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军”政治委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38军首批入朝参战。

　　为熟悉敌情、地形、民情，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率先遣队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进至朝鲜的满浦，受到朝鲜人民军后方基地负责人吴挺少将接待。

　　“吴挺向我们详细介绍情况后，请求我军派部队火速赶往熙川以北的狗岘岭，抢运出人民军撤退时未及时运出的3个师的全套装备、一个大型工厂和武器库。”刘西元回忆。

　　刘西元与军长商量后，立即令先遣队乘汽车前往狗岘岭，同时急令前卫113师339团、338团火速渡江赶往110公里之外的狗岘岭。该部在车辆被敌机击毁情况下，改为徒步前进，他们冒着风雪于第二天深夜先敌占领狗岘岭黄龙洞军械库。在朝鲜人民军和群众的配合下，胜利完成了武器装备和军工厂抢运任务。

　　入朝第一次任务就完成得如此出色，让38军全体将士对即将到来的血战充满信心。

　　然而不久，38军却因在第一次战役中贻误战机，受到彭德怀的严厉批评。“我们误将熙川守敌南朝鲜军一个营当成美军一个"黑人团"，致使攻击命令迟迟未下，造成熙川守敌脱逃。”刘西元回忆。

　　第一次战役刚结束，刘西元、梁兴初收到彭德怀司令员、邓华、洪学智副司令员联名签署并报军委的电报，严厉批评38军在打熙川、穿插军隅里、新安州作战中贻误战机的错误。

　　“对这样的批评，我作为军政委，深感懊悔与内疚。”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虽然已是耄耋老人，但刘西元当年的焦虑情绪仍然如在眼前，“我彻夜难眠。这样的战争，我们第38军以前可是从未打过啊。”

　　从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的烽火硝烟中走来的38军，战功赫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这一场失利，刺痛了所有指战员的心。

　　38军党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一声不吭，局面势如寒冬。刘西元带头站起来，说：“这一仗没有打好，梁兴初作为一军之长固然有责任，我作为军党委书记、军政治委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应当分担，关键是要在以后的战斗中打出第38军的威风来。”

　　政治委员的一席话，如一股暖流，会议的沉闷气氛顿时得到了扭转。

　　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在刘西元和梁兴初的一再请战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将围歼德川境内的李承晚伪7师的任务单独交给38军。

　　根据出国第一仗失利的经验教训，刘西元和梁兴初运用先远后近和先侧翼迂回、后正面攻击的战术，指挥部队向敌发起攻击。第112师从1950年11月25日16时30分起向南猛插，于26日5时占领德川西面的云松里等地，切断了李承晚伪7师西逃之路。

　　11月26日，刘西元和梁兴初命令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两次企图突围，均未能得逞。激战至晚上7时，德川之敌大部分被歼，还俘虏了美军顾问团上校1名、中校1名、少校5名。

　　被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的松骨峰战斗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著名作家魏巍据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根据战局的发展，志愿军总部适时命令38军向敌纵深迅猛穿插。28日，38军113师及时抢占了三所里地区，卡住了敌军南撤的咽喉，并在随后数日内顽强阻击，守住了阵地。二次战役由此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38军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11月26日，毛主席发来电报，祝贺德川方向取得的伟大胜利。12月1日，彭德怀总司令亲自起草电报，传令嘉奖第38军。嘉奖令指出——

　　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

　　此次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致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38军万岁！

　　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

　　彭总在电报的结尾重重地加上的这句“38军万岁！”让38军从此有了“万岁军”的美誉。

　　据说，彭德怀嘉奖令起草好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个副司令员对“万岁”这个称呼提出了异议。

　　“他们认为，在汉语中，"万岁"一词是不能随便用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人物和事物才能用。”刘西元说。

　　几位副司令员建议把“万岁”一词换掉。但彭德怀坚持用“万岁”。

　　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梁兴初、刘西元接到彭总的嘉奖令之后，都流了泪。

　　1951年3月，四次战役尚未结束，志愿军党委通知刘西元，让他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回北京向军委汇报朝鲜战场情况。

　　抵达北京第一天，毛主席即电话询问总政副主任萧华：听说有一个叫刘西元的军政治委员刚从前线回来，就是打了大胜仗的那个军，我想找他来我这里谈谈，你明天下午3点把他找来。

