美国朋友认为听他谈A.L.S一定是令人振奋。但他加了一句，“我是英国人，我们从来就不振奋。”

　　他对自己的疾病也毫不讳言。在一月份的《纽约书评》上，他写道，“比起其它致人于死地的大病来说，在健康不断恶化的过程中，我得的病还能让我自由思考，不适的程度也最轻。”

　　他怀古之情未减。在《悲兮斯土》中，他把注意力转向他认为十分严重的问题，社会民主信念的丧失，国家运用权力行善的信念的丧失，而正是这两者为二战后的欧洲各国带来繁荣昌盛。

　　在接受在线媒体《历史宣告》的采访时，朱特说“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为破坏而破坏，而是有能力讲述让人不安的故事，并且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带着这种不安生活，健康地、恰如其分地生活。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我们集体地知晓关于我们自身的真实，而不是集体地讲述关于我们自己的谄媚谎言。”

　　托尼•朱特的两部重要作品中译本《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已由新星出版社先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