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36年出生，共产党员，1951年城关完小毕业后，于1952年参加工作，先后在白杜、下麻束、曲峨等村担任小学教师，在近五年的教学生涯中，他认真教学，精心育人，起早贪黑苦读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著作。教学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他的个人学识也有很大长进。所有这些，使他很快在教师队伍中脱颖而出，1956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扫盲校长，刚到任不几天，又被抽调到县委文教部工作。1963年调团县委组织部担任组织部长。从文教部到团县委的近十年内，经历了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疾风暴雨般的大跃进；1959年拔白旗、插红旗和反右倾斗争；1963年开展的“五反”和后来的“ 三清 ”、“四清运动；一次又一次如火如荼的政治大风暴，使他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要使自己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不翻船、勇往直前不跌跤，必须谨慎言行，努力工作，不谋私利、洁身自净。以此践行自己的人生道路，不仅使他安稳地度过了重重关隘 ，而且在政治上愈为成熟，工作中在文笔方面的功底也更为凸显。1965年当他随团在外搞四清回县不久，就被任命为大宁小报常务副主编。从此他工作更加勤奋努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出刊发行了三十多期宣传大宁典型事物的大宁小报，受到了领导和社会的好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以他是旧县委安排到要害单位的保守派为由，把他拉下马，经过几个月的所谓清理流毒，又把他安排到宣传部工作。1972年12月父亲被认任命为通讯组长。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特长，认真撰写稿件，在不到二年的功夫，先后在省、地电台和报纸上，刊登和发表了三十多篇新闻通讯和典型报导等稿件，受到县委和地委通讯组的多次表扬。1974年父亲调宣传组任组长，其间，由于宣传部个别领导同少数人在利益互动的基础上，互相勾结，在宣传部不断挑起矛盾，甚至给有的同志添加莫须有的罪名，急欲置其死地。为此，父亲请辞领导调离宣传部。1979年11月被任命为广播局长，随即又将他抽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跟随县委书记李俊到各地调查研究。此时正是农村实行责任制的萌发期，父亲按照县委的要求，先后总结了山鸡圪岭、东南堡等几个生产队实行队为基础以户承包的典型经验，在全县推广后大大加快了全县农村改革的步伐。

1983年调县志办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在政府办工作的日子里，父亲坚守岗位、恪守尽责、积极协助县长和各位副县长行使政府职能，取得了显著成绩。此间，还被省政府聘为《山西经济年鉴》撰稿人。1986年调任县委农工部部长，在任职期间，他认真深化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杨家洪书记倡导的隔坡水平沟工程中，他参加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这一工程，受到了国内外有关专家的极大关注。1987年胡耀邦总书记来大宁视察，对此项工程作了肯定和表扬。

1988年调任县委统战部任部长。1989年被授予大宁新闻事业奠基者的称号。1990年6月调任县科委主任。1993年5月，县科委被评为全省棉花科研 承包集体三等奖。同年8月，58岁的父亲退居二线，就在这一年秋天，他长途跋涉，从山东为大宁调回二十多万株优质苹果树苗，解决了全县发展果树缺苗的问题，受到了县委书记李建荣的表扬，同时也为自己赚到了令人可观的一笔收入。1995年退休后，他不辞笔耕，仍然勤以写作。2000年，他主笔同许均民、曹生贵为大宁黄河总公司写了一部30万字的公司发展史。2009年从我爷爷遗存的150多篇古体诗文中，整理编辑成《桑榆诗文集》，自己出资刊印成书，受到了社会人士的好评。他为爷爷的文集写的后记，被大宁文联主办的《昕水文艺》全文刊登。同年他又将自己几十年写作的诗作，编辑成《雅贤居小集》，刊印成书。与此同时，父亲又善着手撰写白杜村志。全志共分十三编，前已写出共约二十多万字。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勤以奉公、努力工作，为坚持正义，从不屈从权势。退休之后，也不清闲度日，为文学创作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