　　刘西元回忆：“就寝前，萧华副主任电话通知了。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想到在朝鲜的38军全体指战员，为祖国，为世界和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荣誉，现在我代表他们向毛主席汇报，我该如何表达全体指战员的心情呢？”

　　第二天下午3时，刘西元随同萧华驱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魁伟的身躯伫立在门口等候着，我格外地震惊与不安。车未停稳，我就急忙跨出车外向毛主席立正敬礼："主席您好！"”

　　毛主席微笑着握住刘西元的手，仔细端详着，关切地问：“前线同志辛苦了！你这个人为何这样瘦呀？要请个医生来给你诊一诊。”

　　“谢谢主席关心。”刘西元的声音有点呜咽。萧华在旁介绍了38军的情况。毛主席笑着打断说：“知道啊，你们打了个蛮好的仗，名气可大啦！把美国佬打痛了，是不是？”萧华、刘西元跟着主席边说边走到屋里。

　　坐下后，萧华继续向毛主席介绍了38军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的表现。“好呀，胜利之军呀，打胜了美国佬。你们钻进美国人的后方，打了个大胜仗，但胜利之军容易骄傲的呢，你们不能因为打了胜仗就轻敌了，轻敌、骄傲，那是要吃亏的呢！”毛主席高兴地叮嘱刘西元。

　　“我们一定牢记主席教导，力戒骄傲！”刘西元激动地表态。

　　“你们在前方直接同美国佬较量了的，依你们看，这美国佬到底怎么样？”主席把话题转入到他最关心的问题上，刘西元坦率地向他报告：“部队刚出国时对美军没有底，后来打了几仗慢慢地有底了。美军最怕近战、夜战，最害怕我们同他们拼刺刀，甩手榴弹，抄他们屁股。二次战役，我们部队就是插到美军后面把敌人堵住了，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胜仗的。”

　　毛主席十分高兴，他激动地站起来，赞扬刘西元说：“好啊，这就是军事家，战略家。我们打胜仗的办法就出在这里头。美军装备好，仗着他的飞机大炮来欺负我们；我们的办法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把敌人调动开，分散开，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夜战、近战同敌人拼刺刀，拼手榴弹，敌人搞不过我们，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一股一股地把它包围起来吃掉。”

　　毛主席越讲越高兴，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朝鲜的山沟多，是我们屯兵的好地方。我们在井冈山、在延安都是靠山沟沟打败敌人的。解放战争时期，蒋委员长在南京、北京占了洋楼，我们在乡下钻山沟沟。到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钻山沟沟有出息。因为不到4年时间，我们就把那位蒋委员长从洋楼上给赶下来了嘛！”

　　当晚，毛主席设宴招待刘西元和萧华。吃饭时，毛主席详细询问战士在前方的生活情况。当得知由于敌机封锁，战士们有时几天饿着肚子打仗，长时间不能洗澡更衣，身上长了虱子等情况时，毛主席深沉地对刘西元说：“我们的战士太辛苦了。国内人民正在想办法帮助前方克服困难。我们的总理、朱老总他们，都在亲自组织群众给前方同志们做炒面、做干粮，你们在前方吃到这些东西没有？”

　　毛主席的一席话，让刘西元激动得抑制不住泪水。刘西元说：“请主席放心，前方的困难已经有了好转，大家对打败美国侵略者的信念十分坚定而乐观。为了保卫祖国，支援朝鲜，不少指战员在战场上同敌人拼断了刺刀，打完了子弹，就用牙咬、手抓，拳打脚踢，同敌人厮拼。有的抱着炸药，身上燃着烈火，与敌人同归于尽。”

　　毛主席听到这里，很有感触地对刘西元说：“我们的战士是不怕困难的，我们的人民是不怕困难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不怕困难的。战争不是我们想打不想打的事。杜鲁门把战争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嘛！你不打也得打。为了支援朝鲜，保卫我们的建设，我们硬是要把这场反侵略战争打赢，一直打到那位杜鲁门总统罢手为止。”

