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初将军的二三事
当时八路军及地方党组织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很少,女同志中更上是凤毛麟角。刘浩工作积极,朝气蓬勃,只见她穿一身可体的灰布军装,腰间束着黄皮带,匀称的身材,留着齐耳短发,脸色白里透红,明亮的双眼不时闪动着热情聪慧的目光,真是才貌双全,飒爽英姿。刘浩的上级和同级干部中,不少男同志倾慕她,但她觉得自己正值青春年华,好学上进,不想过早谈婚论嫁。当李琰同志给她介绍张仁初时,她开始也不同意。李琰说:“张副旅长是红军老大哥,参加过长征,是打腊子口的英雄,是咱们学习的榜样,这样的人不找,要找什么样的呢!”又说:“这也是组织和领导的意见。”刘浩仍然想不通。数天后,刘浩参加一个抗战形势报告会,只见主席台上一个军人正在作报告,洪亮的南方口音,风趣幽默的谈吐,加上形象的手势和动作,使大家听的聚精会神,还不时引发出会心的笑声。刘浩入神的听着,不由的赞叹:“这个首长报告太生动了,他是谁呀?”“他就是张仁初副旅长,有名的战斗英雄。作战勇猛顽强,敌人听见都吓破胆,外号“张疯子”,你还不知道嘛!”邻座的同志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告诉她。刘浩“哦”了一声,眼前一亮,脸上现出微微红晕。
第二天晚饭后,李琰约刘浩散步,迎面走来一位军人,“李大姐,吃过晚饭罗?”又是那洪亮的南方口音。“我来介绍一下,”李琰对张仁初说:“张副旅长,这是刘浩同志。”又对刘浩说:“这就是张仁初副旅长。”面前的张仁初中等偏高身材,穿一身草绿色军装,随已褪色却是干干净净,打着整齐的绑腿,面貌清秀,目光深邃,俨然一名标准的军人,略高的颧骨带着南方人的特征。刘浩很难把眼前这位清秀干练甚至有点文静的人与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的“张疯子”联系起来。“来到家门口了,走,到我那里坐一哈。”张仁初的话打断了刘浩的思路。他两人走进了一间不大的砖房。“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张仁初说着端来两杯开水。“请喝杯水,休息一下。”他们环顾四周,顿感耳目一新,东西不多,却非常整齐、干净,正面墙上挂着大幅军用地图,一张铺板上,草绿色棉被叠的方方正正,刚从腰间解下的驳壳枪挂在床头,长条桌上放着一部手摇军用电话机。刘浩心里对张仁初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1940年12月,张仁初与刘浩结婚,罗荣桓政委、赵镈和李琰夫妇都来参加婚礼。在简单的酒席宴上,罗政委举杯祝贺说:“这一杯,祝你们夫妻团结一心,白头偕老,革命到底。”大家喝完酒,罗政委单独给新娘子斟酒,举起酒杯,风趣地笑着说:“新娘子,以前我是张副旅长的文化教员,从今天起,我辞职喽。往后你就是他的老师了。给你一个任务,在一年之内,你包教他能读书看报,能写简单的文章。这个艰巨的任务,你同意吗?同意,就请干这一杯。”刘浩羞答答地站起来,和罗政委碰杯,一口把酒喝了下去。以后张仁初和刘浩互相帮助,张仁初不但仗打得更好,文化水平也明显提高。
1942年冬天,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张仁初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反“扫荡“的途中生的。是个女孩,取名康兰。有双重含义: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在革命军队的怀抱中健康成长。康兰出生后,从不哭闹,在挑筐里和马背上度过一个又一个行军的日日夜夜,在炮火硝烟中长大。后来,张仁初夫妇又陆续有了玉兰、胜兰、南征、海平四个女儿和红军、保军两个儿子。 和部下同甘共苦 张仁初的次子张保军回忆说:那是在上世纪的1962年,当时父亲离职休养,我们全家住在青岛。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家里只有爸爸一个人享受特供,妈妈和七个子女都按市民定量,因此生活上省吃俭用。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中年农民,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个叫刘德胜;另一个叫吕庆超。他们来到我们家以后,爸爸对他们象对待其他当领导的叔叔一样,非常热情周到。他们两位也毫不拘束,同我们全家一个桌子吃饭,和爸爸、妈妈谈笑风生,还在我们家里住了下来,简直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照顾他们,全家的生活都降低了标准。后来才知道,他俩是爸爸抗日战争时期的警卫员,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家当了农民,现在家里生活困难,就来找爸爸。几十天以后,在这两位叔叔临走时,爸爸还送给他们一些钱款和衣物。 事后,爸爸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在战争年代,有不少警卫员为保卫首长的安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活下来的,现在都当了干部,有的还当上了高级干部。这两个人,都是从抗日战争初期就给我当警卫员,他们不怕死能打仗。可惜在抗战胜利以后,没有选择留在部队,否则早就是级别不低的干部了。今天我们国家解放了,但不能忘记在战争年代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不论他现在的职务高低,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现在他们家里没饭吃来找我,我就对他们讲:有我张仁初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爱烟 战争年代,张仁初将军养成了抽烟指挥作战的习惯。解放后,好烟也成为将军最喜好接受的馈赠礼物。 入朝作战前,上海市政府给26军领导每人一件皮夹克,一支钢笔,几条好烟。别人均对钢笔和皮夹克情有独钟,惟有张将军把钢笔和皮夹克“晾”在一边,双手拿着好烟笑得合不拢嘴。