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龙”艇射出的鱼雷在海中如同一道白练，直指“西京丸”的舷侧飞驰而来。可能是充盈大和民族性格中的冒险精神的体现，“西京丸”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做出了一招疯狂的举动。

舰长鹿野勇之进下令军舰立刻掉转航向，迎头冲向鱼雷！舵手赶忙转动刚刚修复的舵轮，舰尾水下巨大的舵叶似乎极不情愿地在改变方向，“敌军发射的鱼雷流星般地驰来，眼看我船就要被鱼雷炸得粉碎时，‘西京丸’又将船首转向正面，对准鱼雷驰来的方向，全速前进”。现代人对这一幕可能会非常的不理解，表面看起来，日本军舰“西京丸”似乎要加速自己的灭亡，实际这是当时近距离上规避鱼雷的最后一招，即《外国师船图表》所说的用军舰行驶时造成的浪花改变鱼雷的航向。

鱼雷在即将命中目标的一刻被“西京丸”船头扬起的浪涌推开，“福龙”射出的第一枚鱼雷在距离“西京丸”右舷仅1米的位置擦过。“西京丸”甲板上所有目睹这一经过的人都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这种规避鱼雷的方法实在是太冒险了，“这是躲避鱼雷最后的方法……操作稍有差错，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击沉”。

有关这次鱼雷攻击的情况，中日双方的史料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异。日方史料大都记载目击了一枚鱼雷的射击，而作为发射鱼雷一方的直接证据，“福龙”艇艇长蔡廷干却提到在射出第一枚鱼雷后不久，又射出了第二枚鱼雷。出现这种记载不一的原因，可以推测为，“福龙”的第二枚鱼雷是在“西京丸”尚未转向完毕时发射的，蔡廷干似乎意图以2枚鱼雷彻底至“西京丸”于死地，但是由于当时鱼雷在水中的驰行速度不高，当“西京丸”转向迎头躲开第一枚鱼雷时，第二枚鱼雷在距目标15英尺左右的地方抱憾错过，可能日方对“福龙”射出的第一枚鱼雷过于关心，而忽视了第二枚鱼雷的到来。

由于鱼雷艇内的空间狭小，除了安装进鱼雷管的鱼雷外，一般就再无其他预备，短时间内不存在再装填的可能，因而“福龙”艇首的鱼雷武备在两次射击后已经告罄。然而面对着迎头而来的“西京丸”，“福龙”艇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还是在继续前行，继续缩短距离。此时，“福龙”、“西京丸”已经距离到了200米以内，双方都可以异常清楚地看到对方舰上的所有情况，“西京丸”的火炮也以几乎100％的命中率在炮击着小小的“福龙”，就在这一片弹雨中，“福龙”艇中部甲板上的几处人员进出口打开了，一些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其姓名的水兵来到甲板上，努力地跑到甲板上，用安装在前后司令塔顶部，以及烟囱附近的几门多管机关炮向“西京丸”做着不屈的还击。

距离越来越近，“福龙”艇在几乎就要与“西京丸”撞上的一瞬间，管带蔡廷干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鱼雷艇突然向右急转弯，艇体出现大幅度的向左倾斜（航行中的船只，向一侧转弯时，会产生向另外一侧倾斜的现象），从斜旁背离“西京丸”而过，当两船的距离拉大到30－50米时，“福龙”艇甲板后部的可旋转式露天鱼雷发射管对准“西京丸”的左舷射出了一枚鱼雷！

如此近的距离上射出鱼雷，无论如何也应该能命中敌舰，“福龙”艇上响起了胜利的呐喊声。“西京丸”舰上，同一时刻很多人都听到了一声凄凉的大叫“啊！吾事已毕”，发出这类似于“吾命休矣”感慨的，正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近了，他不仅看到了激射而出的水雷，甚至还看见了对面鱼雷艇上中国水兵露出的胜利表情。这种距离上，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挽回躲避的余地，桦山资纪已经顾不上自己的言行是否失态，干脆闭上眼睛等死，“瞑目待毙”，耳畔是一片死寂。在这种死亡已成定局的时刻，人们已经没有了大叫哭喊的力气，只是默默等着死亡的到来。

一分钟、二分钟，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当到达第三分钟时，桦山资纪发现自己还活着，“西京丸”没有沉，鱼雷竟然没有爆炸！“西京丸”舰中又立刻腾起了一片劫后余生的欢呼，而已经发射光所有鱼雷的“福龙”艇则在懊恼中默默远去。