　　毛主席的这次接见，长达4个多小时。

　　不久，刘西元重返朝鲜前线，向部队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抗战中“救”过卫立煌

　　刘西元给人的印象是一员思想敏锐富有感召力的儒将，但事实上，他也打过许多硬仗，比方说平型关血战，再比如掩护卫立煌的白儿沟阻击战。

　　卫立煌是国民党“五虎将”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38年3月，日军在大宁一带发现了卫立煌部的行踪。坂垣征四郎立即派出飞机和步兵阻截。卫立煌迅速向115师求援。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了团结卫部共同抗日，指派刘西元在日寇必经之地白儿沟阻敌。

　　他们却只能给刘西元一个连的兵力。

　　刘西元靠着手中这个连从上午7时到下午4时，顶住了800余名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使卫立煌部得以安全转移。

　　战斗进行过程中，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白儿沟的战况，问：“那里阻敌的是几个团？”

　　“报告，只有一个连。”参谋说。

　　“八路军真能打！”卫立煌感慨地说。

　　沉思良久，他又说：“这个连恐怕完了。”

　　然而，卫立煌的预言并未应验。完成阻击任务后，刘西元带着这个连队凯旋，不仅毙伤敌人100多，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卫立煌当即给115师送去一大批子弹、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以示感谢。

　　“刘东元”声名远播日本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经营东北。刘西元改名为“刘东元”，身着便装，赴东北任中共通化地委书记。

　　刚到通化，国民党的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便找上门来。孙耕晓说：“中共必须承认我们改编的国民党公安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牌子理应挂起来。”

　　刘西元说：“东北根本就没有国民党的武装，要有就是汉奸；牌子，我们共产党没有挂，你们国民党也不能挂。”

　　气急败坏的孙耕晓迅速纠集公安队和一群土匪，趁苏联红军撤退之际，强占制高点，疯狂地进攻通化。刘西元一面严密防守，一面向梅河口的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求援。在万毅派出的一个团的支援下，国民党的反动武装被打跑了。

　　通过这件事，刘西元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站稳脚跟，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坚决消灭反动武装。

　　1946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10时，刘西元突然接到密报：通化的反动头头准备在大年初一凌晨3时举行暴动，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距离反动分子暴动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情况万分紧急。刘西元迅速派兵，将正在开会密谋的10多名头目抓来，刘西元发现，所抓的人中没有组织暴动的总指挥，于是意识到暴乱还会如期举行。果然不出所料，凌晨3时，市内骤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手挥战刀、棍棒、铁镐等凶器的日伪分子，冲进行署机关大院，一直冲到通化保安司令部附近。被抓获的反动头目也迅速活跃起来，形势万分危急。

　　在这紧急关头，刘西元一面指挥部队进行阻击，同时决定立即将被抓来的10多个头目就地正法，根除后患。在他指挥下，通化支队所属炮兵摧毁了反动分子占领的一处制高点。驻扎在郊区的第2团也开进市区。当天下午，通化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刘西元在通化打退敌人进攻和平息暴乱，产生了很大震动，并流传到国外。1957年，刘西元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日本青年联合会负责人还专门向刘西元打听“刘东元”的事，并问：“通化的"刘东元"还在不在那里？”

　　与青年工作结缘

　　刘西元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位出色的领导者，因此他与青年工作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加革命后不久他就在少年先锋大队当上了班长，后来又一直担任青年干事、团支书等。1930年，13岁的刘西元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瑞金红军学校当司号员、通信员和收发员期间，他经常被抽调到团支部去工作，并多次获演讲比赛第一名。

　　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很欣赏刘西元的才干。一次，刘伯承关切地问他：“我想让你担任党支部青年委员、团支部书记，怎么样？”

　　“首长，我……我恐怕不行吧。”这显然出乎年仅14岁的刘西元的意外。

　　“你这"红小鬼"还挺谦虚，不用推辞，就这么定了。”刘伯承果断地说。

　　1934年3月，朱德总司令到红军学校要青年干事，又一次相中了年仅17岁的刘西元。随后，他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直属队党总支青年干事。朱德预言说：“这个"红小鬼"将来能成为不错的儒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红军中的青年工作经历，更因为他本身的年轻和领导才干，刘西元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

　　毛泽东主席曾对刘西元说：“你对共和国的青年事业是有大功的！”

　　而红军总司令的预言也得到了验证，1955年，刘西元被授予中将军衔，时年38岁，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