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上战场是在1937年的10月，我是教导总队第3团1营3连1排的，我们的团长叫马威龙，奉令赶赴上海八字桥一带增援抗日前线。当时我们还都流传着这么几句话“不讲吃，不讲穿，不讲当官，只想打败日本人;不把日本人打败，不结婚”，那时大家的士气都非常高涨。其实我们总队早在8月中下旬就到上海参战了，由于在淞沪战场上战局打得十分激烈，伤亡消耗太大，所以我们其中的第2团便接到命令于8月21日率先抵达上海江湾，23日参加了张华浜的抗登陆作战。“

　　老人缓缓地叙说着那那段仍深深烙印在脑海中的70年前的往事。事实上教导总队的第1、第3团到了11月初才抵达了上海。由于总队第2团在几天的激战中伤亡过半，后退至南京调整，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的总队长桂永清闻讯后，9月匆匆赶回国内，后又接到军政部命令将3个团调至湖南扩建成3旅6团制甲种师。11月初，总队主力才由此调入淞沪战场，直至11月6日抵达上海(另有一说是在11月5日晚)，接替67师在苏州河南岸阻击敌军的阵地防务。

　　“说起战争的残酷，我是身有体会的。来上海增援时，为了躲开敌人飞机白天的轰炸和袭击，直到了晚上我们才起程。从南京的尧化门上车，经过苏州，后转沪杭线，到达莘庄车站下车时，也已是晚上了。”

　　老人端坐在沙发上神情专注地与我们述说着，不时手还比划着，也许，对于初次上战场的张老来说，既有一丝害怕，一丝紧张，也有些上战场的兴奋和激昂。老伴端坐在他身旁，静静的倾听着，仿佛也被老伴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听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的风采。

　　“张老，能把上了战场后的情况说说吗?”我停下了手中的笔，插了一句。

　　“那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战争场面，刚到那里时，由于地处郊区，到处都是农田，坑坑畦畦，行军极其不方便，等到达指定位置(八字桥附近)时已经是半夜了。战斗是从6号开始打响的，从早上开始，日军的飞机就在上空频繁地低飞扫射，探查情况，我们部队为了避免暴露，过早地被敌军探查到部队的实力，没有过多地开炮还击，大家都憋着一口气，等待着时机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到了中午，战斗才逐渐激烈起来，飞机在上空投弹轰炸的同时，敌炮也开始了猛烈的射击，一时间，火光冲天，硝烟迷漫。刚开始时，我们的很多官兵们还都带扎上了有“敢死”字样的袖章，想在战场上多多奋勇杀敌，哪怕牺牲了，也算了为国尽忠了。”

　　说着说着，张永龄老人比划着当时扎袖章的肩膀，越说越激动。

　　“可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远超于我们，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陆续投入了战场，他们的步兵在这些优势装备的掩护下，逐步收缩我军的防线，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到了当天晚上，日军的飞机停止轰炸了，我们也开始调整了战线，把在白天光荣负伤的战士们撤至后方卫生所医治，看着那些前几天还生龙活虎，有说有笑的亲密战友打了这么一场恶仗，就牺牲在日军的飞机大炮下，悲痛的同时，更增添了一份誓死奋战的决心，坚决要把他们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

　　张永龄老人说到这，停顿了一下，轻啜了口茶水，平息了一下内心的激动，目光看着茶杯良久，双手握着杯子轻轻摩搓着，不言一语，似乎还沉浸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我也停下了手中的笔，静静地回味着老人话语。一时间，只听到电扇带来的呼呼凉风和窗外传来的喧闹的城市噪音。

　　“我们与敌人血战了4天，每个白天都是一场艰苦的抗击战，你来我往，反复争夺，斯杀拼搏，以信念，以决心，咬着牙根，顶过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的轰击，但哪怕就是如此，我们战士们仍然是士气高昂，每一次的轰炸，我们都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了9日下午5点，接到了上面下达的撤退命令，我们才中止了战斗，开始撤退。这短短的4天，虽然有效地延缓了日军的攻势，但自己也是伤亡惨重，大约有2000多弟兄都从此长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