“福龙”号鱼雷艇在30－50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没能击沉“西京丸”一事，对于国人而言，无疑在感情上很难承受，这是黄海大东沟海战中距离北洋舰队最近的一次击沉敌舰的机会，可惜也含恨错过了。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历史著作还是坊间议论，提到“福龙”这次攻敌不果时，大都仍抱有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态度，因为缺乏对那个时代鱼雷兵器的了解，大都将鱼雷攻击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北洋海军的鱼雷官兵技术拙劣，甚至认为当时“福龙”艇的这颗鱼雷忘记了定深，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黑头鱼雷用来控制入水深浅的机构是连接在战雷头之后的深浅机。深浅机内有一套用于控制鱼雷发射深度的复杂系统，其主要部分是一块由3根特殊的弹簧支撑着的铜片，以及一根用来抵伸缩回铜片，借以调整弹簧伸缩度的定深“枢轴”。鱼雷入水后，海水从深浅机与战雷头连接部上的8个小型注水口灌入，对铜片产生压力，正常情况的下水压应该与弹簧抵撑铜片的力相当，如果入水过深，水压力超过弹簧的抵撑力，将铜片后压，则连带在铜片上的一套复杂的驱动系统将直接调整鱼雷末尾的升降舵，拉动升降舵叶向上，以使鱼雷向上浮，直到水压与弹簧的抵撑力相符。反之，如果入水过浅，水压不及弹簧的抵撑力，同样也会驱动升降舵，以使鱼雷下潜到定深位置。考虑到不同海域的海水密度不同，鱼雷下潜的深度也不一样，因而黑头鱼雷内给使用者提供了自己定深的机关，及枢轴，需要定深时用特殊的钥匙钳住枢轴的头向右转，根据计数轮的刻度来掌握所需要的深度。但是，可以用来旋转调定深的枢轴的头部，并不在深浅机的侧壁上，而是位于深浅机与战雷头相连接的横截面上，如果要调定深，需要把战雷头拆下以后，才能看到定深枢轴。因为定深极为麻烦，当时这种工作均在鱼雷的保养工厂内完成，运送上军舰后就不会再去调整定深。

试想，如果真的像某些现代理解说的那样，“福龙”鱼雷艇应该更改定深。那么海战场上将会出现一个异常荒唐的景象：鱼雷艇高速逼近敌舰后，舰长下令调整定深，水兵们将装填在鱼雷管内的鱼雷退出（暂且不管鱼雷艇上是否有空间可以来做这样的工程），再费力松开连接螺栓，将战雷头拆下，然后调整定深，之后再将战雷头装上、鱼雷重新填入发射管。等这一套流程做完，恐怕不是目标已经消失，就是自己已经艇毁人亡了。

造成“福龙”艇鱼雷失的的真正原因，从技术角度来看实际相当简单。当时的鱼雷入水后，通常都要经过深浅机的一番上下调整，才能够到达预定定深，这段时间里鱼雷在水中运动的路线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曲线，直到经过100多米的航行后才能基本调整完毕，开始在预定深度上以直线行进，“福龙”艇在距“西京丸”30－50米距离上发射的鱼雷，显然还没来得及经过调整航行阶段，就已和目标相遇了。以“西京丸”的吃水而言，鱼雷即使在“乍起乍伏”的行进状态下，命中的概率仍然很大，蔡廷干之所以在近距离上下令发射，可能就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而且此举也会避免射程过远而带来的航向偏差。然而“福龙”发射艇尾鱼雷时，艇体刚好经过了大旋转，出现严重的左倾，这样可能导致了鱼雷发射角度过低，入水过深，借助升降舵上浮所需时间较长，以致从“西京丸”船底经过后，仍然还未能上浮起来。

对此，“西京丸”在战后所作的分析也是类似观点：“鱼雷从我船下通过，在七、八分钟以后，出现在我船右方的海面上，接着又沉没下去。终于保住了‘西京丸’。原因是鱼雷发射以后要一度较深地下沉，至若干距离以后才浮出，触及敌舰而爆炸”。

“福龙”艇就这样抱憾地错过了击沉敌舰的荣耀，其后匆匆赶来的“左一”等鱼雷艇虽然也试图对“西京丸”展开攻击，但由于距离已经过远而作罢。15时30分，“西京丸”终于逃过了北洋军舰的追击，驶出战场修理抢救……据《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记载，“西京丸”在海战中共消耗120毫米口径炮弹42枚，机关炮弹189枚，退出战场时还存有120毫米口径炮弹108枚，机关炮弹1011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